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在一九八○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刚刚起步的时候，有几位老一辈先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北京，有王瑶先生、李何林先生、唐弢先生，在南京有陈瘦竹先生，在上海，有贾植芳先生和钱谷融先生，等等。他们大多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了新文学，亲炙于新文学著名人物的言传身教，因此对他们那一辈学者来说，新文学不是教科书上定义的那种，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传承。其中李何林先生大约年长一些，他从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活动，后来又加入了未名社，走进了鲁迅的世界。李何林先生与鲁迅有没有过亲密接触我不知道，但他是比较早的从实感出发认同鲁迅、宣传鲁迅的追随者中的一个，记得大学里读书的时候读过他写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打开扉页就是鲁迅和瞿秋白的照片，那时瞿秋白的名字还不能公开，作者用了宋阳的别名来纪念他。那大约是三十年代后期，李何林先生已经用他的著述奠定了后来的现代文学的核心精神。

李何林先生在“文革”前就开始招收研究生，所以王富仁不是李先生最早的学生，但是在一九八○年代我国博士研究生制度建立以后，王富仁是李先生指导博士生的开山门弟子，研究的方向又是鲁迅，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记得当时《文学评论》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这篇论文的提纲，实在是轰动一时。王富仁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和地位，也由此被奠定。

在我们这辈同人的眼睛里，王富仁算是比较成熟的。他的年龄不一定最大，但是看上去的老相以及文章的老成，都增加了他的厚重感。那时我们刚刚写文章崭露头角，他已经出版了一本专著，研究鲁迅与俄国文学的关系。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这个名字肃然起敬。还有一件事大约也可以一提。一九八五年，北京万寿寺现代文学馆举办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那时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不多，而且都是青年人，很容易见面熟，我就是在那个会上认识了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也是在这个会上见到了王富仁—说是见到，就是还没有说过什么话。那个会上王富仁是明星。记得有一个晚上，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许子东兴冲冲地从外面进来，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说是有一位权威理论家特意召见王富仁，他也跟着去了，他们在理论家的客厅里谈了一个多小时，王富仁侃侃而谈自己研究鲁迅的心得，理论家含笑聆听，听到紧要处，就轻轻点拨：你这个观点与胡风的观点很接近哦（当时胡风的文艺思想还没有平反）。然而富仁坦然承认：是啊，我就是吸收了胡风的理论。这样来来回回几个回合，一个点中命脉，一个从容解套，彼此也引不起争论。理论家口风里是否藏有利剑我不知道，但王富仁的朗朗风骨，倒是来自乃师真传。这个场面如果由许子东写出会更加精彩，我当时昏昏欲睡，之所以会留下这么个印象，是因为我在许子东滔滔不绝的转述中，脑子里出现了一幅画面：白齿红唇、潇洒倜傥的许子东与一身土气、满脸风霜的王富仁并坐在一个高贵的客厅里，简直是鲜明对照，由此联想到假如鲁迅和郁达夫并坐在一起，应该是怎样一幅图像？

其实，王富仁当时解读鲁迅的观点，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框架下来阐释的，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好像他的意思是，鲁迅的著作代表了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革命，而毛泽东则是代表了政治革命。这个论断也没有超出毛泽东为鲁迅定制的三个伟大的基本范畴，但是从启蒙的立场还原鲁迅著作的意义，与当时主流话语把反思“文革”定位于要继续肃清封建思想流毒的舆论导向是一致的，与李泽厚研究近代思想与农民革命的封建局限性也是一致的，他们走在了那个时代话语的前列，对于正在苦苦摸索批判民族劣根性、批判封建专制残余、批判现代个人迷信等思想解放道路的青年一代学者来说，他们的著述思想犹如是平地春雷，确有醍醐灌顶之感。所以，虽然我与王富仁那时候还没有真正建立深厚的友谊，甚至也没有作过深入的交谈，但是我已经本能地认定了王富仁是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是一路的人。

在我的人生经验里，有些人可能朝夕相处，但是始终没有“朋友”的感覺，顶多说得上是一个“熟人”。但有的人，可能一生也没有见过几次面，也没有什么生生死死的交往，甚至仅仅读了他的一本书，一篇文章，你就会辨认出一种与你相通的熟悉的生命气息，就会让你觉得，这样的人可以终身为师友。王富仁就是我这样的朋友。

现在想起来，我这一生中与王富仁确实也没有见过几次面，更没有作过深入的交流。我是个懒散的人，很少外出参加各种会议，也不喜欢到处参与活动，王富仁的性格里也有与我相似的地方，我们俩很少在各种集体活动中相遇，因此也少了在一起畅谈的机会。但彼此的信息还是都知道的。王富仁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生，自己也是著述不断，新见迭出，每有新著，都是洋洋洒洒，一马平川，读起来很过瘾。他在北师大的发展，起先也很顺，听说在他评职称的时候，有一个师长辈的老先生主动让出自己参评职称的名额，坚持要把王富仁推上去，这种提携后进的行为被学界传为美谈。在这样一代老师的爱护下，王富仁脱颖而出，成为我们这一代的标杆性学者。不过，木秀于林总是危险的，后来渐渐地也听到了王富仁不大如意的传闻，再后来，听说他到南方去教书，最后落户于汕头大学。

富仁南下以后，我与他的见面机会更少了，他在汕头举办过一些学术会议，每次都邀我前往，但总是有各种原因没有去成，后来我好容易安排出时间去汕大住了一周，然而不巧他又有事回北京了。有一次我无意间听说他养了猫，心里大不以为然，在我的偏见里，鲁迅的再传弟子似乎可以乱抽烟不睡觉，但断不可在媚态的猫咪神情里消磨意志。于是隐约间我似乎感到富仁的内心很脆弱也很寂寞，这与旁人眼里风风光光、一团和气的外表是很不协调的。再后来，我读到他提倡新国学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写了大量的长篇文章，他深深地忧虑，在即将掀起的又一场国学热潮中，五四传统会中断，鲁迅的精神会遭到质疑，他努力要把五四以来形成的已经融汇了西方现代精神的新传统因素，与古老的旧文化传统作调和，于旧道德里保存新理想。我不知道他这么努力究竟有没有意义，会不会成功，但至少他在为维护自己安身立命的五四新道德新传统奋不顾身地努力工作，大声呐喊，至于会不会成功的问题，反倒不显得特别重要。endprint

好像读过一篇富仁的文章，他感嘆社会风气似乎转了一个圈子，回到了原地。他说他这一代学人是受了五四反叛精神的熏陶走出来的，但现在慢慢地风气又转回了传统，由此表达了他内心深深的悲凉。其实这也是典型的鲁迅的思维。从历史螺旋形上升的规律而言，社会文化的发展仿佛又转回了原地，是必然的规律，但又绝对不是简单地回到了原地，一定是掺进了新的因素，带来了新的信息，因此无法克隆原来的模样也是必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各种强大的反对声中发展起来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它在中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本来就是不正常的，因此新文化传统的后续发展必然是艰难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要想想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文化的发展道路，经历过多少次断头流血的磨难？波旁王朝、拿破仑，还有拿破仑的模仿者、巴黎公社被镇压……这值得我们去悲哀吗？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人已经亲历过好几个圈子：从谭嗣同流血到张勋复辟康有为成圣是一个圈子，从陈独秀办《新青年》到大革命失败成为替罪羊又是一个圈子，从鲁迅被尊为左联盟主到五十五岁英年去世也是一个圈子，从胡风高举七月大旗到一九五五年被整肃还是一个圈子，从红卫兵天兵天将到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难道不是圈子？再有，就是王富仁感到悲哀的圈子了。我年轻时也有过轻狂的时候，看到前辈们划圈子的行为很警惕，后来吃了一些亏就看淡了。再进一步看，现在的国学大师（自封的）也回不到以前真大师的模样，大家都回不去了，不过是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所描绘的“笑剧”而已。这，也值得我们去认真说事吗？

我与诗人食指有过一次交谈。他说了一个观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融汇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差不多花了一千年的时间，才使佛教与儒教、道教融汇起来，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三位一体。而五四新文化才一百年，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西方文化传统怎么可能马上融入中国文化呢？他的话值得我们思考。虽然说，现代地球村越来越小，东西方文化交流沟通比古代要直接得多，但是一千年与一百年的差别还是存在的，文化的融汇不可能像流行病一样传染，各种先进的文化因素要传播要影响要交融都没有一帆风顺的，总是在反复、旋转甚至倒退的复杂过程中一点点进步。我们的任务只能是尽力推动、努力促进，不是倒退到古代社会去赞美封建尸骸，而是坚信不移地推动人类世界的先进文化充分交流和融汇，坚信人类文明一定会越来越进步。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文化自信。

以上这些话，本来是应该在富仁生前与他深入讨论的话题，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现在他已经去世，我把这些闷在心里的话写出来，默默地对着宇宙星空，希望富仁能够听到。

二○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于鱼焦了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