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元元

《文心雕龙》文质观探微
——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为例

秦元元1,2

文与质一直是中国古代文论恒久的一对范畴，“体大而虑周”的文论巨典《文心雕龙》把文质统一作为用心为文的总体角度统筹全篇，《原道》《征圣》《宗经》作为总论的前三篇占据着重要地位，原道篇中的文与心、征圣篇中的情与辞、宗经篇中的体有六义都是文质关系问题薪火相传、桴鼓相应的细化传承，以论文的角度讲道——文——质三者之间是三位一体、循环往复的关系，为全书奠定了整个论文的基调。

《文心雕龙》文与质 情与辞 “体有六义”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①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对于书名阐释如上。虽然从现代文学理论的角度对于文的阐释比较困难，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以情为本、文辞尽情，文必定与“情”和“辞”是相关的，这也与题目中文与心给我们预设的本质问题相一致——即文与质的关系。

文与质的关系作为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中国古代文论很早就被提出，无论孔子论君子“文质彬彬”范畴的提出，还是“诗言志”文艺思想的萌芽，都是文质关系问题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留下的印记，刘勰也在其通变的观念中从文与质关系的问题出发构筑起庞大精彩的论文体系。而其在《序志》篇中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②可见，前五篇是刘勰整本书论文的枢纽，即现在我们所说的关键部分——总论，按照刘勰“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③的理念，研究“文之枢纽”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学界对于总论的范围有争议，但历代“龙学”研究学者也毫不例外地极为重视统筹总论乃至统筹全书的文质关系问题。牟世金先生就指出“《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所论，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具体要求，但三篇构成的总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衔华而佩实’。”④又说“从文心的理论体系来看，‘衔华而佩实’正是全书的纲领。”⑤这样看来，说刘勰从文质关系问题构筑全书也不为过，衔华佩实也正是历代所崇尚的为人为文的文质问题最为精湛的概括，笔者就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着眼文质关系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有所收获,原道篇中的文与心、征圣篇中的情与辞、宗经篇中的体有六义都是文质关系问题薪火相传、桴鼓相应的细化传承。

一、自然之文与有心之器

原道篇是《文心雕龙》开篇，“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若不知‘原道’之‘道’为何物，便无‘龙学’可言。”⑥这是由原道篇在全书中的实际地位决定的，而在原道篇中对于文质关系问题刘勰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不仅仅为文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还详细论述了文与质关系问题。

在原道篇中讲到有实际意义的文这一字多达17次，讲到心字多达7次，虽然每一次所代表的意义不尽相同，但却思维清晰，逻辑严谨，有理有据，使人信服。从人文与天地并生到自然之文产生再到辞之鼓天下，从天地之心生到人为有心之器再到道心惟微，虽然力在说明人文本之于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却以文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文与心相统一的重要性问题。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⑦这里的文是狭义的人文，但论及人文的产生刘勰是从广义的自然之文着手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很大程度上与“美”这个概念是相近的，指事物的一种美的形式，用文的外部形式给人以美的感受。诚然，“日月叠璧”、“山川焕绮”这些美的事物作为“丽天之象”、“理地之形”都是刘勰笔下的“道之文”，也即自然规律之文。“天地本身即有文，这种文是客观世界按其本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固有之文，这是‘道之文’。”⑧自然之文是“实天地之心生”，人作为天地间性灵所钟，作为“自然之道”，必定“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这也是用强势的思维逻辑进一步说明自然规律之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给人文与天地并生的观点以强有力的支持。“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除去自然之文，动植万品皆有文，与自然之文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天地自然、动植万品皆如此，而人作为“有心之器”，能没有文吗？人文则是心与文融合之物。文字产生之后，刘勰提到商周时期，文胜其质，明确提出文质关系问题。雕琢性情，组织辞令，只有文和心达到相统一，“玉版金耧之实，丹文绿牒之华”，才能够“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对人文的总结也即“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又说辞之所以有鼓天下的作用，是道之文，刘勰用“道”解释了自然之文与人文的产生都是自然规律产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强调，“文”作为美的外在形式，必须有质才能够得以实现，这是不仅儒家重文重质、尽善尽美观念的一种传承和延伸，更是刘勰作《文心雕龙》之原因——“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纹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⑨所以，针对弊端，刘勰认为对于狭义的文来说必定要文质彬彬才能够文辞尽情、郁然有彩，而人作为三才之一，是性灵所钟、有心之器，文质统一才是自然而然符合规律的。

原道篇中以文和心的角度对文质观理解，为《征圣》、《宗经》中情与辞、衔华佩实、体有六义等对文质观的进一步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情辞兼备与六义之美

无论《原道》、《征圣》还是《宗经》，刘勰也都是以文的角度来讲的，《征圣》和《宗经》两篇虽然是表面上是独立成篇，但其实实质上是紧密相连的，文质关系的文学问题在这两篇中也是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而这一核心问题也是刘勰统筹自己全书整体文学观的重心，这也是牟世金先生总结出衔华佩实是全书纲领的依据。

《礼记》中有云：“情欲信，辞欲巧。”刘勰在征圣篇中明确指出“圣人之情，见乎辞矣”，而以文章为载体的圣人之辞应以“志足以言文，情信而辞巧”为金科玉律，这也是刘勰借征圣而阐发自己的文学主张。

为什么要征圣？因为圣人之文“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请，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文有师矣，即圣人之文章对我们后世具有典范的意义。然则圣人远逝，征圣的载体是什么？政化贵文之征、事绩贵文之征、修身贵文之征，此三征是刘勰概括总结出来的，一个核心——文，征圣的载体是圣人之文，征之周孔，文有师矣。

“辨物正言，断辞则备”、“辞尚体要，不唯好异”，圣人之情阐发于文成形于文章之辞，刘勰借《周易》、《尚书》中的观点来支撑自己的文学主张——文意与辞彩应该相辅相成，为文的重最高境界即为“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隐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⑩。最后刘勰得出圣人之雅丽，即为文的标准——衔华佩实，而这个标准是刘勰在情信辞巧、志足言文、辞尚体要等文学观念基础上得出来的核心结论。可见，以圣人之情与文章之辞彰显出来的文质关系问题在《征圣》篇中也是贯穿全篇的中心问题——圣人文章因文质统一而值得征验。

征圣的重要途径就是宗经——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文最为经典的呈现方式就是经，什么是经呢？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刘勰在讲经的时候并不是着眼于儒家思想，而是完全以文的角度来颂扬，“他的宗经，既不是要用儒家思想来写作，也不要用经书语言来写作，主要是要六义，即写出思想感情具有感化的力量的，引用事例真实而涵义正直的，文辞精炼而富有文采的文章。”“事实上，他先言五经的内容，再比较《春秋》、《尚书》二经行文的特殊风格，处处从文学的观点，去透视五经，较之两汉经生以名物训诂说经的方式，自是大有不同。我们如果勘破他这一点，便发觉他处处释经，却处处言文。”明白这一点，是把握《宗经》整篇行文的关键。

为什么要宗经？因为“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又能“根柢盘固，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最后点题——“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在全篇论述的过程中，性情与文理、辞约与旨丰无一不是从文的完整性角度强调文质统一的重要性，以经为载体的文即是这种文质统一最好的典范，所以我们需要以圣为征、以经为宗。刘勰提出的六义，也是强调文质关系——以意和言为表现形式：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属于意的层面要求，也即质的要求；风清而不杂、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属于言的层面要求，即文的要求。之所以形成楚辞艳丽、汉赋侈华的弊端并且这种弊端流传发展，就是因为“建言修辞，鲜克宗经”。

所以，无论《征圣》中以情辞、志文范畴入手得出衔华佩实乃文之根本，还是《宗经》篇中经因“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辞约旨丰而得出体有“六义”之美，按照刘勰“根柢盘固，枝叶峻茂”、“太山遍雨，河润千里”的理念，行文能够做到文质统一、情辞兼备、衔华佩实，抓住这一核心，那必定会极正归本。

三、道——文——质

《原道》作为全书开篇，学者大多数把视角放在“道”字，对于刘勰思想作一番验证，力求自己的观点正确。从作者原意出发探求道的含义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把握刘勰真正的本意——论文，正所谓有时候换一个简单的视角去看待问题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正如牟世金先生所说“刘勰之所以本乎道，既不是为了明儒道、宏佛法，也不是为了探究哲学上的宇宙本体，正是为了论文。”

明确了这一观点，我们再去以文的角度重新综合审视前三篇，那么就会发现道——文——质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规律，人作为有心之器必定有其文理这是自然而然的，圣人远去而其文章犹在，之所以征圣、宗经是因为圣人思想以文章形式呈现并且文质统一，堪称典范，刘勰以例证为依据得出衔华佩实、具六义之美的文质关系才是“文之道”，这是前三篇乃至全书的论文核心问题，无论之后的创作论、接受论也都离不开这一核心问题。《原道》为文提供了理论基础，文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符合规律的，并且“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征圣》《宗经》则具体展示文质关系在圣人文章中的重要性——圣人文章是以政化、事迹、修身为基本内容的，具有繁、略、隐、显的基本写作方法，正是因为内容与形式达到高度统一，它们才能够成为后世文章写作以资学习的典范。刘勰借此进一步指出，后代各类的文体最早的源头都源于此——“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有了文质关系这一核心的为文之道统筹全书，论文也就有了根基。

“从开始的‘道之文’到结束的‘道之文’，已经引申出了‘文之道’，这个‘文之道’不是别的，正是情采统一、文质兼备之‘道’。”可见，文与质相统一、相结合是“文之道”的必然要求，文——质两个范畴在文的统摄下可以构成“道”，从这个意义上讲，道——文——质是三位一体、循环往复的，文质统一构成为文之道，而为文之道必然要求文质统一。在论文的视野内，作为总论的前三篇本质上阐释了道——文——质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核心，为以后篇章论文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刘勰.文心雕龙[M].戚良德,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86.

②同上,第287页.

③同上.

④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10.

⑤同上,第109页.

⑥戚良德.《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M].济南:齐鲁书社,1984:44.

⑦刘勰.文心雕龙[M].戚良德,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

⑧戚良德.《文心雕龙》与当代文艺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73.

⑨刘勰.文心雕龙[M].戚良德,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86.

⑩同上,第9页.

[1]刘勰.文心雕龙[M].戚良德,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戚良德.《文心雕龙》与当代文艺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1.山东大学；2.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