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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儒士与终南山

2017-11-27董永强

唐都学刊 2017年6期
关键词:终南终南山中华书局

董永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关中历史文化研究所,西安 710071)

【汉唐研究】

唐代儒士与终南山

董永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关中历史文化研究所,西安 710071)

终南山北接唐都长安。近山地带的寺院、道观、别业就成为唐代儒士习业、待考、守选的重要场所,也是文士们聚会交游的理想处所。对于儒士们来说,长安城和终南山成为人生之路重要的两个时段。进是追逐功名利禄的捷径;退是隐居终南,纵情山水,与佛老相伴的乐土。这为终南山文化名山美名增添了浓重的儒家色彩。

儒士;唐代;终南山

终南山不仅是山水名山,而且是文化名山,同时也是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发源地,而且还是佛教五大宗派的祖庭*净土宗祖庭香积寺、悟真寺,法相唯识宗祖庭兴教寺,华严宗祖庭华严寺、至相寺,律宗祖庭净业寺、丰德寺,三论宗祖庭草堂寺都处在终南山北麓。。众所周知,终南山地处古都长安左近。特殊的地理位置,山水资源以及历史渊源使得它与长安关系密切。无论经济、军事,还是政治、交通乃至社会文化,长安都与包括终南山在内的周边地貌息息相关。长安—终南山构成了唐及唐以前中华文明萌生、兴起、整合、发展、兴盛等不同时段历史演进的主要舞台,开创了华夏文明的长安时代*“长安时代”源自高从宜、王小宁《终南幽境——秦岭人文地理与宗教》,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因此,无论是对长安研究,还是对终南山研究来说,在地域空间、文化与社会意义上,将长安城与终南山视作一个整体,是探索两个地标真正意义的先决前提,也是目前学界研究视野拓宽后的新趋向[1]。

终南山与长安城之间,从东到西的近山地带,分布着多种形态的佛、道、儒文化遗产,区域文化多样而丰富,而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是评估终南山文化地位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指标。对于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方光华先生等曾提出有必要创建“佛教祖庭文化区”[2]。循着这条思路,笔者认为,以“文化区”的概念来研究终南山地区儒家文化资源,突破点式视野的狭隘性,从整体上进行全面考察,这应该是饶有趣味的。

“终南与清都,烟雨遥相通”*此句见李商隐《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终南山与长安城遥相对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不仅使终南秀色成为长安底色,也使终南山的文化意义更加耐人寻味。

若以文化遗存来看,终南山地区的佛教、道教文化遗存数量相对较多,香火不断,呈显性状态,研究也较多;而儒家文化遗存的数量较少,相对而言,呈隐性状态,研究较少。

儒家文化遗产应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属物的因素,即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儒家文化中有形资源的核心部分,包括文庙、书院及历代儒学名家的纪念庙宇、祠堂、故居等遗存,也包括其他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古建遗存;二是属人的因素,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儒家文化中的无形部分,包括历代儒家名人、儒家思想、儒家历史大事等在儒家思想与文化创造、传播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的无形遗产。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这些象征和代表儒家的文化因子在历史上与长安—终南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构成了唐以前中国政治史的中心场域,也形成了今天终南山地区与佛、道交融,同时又有别于佛、道的特色文化区。在这一特殊的空间区域内,它们与佛道文化既共存共生,又各异其趣。长安的底色是终南秀色,而儒、释、道文化则是终南山的底色。若要在真正意义上了解终南山的文化地位和文化价值,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存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同样不可或缺。本文选取历代儒家名人这一文化因子为切入点,尝试着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唐代儒士与终南山的互动关系。

一、终南山的地理范围

论及儒士与终南山的关系,必须首先厘定终南山的地理范围。终南山之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成书的《尚书·禹贡》。该书记述雍州山脉时提到“终南”[3]。《诗经》中也多次以终南山起兴。《诗经·秦风·终南》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诗中颂赞秦公祭祀终南山时的雍容。终南山有时也被称作“南山”。如《诗经·小雅·节南山》又有:“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又如《诗经·小雅·天保》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山海经》中也将终南山简称为“南山”。《诗经》中的终南、南山都是指周镐京之南的秦岭。终南山在典籍中有时也写作“中南”,如《左传·昭公四年》也有:“四岳、三涂、阳城、太室、中南,九州之险也。”[4]《汉书·地理志上》载扶风武功县东有太壹山,“古文以为终南”[5]1547。唐李泰《括地志》总结终南山的多种称呼时说:“终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脯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6]卷1此外,晋人潘岳在《关中记》解释中南之名的来由时称:“终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山。”由以上记载可见,终南山与秦岭有密切关系。

典籍中的终南山应有广中狭三义:广义指秦岭。《诗经》“节彼南山,维石岩岩”中的南山即指秦岭。中义指秦岭中段。东起蓝田,西至眉县,横跨长安、户县、周至三县。对此,《雍录》卷5《南山》条载曰:“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岐、郿、鄠、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7]狭义指山北及户县、长安境内山谷谷口地带。《类编长安志》卷6载:“终南山,在咸宁县南五十里,东自蓝田县界,西入县界石鳖谷,以谷水与长安县为界,东西四十里。”[8]本文所用终南山是指它的中义。

二、唐以前隐逸终南山的高士

秦末西初,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四人被后人尊称为“商山四皓”。《史记》《汉书》《高士传》中对其生平事迹略有记载。“四皓”原为秦博士,因年迈、避秦末汉初战乱以及刘邦轻慢儒士的态度等原因[9],隐居终南山。在刘邦易储之争中,张良献计吕后,求聘“四皓”,辅佐太子。《史记》记其事曰:

(汉十二年)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10]2047

又《太平御览》卷573引崔琦《四皓颂》曰:

昔南山四皓者,盖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东园公是也。秦之博士,遭世暗昧,道灭德消,坑黜儒术,《诗》《书》是焚[11]。

对“四皓”以太子门人的身份出现在自己面前,刘邦先是“大惊”,继而诘问“四皓”为何求聘数年,不仕己而仕太子。马上得天下的刘邦,晚年去武趋文,改变了自己以往轻慢士人的态度。实际上,此前他极力崇尚武功,轻视文士。他曾骂郦生“竖儒”[10]2692。与“四皓”一样,叔孙通曾为秦朝博士,原本穿儒服,因汉高祖厌恶,被迫依照楚人风俗,“变其服,服短衣”[10]2721。更有甚者,刘邦曾以儒冠为溺器*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原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馀,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索隐上所由反。下乃吊反,亦如字。溲即溺也。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参见《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2692页。。由此看来,“四皓”不仕高祖,归隐终南山主要原因是对刘邦“轻士善骂”的劣行极为不满,因此,即使晚年刘邦也曾求聘“四皓”,但“四皓”仍“恐而亡匿”。

值得关注的是,“四皓”的归隐并不像老庄那样真隐,而是暂时退隐。这从其将归隐地选择在终南山即可见一斑。终南山在汉都城长安左近。“四皓”归隐于此,可以说进退由己。因此,班固以为“四皓”“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定也”[5]3056。关于“四皓”归隐的具体处所,史籍记载略有不同。西汉扬雄《解嘲》中说:“四皓采荣于南山”[12]。这与《四皓颂》的记载一致,认为在南山。唐代李白《商山四皓》云:“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又有《过四皓墓》云:“我行至商洛,幽独访神仙。”[13]1852宋王禹偁《四皓庙二首》中也:“秦皇焚旧典,汉祖溺儒冠。万民在涂炭,四老方宴安。白云且高卧,紫芝非素餐。南山正优游,东朝忽艰难。”[14]659《汉书》认为在商洛深山。晋人皇甫谧《高士传》卷4认为“四皓”“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

商山、蓝田山都是终南山核心区域的一部分,而南山也是终南山的代称。因此可以说,“四皓”在终南山暂隐待仕,开启了名士儒生终南山隐逸风尚的先河,此后历代不乏其人。

东汉通儒马融早年受业于当时名士挚恂,游学于终南山中,研习儒术。《后汉书·马融传》云:“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也,将作大匠严之子。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初,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融从其游学,博通经籍。”[15]1953马融门徒四百余人,经学大师郑玄便是其中之一。

三、唐代儒士与终南山的关系

1.应试儒生习业终南山

唐代而言,帝都长安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是凝聚各方的枢要之地,而科举制的推行更使得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16]4941。终南山逼近长安,城南地带别业、庄园、寺院众多,环境清幽,适合儒士习业读书,考取功名。习业终南山的唐代儒士群体中,见诸诗文、史志者有如下几位:

阎防与薛据*阎防生平散见《元和姓纂》卷5、《唐诗纪事》卷26、《唐才子传》卷2;薛据生平散见《旧唐书·薛播传》、韩愈《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唐诗纪事》卷26、《唐才子传》卷2。:据《唐诗纪事》卷26阎防条载:“防与薛据在终南山丰德寺读书。”[13]2869丰德寺是佛教南山律宗祖庭,始建于隋,唐时兴盛。寺址在今西安城南约30公里终南山沣峪口东山坡上。天宝中,阎防曾于终南山丰德寺附近百丈溪结茅茨读书,有《百丈溪新理茅茨读书》诗行世。当时,薛据也在此修道读书。其《出青门往南山下别业》诗有:“旧居在南山,夙驾自城阙。”[17]

韦丹:据韩愈《韦丹墓志铭》记载,韦丹早年曾入终南山紫阁峰研读儒家经典,后参加科举考试及第登科。“入紫阁山,事从父熊,通五经,登科。”[18]

许稷:据徐松《登科记考》卷15许稷条下引《闽中名士传》载:“许稷挟策入关,遇舍人陈诩、四门助教欧阳詹、校书郎邵楚苌、侍御林藻在京师闽川举子,醵酒食,会诸先达。詹以稷乡人亲故,特与俱。……入终南山读书,三年出就府荐,遂擢第。”[19]

张仲殷:据《太平广记》307《张仲殷》条云:“户部郎中张滂之子,曰仲殷,于南山内读书,遂结时流子弟三四人。”[20]2434

卢元裕:据《太平广记》卷422卢翰条引《纪闻》云:“太守少时,尝结友读书终南山。”[20]3438

王质夫:据白居易《寄王质夫》有云:“春寻仙游洞,秋上云居阁。楼观水潺潺,龙潭花漠漠。”[13]4808-4809又《哭王质夫》云:“衣上今日泪,箧中前月书。怜君古人风,重有君子儒。”[13]4812王质夫是白居易的挚友,曾隐居仙游寺。该寺在今周至县南,终南山北麓。

李绅:《太平广记》卷27《唐若山条》云:“相国李绅字公垂,尝习业于华山。”[20]177李绅曾在华山结庐读书习业,因粮尽不得不下山寻粮,士子们窘困的读书生活可见一斑。

田卓:姚合《送进士田卓入华山》云:“何物随身去,六经与一琴。辞家计已久,入谷住应深。偶坐僧同石,闲书叶满林。业成续谒帝,无贮白云心。”[13]5670又贾岛《送田卓入华山》诗云:“幽深足暮蝉,惊觉石床眠。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边。坛松涓滴露,岳月泬寥天。鹤过君须看,上头应有仙。”[13]6689可知田卓曾在华山习业读书。

班行达:《太平广记》卷63《玉女条》云:“华山云台观……大历中,有书生班行达者……为学于观西序。”[20]391

张策:《北梦琐言》卷4《西岳神毙张簴》载:“张策早为僧,败道归俗,后为梁相。先在华山云台观修业。”[21]85

田秀才:马戴《寄云台观田秀才》云:“云压松枝拂石窗,幽人独坐鹤成双。晚来漱齿敲冰渚,闲读仙书倚翠幢。”[13]6506

华山云台观是唐代有名的宫观,来此游历、为学者络绎不绝。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13]2615、著名诗人孟郊*孟郊有《游华山云台观》两首诗,还有《游终南山》《游终南龙池寺》行世。参见《全唐诗》卷375,第4224~4225页。都曾来此游历。

2.落地士子待考终南山

唐代科举取士,四方士子云集长安,每年赴京应举者少则千人,多则二千多人,而每年录取不过二三十人,大多数人必然要落第。为考取功名,多数人要经过多次应试才能考中,每次往返路途遥远,费时耗财。因此,落第者中有的返归故乡,有的则寄居寺院、道观,一方面结友交游,一方面温习再试。据《南部新书》记载:

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馔,请题目于知己朝达,谓之“私试”。七月后,授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22]卷乙

其实,不独落第士子,普通赴京应举者也有习业长安寺院的情况。如窦乂。据《太平广记》卷243记载,义商窦乂年少时曾借嘉会坊伯父庙院习业[20]1875-1876。韩愈子侄。据《酉阳杂俎》记载:“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之,遂为街西僧院令读书。”[23]

除长安城中的寺院道观外,落第士子中也有人在终南山北麓近山地带的别业或寺院中温习读书。比如:

大历元年(766),十九岁的卢纶赴京应举,连年落第。《落地后归终南别业》云:“久为名所误,春尽始归山。落羽羞言命,逢人强破颜。交疏贫病里,身老是非间。不及东溪月,渔翁夜往还。”[13]3181表达了诗人苦闷寥落的心境。

杨祯和王建曾在骊山石瓮寺习业。《太平广记》云:“进士杨祯,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居旬余……”[20]2963又,王建《秋夜对雨寄石瓮寺二秀才》云:“对坐读书终卷后,自批衣被扫僧房。”[13]3432石瓮寺是唐玄宗题名的皇家古刹,始建于开元年间,寺址在今西安临潼(唐昭应县)骊山石瓮谷东侧的东绣岭山腰中。

林校书兄弟习业华严寺。孟郊《登华岩寺楼望终南山赠林校书兄弟》[13]4224《题林校书花严寺书窗》有“昭昭南山景,独与心相如。”[13]4234华岩寺、花严寺都是指华严寺。该寺是唐樊川八大寺之一,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祖庭,建于唐德宗贞元时期,寺址在今西安长安区韦曲东南少陵原上,紧邻终南山。

沈聿习业同州法轮寺。《太平广记》卷307云:“聿曾于同州法轮寺寓居习业。”[20]2429同州是唐武德时由隋冯翊郡改名而来,即今陕西大荔。同州法轮寺也属于华山区域内。

卢李二生习业太白山。据《太平广记》卷17卢李二生条云:“昔有卢李二生隐居太白山读书,兼习吐纳之术。”[20]119

3.守选官员候补终南山

在唐代,科举考试及第的举子不能即刻授官,必须守选数年。所谓守选,就是在家等候吏部的铨选期限。在守选期间,举子们也可以精勤修业。终南山与帝都近在咫尺,可以随时了解朝廷情况,又便于接受任命。因此,山前城南的寺院、道观、别业即可居住读书,又可交游会友,就成为这些及第守选举子候选的绝佳选择。《北梦琐言》载:

唐相国裴公坦,大和八年李汉侍郎下及第。自以举业未精,遽此叨忝,未尝曲谢座主,辞归鄠县别墅,三年肄业不入城。岁时,恩地唯启状而已。至于同年,邻于谢绝,文格乃变。然始到京,重献恩门文章,词采典丽,举朝称之。后至大拜,为时名相也[21]175。

裴坦及第后,在终南山下的户县别业隐居,精勤修业,“掩关勤苦”,终成名相。守选期间,他们悠游于终南山烟霞山林之间,休养生息。雍陶《送前鄠县李少府》云:

近出圭峰下,还期又不赊。身闲多宿寺,官满未移家。罢钓临秋水,开尊对月华。自当蓬阁选,岂得卧烟霞[13]5911。

终南山别业清幽,山水正好,本想久住,无奈朝廷任命已下,不得不动身赴任。韩翃《送田明府归终南别业》云:

故园此日多心赏,窗下泉流竹外云。近馆应逢沈道士,比邻自识卞田君。离宫树影登山见,上苑钟声过雪闻。相劝早移丹凤阙,不须常恋白鸥群[13]2755。

《大唐新语·隐逸》云:“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24]司马承祯一语道破卢藏用假隐终南山,沽名钓誉,博取高士美名,以求朝廷访聘隐逸,快捷入仕。

四、结语

终南山北接汉唐都城长安,群峰叠翠,丛林苍郁,清幽雅致,是文士归隐的乐土。终南山近山地带的寺院、道观、别业是唐代儒士习业、待考、守选的重要场所,也是文士们聚会交游的理想地点。寺观为士子们提供免费或低廉的食宿,使他们能安心精研儒术,并能与得道高僧、道长切磋,兼习佛法与道术。入仕后,在长安的名利场争斗而身心疲惫时,儒士官员们往往寄情山水,常悠游于终南山,把酒山谷,赋诗月下。致仕后,许多人又归隐终南山。终南山成为儒士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生活场域。儒、释、道在终南山下以这种方式互相包容,互相融汇,最终融入到文士们鲜活的生命个体之中。

[1] 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J].唐研究(九),2003:129-168.

[2] 方光华,等.论终南山“中国佛教祖庭文化区”的创意[J].唐都学刊,2009(2):21-26.

[3] 慕平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64.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246-1247.

[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47.

[6] 李泰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0:8.

[7] 程大昌.雍录[M].黄永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105.

[8]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M].黄永年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56.

[9] 徐卫民.四皓归隐商山的原因及影响[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3):1-3.

[1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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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1] 孙光宪.北梦琐言[M].贾二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22] 钱易.南部新书[M].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21-22.

[23] 段成式.酉阳杂俎[M].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185.

[24] 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7-158.

[责任编辑朱伟东]

ConfucianscholarsintheTangDynastyandZhongnanMountain

DONG Yong-qiang

(ResearchInstituteofGuanzhongCultureandHistory,XidianUniversity,Xi’an710071,China)

Zhongnan Mountain is quite near to the city of Chang’an, the old capital city of Tang Dynasty. The Buddhist temples, Taoist temples and villas near Zhongnan Mountain became the important places for Confucian scholars to learn, or wait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appointments and social gathering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For the Confucian scholars, Chang’an City and Zhongnan Mountain were two important periods of their whole life. Here it was not only a shortcut to pursue the fame and fortune, but also a paradise for living in seclusion, enjoying beautiful landscape, and keeping in company with eminent monks and Taoists, which added a heavy Confucian color to Zhongnan Mountain and made it famous for its culture.

Confucian scholars; Tang Dynasty; Zhongnan Mountain

K242

A

1001-0300(2017)06-0021-06

2017-02-0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一般项目:“终南山地区儒家文化资源研究”(RW140104)

董永强,男,陕西西安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北民族史和关中地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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