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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汤姆?琼斯》看“人治”

2017-11-24裴星悦

青年文学家 2017年32期
关键词:奥维人治布利

摘 要:《汤姆·琼斯》描写了一个弃婴的成长故事,以描写一对青年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加之多条线索,并最终成功结合的故事。本文以“人治”为切入点,将关注点置于小说中所体现的“人治”的具体理念和实施,思考这部作品给现代的人治所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汤姆·琼斯》;人治;18世纪英国小说

作者简介:裴星悦(1992.12-),女,江苏兴化人,南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1

一、“德与善”的包容

《汤姆·琼斯》的篇幅极其宏大,涉及到了乡村、路上而伦敦三部分,乡村又是处于中心位置,故事的开端和结尾包围整部故事中的中心人物主要活动也在乡村,而其中涉及到人治的事件也极其典型。说到“人治”,高效的人治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而在这部小说的乡村区域中,奥维资无疑是一个中心人物,作者将其描述是一位“德与善”兼备的管理者。

作为地方官,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德与善”。“他这个人,忠诚立身,正直处世,从不欠人一钱,除了自己的财物,其他概无所取;使一家上下,都丰衣足食;对于邻居,在饭桌上热烈真诚地款待;对于贫苦的人,慈善为怀,这也就是说,对于那般宁愿乞讨而不愿工作的人,给他们一点儿饭桌上的残渣剩炙。他死的时候巨富无比,同时修盖了一座医院”(Fielding 21)。奥维资家中的仆人玳波萝阿姨发现了弃婴之后,在大惊失色的同时,嘴里还不忘喊道“哎呀,心善的老爷,这可怎么办哪”(Fielding 22),所以在遇到这种有伤风化,在下人看来难以处理的情况时,他在处理案件的时候还是能够把“德与善”放到第一位。

总体上来说,治安法官奥维资的“德与善”的包容还是对他的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至少对他本人来说,他还是赢得了众人的尊重,虽然这种权威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他本人的绝对财富和绝对权威。而事实上,奥维资的权力还仅仅不止于司法判断。

二、“德与善”背后理智的缺失

马泽克也曾指出:“菲尔丁对奥维资的描述显然是以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 (Marzec 89)。的确,在那个继承制制度下的英国社会,奥维资由于继承了一大笔家产,也使得他在拥有巨大财富的同时,在一块区域当中充当了司法者。而作品中的治安官奥维资先生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乡绅,他的美德是正统资产阶级绅士的美德,他的人性真实可信,他是作家心爱的人物,但不是作家理想化的人物,虽然菲尔丁对他美溢之辞处处可见,但绝不让他的言行失之情理”(李万均 18)。因而在这样的绝对权威下,也就必然产生理智的缺失。所以在“人治”的情况下,即使是奥维资这样一个至善之人,也会引发“人治”下的种种弊端。“过度的、矫枉过正的同情会歪曲对象的真實性,让道德主体对于事物产生错误的看法,这种判断失误常常会影响人物的伦理选择。”(杜鹃 80)

这洽洽表明了没有法律依托下的管理必然会产生一定问题,其实菲尔丁让汤姆·琼斯被善良的奥维资先生赶走,而安排道貌岸然、虚伪狡诈、一心只将心思扑在自己舅舅的财产上的布利非取得了暂时的成功,而其实布利非能够兴风作浪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奥维资先生的溺爱。“由于疼爱外甥,奥维资的大智就这样被布利非的小聪明征服了。最清醒的头脑往往也正是这样败于最柔软的心肠。” (Fielding 850)

而最后奥维资才通过别人的转述,又一次扭转了他对布利非和奥维资两人的看法,从而进一步改写了两人的命运和结局。最后布利非被逐出家门,而汤姆也因此成为奥维资的正当继承人。因此在没有法治保证的前提下,人治的结果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办法保证绝对的公平公正,因为人总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情感或是主观判断,或是周围或善良、抑或是居心叵测的人的影响,从而丧志本该有的理智,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结语:

《汤姆·琼斯》展现出了乡村“人治”下的种种境况,包括治安官“奥维资”本身的德与善。同时,在展现了他德与善的一面的同时,也毫无保留地表现出“人治”下的理性的缺失,造成了错误判断,使得审判没有基于“真正的现实”。因此,不管是菲尔丁本身,而是这部辉煌的小说本身,都给乡村治理提出了一定的启示,那就是要在“法治”的指导下结合“人治”,在用法律约束人们行为规范发同时,也因该注重对人们的道德教化的作用,充分发挥人治的功能。

参考文献:

[1]杜鹃:《同情的误导:论菲尔丁小说伦理的模糊性》,《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78-85页。

[2]亨利·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萧乾 李从弼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3]Marzec, Robert P.. An Ecological and Postcolonial Study of Literature: From Daniel Defoe to Salman Rushdi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4]杨玲,管洪亮:《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从17世纪革命看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问题》,《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1卷第6期,第64-68页。

[5]李万均: 《汤姆·琼斯的艺术成就及文学地位》,《国外文献》1987年第1期,第1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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