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迹赋心说”探源

2018-08-11赵元皓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

赵元皓

摘要：《西京杂记》所载“盛览问作赋”的真伪是赋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支持者看重其作为“相如赋论”的示范性；质疑者则立足于《西京杂记》“伪书说”考辨其产生时代。“赋迹赋心说”中“锦绣”、“文质”、“经纬”、“宫商”、“宇宙”、“人物”等词语在先秦至晋均具有多义性，“锦绣”、“文质”用以形容文章之美，“经纬”、“宫商”可作礼、乐的代名词，“宇宙”、“人物”总括时、空、人、物。这些语例表明，这六组词语互为表里，且与《史记·礼书》“礼者养也”的精神相一致。而赋作为一种文体正式产生于西汉，故“赋迹赋心说”在西汉至东晋均有可能产生，实为汉晋赋论。

关键词：赋迹赋心说；锦绣；文质；经纬；宫商；宇宙；人物

中图分类号：I04； I22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1.021

一、问题的缘起

“赋迹赋心说”的真伪是赋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支持者以王世贞、纳兰性德等为代表，他们立足于司马相如赋的经典地位，视《西京杂记》所载“盛览问作赋”为相如赋论，且奉其为圭臬，赋予相如创作和理论的双重示范性；并将“赋迹”和“赋心”各自延伸为纯理论的论述对象；更发挥《汉书·地理志》“文翁教蜀”的记载，认为相如有开蜀地文献之功。许结先生的《论“盛览问作赋”的文学史意义》[1]等文，在前代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丰满了“赋迹赋心说”，提高了它的赋史地位。质疑者则以《西京杂记》“伪书说”和周勋初先生的《司马相如赋论质疑》[2]最为有力。卢文弨、余嘉锡等人持葛洪钞录前代文献而成的《西京杂记》说，当代学者多从此论。周先生以“綦组”、“锦绣”等词汇在晋以前的用例为据，结合当时的辞赋创作、理论和思想，论证“赋迹赋心说”并非相如赋论。笔者以为，简单地将“赋迹赋心说”归为伪命题显然是不恰当的，《西京杂记》既为葛洪钞录而成，其中的“盛览问作赋”也应来源于前代文献，而周先生所举词语未能涵盖“赋迹赋心说”中出现的重要词汇，“綦组”和“锦绣”、“文质”、“经纬”、“宫商”、“宇宙”、“人物”等词语在先秦至晋的语例也应得到重视，而这七个词汇，尤其是后六个的用例，足以证明“赋迹赋心说”是汉晋辞赋创作和理论的产物。“赋迹赋心说”在宋明之后被重新发现，对明清赋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此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代表作家，他的赋作历来为人称道，但现存的汉代文献中却没有他评论赋作的片言只语。随着后人对司马相如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创作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需要愈发迫切，《西京杂记》所载“盛览问作赋”引起了学者的广泛重视：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家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3]

宋代《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玉海》均全文引录“相如曰”，《类说》、《绀珠集》录首二句，并将此语冠于扬雄名下。明代以后，“相如曰”被方志、总集、文人散论等多种著作广泛征引①，其中《艺苑卮言》的论述影响最大：

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其变幻之极，如沧溟开晦；绚烂之至，如霞锦照灼。然后徐而约之，使指有所在[4]。

王世贞对“相如曰”的这番盛赞建立在对司马相如和扬雄的共同标举之上，他在《艺苑卮言》“语赋”类中仅列举“相如曰”和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5]50，视其为西汉两大赋论，他将扬、马的大赋创作和理论融为一体、相提并论，开启了清代论赋二者并重的模式。王修玉在《歷朝赋楷》中“味二子之言，则赋之体裁，自宜奥博渊丽，方称大家。……观汉魏诸赋，修词璀璨，敷采陆离，要皆情深理茂，气厚格高”[6]，周锡瓒为《本朝馆阁赋后集》作序，以“本相如之旨，纂组成文；参子云之言，典则为上”[7]为赋作评判标准。刘熙载更是将“相如曰”、“丽则说”和《文心雕龙·诠赋》中的“丽辞雅义”联系起来，认为“赋，辞欲丽，迹也；义欲雅，心也。‘丽辞雅义，见《文心雕龙？诠赋》。前此《扬雄传》云：‘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法言》云：‘诗人之赋丽以则。‘则与‘雅无异旨也。”[8]上述三例只是清代学者讨论“相如曰”的冰山一角，“相如曰”就这样在明清学者的不断引申中发展为“赋迹赋心说”。

二、“赋迹赋心说”的产生及其演变：词语例析

《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提供了追溯“赋迹赋心说”源头的一种思路，即借助其中具体词语的意义演变来确定其产生的时代。“锦绣”、“文质”、“经纬”、“宫商”、“人物”、“宇宙”都是“赋迹赋心说”中出现的词汇，更是“赋迹赋心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晋以前的文献中均有大量用例，它们所蕴涵的多义性使它们彼此之间互为表里，更证明了“赋迹赋心说”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整体。为严谨起见，本文以葛洪生活的时代——东晋为时间下限，采用溯源法考察“赋迹赋心说”的产生过程及其演变背后的重要意义。

1.“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

《周礼》云：“青与赤谓之文……五采备谓之绣。”[9]1606据此，“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应是赞美赋作的语言华美，色彩斑斓，文质兼备，能给人极佳的精神享受。但事实却不尽然，先秦至东晋文献中，“綦组”、“锦绣”有以下几种意义倾向：

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稺也，谓之逆[10]。

白穀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贵富人大贾者丧资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墙[11]107。

蒻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12]。

材料中“綦组”、“锦绣”的释义可分为三类：第一条认为“綦组锦绣”妨害农事，务末舍本，这是“重本抑末”思想的体现，是两汉魏晋人的普遍观念。第二条以“锦绣”为地位、荣宠的代名词，服制是身份的象征，位卑者不得僭越，强调礼制等级。第三条是文学作品中的修辞运用，夸耀房中装饰的奢华，极尽描摹之能事，试图以此召唤怀王魂魄。这三种涵义在先秦至魏晋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大致相等，但以“綦组锦绣”为末事的说法显然与“赋迹赋心说”不符，故“綦组锦绣”在这里包涵了修辞和礼制双重意义。

“锦绣”的褒义内涵出现较晚，其强烈指向性凸显了“赋迹赋心说”独立于诗学批评之外的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悖离了汉代赋论的经学背景，但其与礼制的联系不应被忽视。孔颖达释《礼记·郊特牲》“束帛加璧，往德也”为“将玉加于束帛，或锦绣黼黻之上，是以表往归于德故也。谓主君有德而往归之。”[13]1039“锦绣”在此获得了与束帛、黼黻相同的地位，用以承载代表德的玉，被纳入祭祀、礼乐的体系中。

王充认为司马相如和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是对相如赋的批判，但他承认相如赋“文丽而务巨”、“文如锦绣”[14]1117，对相如的文才大加赞赏，葛洪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启发，总括其论而为“綦组锦绣”之说。

《释名》以为“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15]卷四：1“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也因此具有了互文性，“文”即“锦绣”，故“文”即“质”，“綦组”即“锦绣”，体现了魏晋人的“文质观”。它承继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6]的观点，在发展《论语》“文质”论的同时，继承了儒家中庸、兼美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它与制度的联系。

2.“一经一纬，一宫一商”

学者多认为“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是指赋的结构纵横交错，音节和谐浏亮，具有形式美。“经纬”在先秦至晋文献中确实可代指“结构”，如：

布，布也，布列众缕为经，以纬横成之也[15]卷四：28。

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17]。

纵缕为“经”，横缕为“纬”是“经纬”的本义，地理上的“纵横”是其延伸义，但这种用法在两汉魏晋并不多见，故结构仅是“经纬”的表层意义，不能涵盖“一经一纬”。

郑玄曰：“经也，法也。”[9]37《尔雅》云：“基，经也”[18]27，“典，经也”[18]35；刘熙说：“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15]卷七：12“经”有“典则”义，又可训为“径”，“纬”可训为“围”，这就延伸出了以“纬”释“经”的意义：

圣人作经，贤者纬之也[19]4224。

经以遗书之旨，纬以樗里之文[20]。

以“经”为基准，以“纬”为解释“经”的文本，应和了《释名》所言“经”、“纬”义。它们是对经典与谶纬关系的总结，“经纬”作为经书与广义的纬书的概念是当时的常用语例，体现了两汉魏晋人的尊经思想。

“经纬天地”是“经纬”最早且最常见的表述，在南北朝以前的文献中呈现出多义性：

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21]397。

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22]249。

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乘舆等也，衣被次齐，贡死经纬也[11]47。

第一條中的“经纬”含“纵横”义，是对上文中的纵缕、横缕和地理纵横等涵义的进一步延伸；第二条近于“管理”，第三条类似“差别”，似乎都与“四海之内，纬长经短”[23]281的地理特点有关。它们的共同点是将“经纬”从丝、地理、书籍等切实的事物中提炼出来，赋予其与天地阴阳等同，与“宇宙”齐平的超越性，从而衍化出“经纬”核心论。如“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22]971，以“经纬”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决定因素，而社会存在的基础恰恰是礼，“经纬”也因此被视为礼制的核心。

“宫”和“商”是五音中最重要的两个，五音皆有其职，不可乱，而五音调和为至善之音，如“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违，此所以无不受也”[23]82。 “宫商”可总括五音，“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24]64中的“宫商”即代指五音，五音又具有摇荡人心的作用，“宫商”所代表的五音也就可以在某些层面影响人的行为，因此古人对五音慎之又慎。

“宫商”作为五音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祭祀、宴饮等仪式中必不可少，因此与礼制的关系十分紧密，如《仪礼》所载“举旌以宫，偃旌以商” [25]311，“负侯皆许诺，以宫趋，直西，及乏南，又诺以商，至乏声止”[25]531，以“宫”、“商”为行大射礼时进退的标志，其作用范围包括了人和制度。

“宫”、“商”的地位并不相等，“宫”居于中心地位，统摄其余四音：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13]1457。

黄钟之宫，律吕之本也[23]122。

“宫”是律吕相生的根本，也是衡量商、角、徵、羽的标准，五音各有其律数，“宫”的律数是其余四音律数确定的前提，结合社会政治，就出现了“宫为君”的等级划分。五音各代表至少一种乐器，通常的说法是“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 [22]1260，黄钟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宫”与黄钟相配，兼具确定五音律数、规范乐器的正音作用，更彰显了它的核心地位。

“经纬”代表结构、礼，“宫商”代表五音、乐，从礼乐制度的角度看，二者本就不可分割。《尔雅》曰：“宫谓之重，商谓之敏，角谓之经，徵谓之迭，羽谓之柳”，郭璞以之为“五音之别名”[18]73，这或许并不能证明“经”与五音存在必然的联系，却提供了一种启示。荀悦说：“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26]，在道、仁义、典籍和乐舞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服虔注《大雅·皇矣》曰：“德能经纬，顺从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预云：“经纬相错，故织成文。”[27]杜预取“经纬”本义，把“文”释为丝纵横交错织成的布匹，服虔则将“经纬”与天地和德相提并论，并以大德为“文”，德和“经纬”因此产生了关联。《韩非子》认为，有道之君“外有礼义，内有德泽”[24]144，德与礼内外并用，才能达到内外皆安的效果，也就是所谓顺从天地之道的“文”，“经纬”和“文”都是礼的具体表现。“学以辅德，礼以文质”[28]， “文”可代表“礼”，“文质”亦然，“锦绣”、“綦组”也就具备了“礼”的代言物的身份。“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22]1188点出了礼、乐内外结合的作用，既与德、礼内外相应的论点趋于一致，又将“文”和“宫商”联系了起来。郑玄注《周礼》“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以为“文之者，以调五声，使之相次，如锦绣之有文章”[9]876， “宫商”可代指五音，“一宫一商”的表层意思就是赋的音乐美，故“文”之以五声即“文”之以“宫商”，“文”又成为“锦绣”和“宫商”的中介，将二者绾合在了一起。综上所论，“锦绣”、“文质”、“经纬”、“宫商”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其结点正是礼乐制度，因此《西京杂记》所言“赋家之迹”的表层意义包涵了文采、结构、音乐等多重因素，但其深层指向是“礼”，是从西周传承至汉代的崇礼尚乐的观念。

3.“宇宙”

“宇宙”作为一个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文献中：“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29]800， “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 [30]，同为解释“道”的“宇宙”，在《庄子》和《文子》中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要明晰“苞括宇宙”，就必须分别从“宇”和“宙”入手，考察它们的本义。

《尚书》、《诗经》、《春秋》和三《礼》中的“宇”均意为“屋檐”，如“峻宇雕墙” [31]；《尔雅》释“宇”为“大”②。“宇”的“四方上下”义正是从“屋檐”义中衍化而来，故《吕氏春秋》高诱注“宇宙”曰：“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来今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无望无界畔也。”[23]370“宙”的本义是“栋梁”，《说文》释为“舟舆所极覆也”。[32]

“宇宙”在战国至魏晋文献中已没有“宇”、“宙”作为单音节词时使用的“栋梁”、“屋檐”、“大”等语义，主要有以下几种意义倾向：

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29]1047。

流离轻禽，蹴履狡兽，轊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22]3034。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33]。

昔皇天授乃显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群凶，拓定九州岛，弘功茂绩，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负扆二十有余载[34]57。

材料中的“总言时空”、“舟舆”、“天地间”、“四海之内”等四种语义是“宇宙”在六朝前的全部意义类别，从使用频率上来看，“舟舆”义似乎只出现于《上林赋》和《说文》，“总言时空”的用例最多，另外两种词义则多见于魏晋文献。这说明“宇宙”的意义随时代而有所变化，汉以前常用的“总言时空”义，衍生自“宙”本义的“舟舆”义，到魏晋基本统一于“四海之内”义。

“宇”和“宙”均可代指“宇宙”，但二者通常代表两种不同的意义，“宇”主要代替“宇宙”的“总言时空”义，如“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 [21]175； “宇”代替“宇宙”的“四海之内”义，贾谊《过秦论》③中有用例。

“宇宙”多用以代指时空，“经纬”则更多指向人事，一自然一社会，似乎没有太大的联系。但二者都有多重涵义，“宇宙”的“四海之内”义将它和“经纬”的“总理人事”义产生了关联，时空自有其秩序，疆域内的社会人事同样需要规范。“宇宙”和“经纬”同为虚化的总括性词汇，它们在“赋迹赋心说”中的作用应综合考察：赋囊括并书写天地间的自然与人事，外以结构规范文本，内以律己的特点，是“宇宙”和“经纬”的连接点。《汉书·律历志》则提供了“宇”和“宫商”相联系的证据：

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19]985。

此处以“宇”训“羽”，“物聚臧宇覆之也”借用“宇”的“屋檐”义，“羽”也被解释为覆物的载体，“宫商”可代指五声，“宇宙”的“总言时空”义和“四海之内”义是“宇”的“屋檐”义的延伸，声和“宇”的关系将“宫商”和“宇宙”连接在了一起，结合上文“锦绣”、“文质”、“经纬”、“宫商”与“礼”的关联，“宇宙”也就和“赋家之迹”，同时也和“礼”产生了联系。

4.“人物”

“人物”在南北朝之前是由“人”和“物”构成的词组，或专指“人”，或偏重于“物”，或二义兼有：

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29]789。

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22]554。

盗跖、庄矫，横行天下，聚党数千，攻夺人物，断斩人身，无道甚矣[14]51。

“人物”作为词组兼指“人”和“物”的语例在东汉以前最为常用，如成玄英释上引《庄子》论“至人”曰：“夫至人无情，随物兴感，故能同苍生之食地，共群品而乐天。”[29]789“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④ [14]318也可作为此处“人物”的注脚，但王充此语中的“人物”已没有“物”的意义而专指“人”，正显示出东汉以后“人物”由词组向偏义复词转变的趋势。这种用法虽然出现较晚，却在东汉以后逐渐发展出“人物”作为偏义复词的固定用法。此外，《老子河上公注》、《春秋繁露》、《史记》⑤中均有“人物”作词组，兼备“人”、“物”二义的例子。战国时期也有“人物”作偏义复词的情况，但相对较少，第二条即是其例。现有资料中并无“人物”专指“物”的例子，仅第三条兼指“人”、“物”而偏重于“物”，此用法在南朝以前的文献中较罕见。

东汉至魏是“人物”由词组向偏义复词变化的转折期，这既是东汉前即存在的“天地之性人为贵”[35]观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与东汉末年以后兴起的人物品鉴之风密不可分，“能甄识人物”[34]1224等用例是其佐证。这里的“人物”既有专指“人”的义项，又有“辨别人的品行”的涵义，二者共同指向“人”，“人物”所具有的“物”的意义被淡化。《释名》释“室”为“实也，人物实满其中也”[15]卷五：11，结合“宇”的“屋檐”义和“宙”的“栋梁”义，“人物”和“宇宙”也有了联系。“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本就是对仗互文的结构，“宇宙”的本义和延伸义又都有涵纳“人物”于其中的意义，二者侧重点不同，却共同强调“赋家之心”涵盖天地万物。在先秦至东晋的文献中，“人物”与“经纬”、“天地”、“阴阳”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孝经援神契》言不过天地造灵洞虚，犹立五岳，设三台，阳精主外，阴精主内，精气上下，经纬人物，道治非一[36]。

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何则？人物系于天，天为人物主也。……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14]649。

阴阳相错，男女不相射，人人物物，各由厥汇，掜拟之虚嬴[37]。

引文中的用例看似与“人物”和“宇宙”的联系关系不大，却在更深层次上佐证了二者的关系，又将“人物”和“经纬”相联系，结合上文“经纬”与“宇宙”关系的论述，“人物”、“宇宙”和“经纬”构成了逻辑上的铁三角，“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总要万物于风雨”[21]541正是它们的写照。至此，“赋迹赋心说”中的六个词语之间都有了相应的联系，它们相互佐证，置身于以礼乐制度为中心的关系网中。

三、“赋迹赋心说”产生于汉晋之间

结合上文对“锦绣”、“文质”、“经纬”、“宫商”、“宇宙”、“人物”等词语间关系的论述，《汉书·五行志》“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19]1316的观点为本文提供了一种启示，即“綦组”与“锦绣”，“文”与“质”，“经纬”与“宫商”，“宇宙”与“人物”两两互为表里，它们之间又相互联系，关系密切，那么“赋迹赋心说”本身就互为表里，是环环相扣的整体。

再从“赋迹赋心说”与礼制的关系来看，《礼记》强调“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13]957《大戴礼记》认为圣人“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蜺，总要万物，穆穆纯纯。”[38]25葛洪说：“玄黄剖判，七耀垂象，阴阳陶冶，万物群分也。……庇体广厦，稉粱嘉旨，黼黻绮纨，御冬当暑，明辟莅物，良宰匠世，设官分职，宇宙穆如也。”[39]三者均以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的礼立论，包涵了上文论述的五个词语，又将讨论扩大到天地万物，从礼的层面佐证了“赋迹赋心说”中诸词语之间的联系，使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史记·礼书》也持相似观点，且进行了更为系统和精辟的总结：

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22]1157-1161。

“锦绣”、“宫商”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礼是用以规范人、涵养人心的制度，“经纬”则是礼产生的前提，凸显了“经纬”在人事中的统摄作用。上文提到了“经纬”从属于礼的观念，与此处的论点结合，充分说明“经纬”、“宫商”既是礼的基本元素，又是礼作为社会规范产生的前提。

《史记·礼书》认为“礼者养也”，所谓“养”一方面是养心、养气，另一方面则是养文，在赋的创作中，“养”的作用极为重要，“枚速马迟”，张衡《二京赋》十年乃成等故事是历代文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赋的篇幅特点要求赋家更擅于研炼，用长时间的涵养和积累换取高质量的作品，汉大赋就是典型的例子，赋的材料、结构固然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和构思，但赋之所谓“养”，最重要的是涵养学识。

司马相如作为汉大赋的代表作家，他的赋才在汉代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如孔门用赋，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5]50，“汉之得人，於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22]2964等都是对他的推崇。但汉代文献中仅有相如献赋的记载，并未提到他在经学上的造诣，后人欲推崇相如，便在以经“养”赋上下足了功夫，《汉书·地理志》仅提及“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19]1645，但《三国志》中却明确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34]973并以此为依据，提议为相如立庙。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以“文翁遣相如受七经”为秦密语[22]2999，纳兰性德更是将相如的师承对象确定为胡安国⑥，层层坐实。

《西京杂记》所载“盛览问作赋”正是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产生的，相如受经是学养上的“功夫”，“赋迹赋心说”则是赋论上的“补充”。结合《史记·礼书》中的论述和“赋迹赋心说”中诸词语在先秦至东晋的语例，“赋迹赋心说”虽首见于《西京杂记》，却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具备相应的制度背景。赋与礼乐制度的关系自汉代确立，就与大一统政治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典型的制度文学，魏晋六朝赋的主体与汉赋截然不同，但其中的制度因素也并未完全消弭，赋与制度的紧密联系随着献赋制度和隋唐以后的科举，一直延续至清代。清人多“赋迹赋心说”将其与经学绾合，沈德潜即认为赋源于《诗经》，题材众多，蔚为大观：

汉人谓赋家之心，包括天地，总揽人物……盖导源于三百篇，而广其声貌，合比兴而出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诚重之也。两汉以降，鸿裁间出，凡都邑、宫殿、游猎之大，草木肖翘之细，靡不敷陈博丽，牢笼漱涤，蔚乎鉅观[40]。

程恩泽与沈氏的观点相近，盛赞“赋迹赋心说”曰：“其心也，包宇宙而恢宏；其质也，矕龙虎而彪炳”，“纬以纂组，饰以铅黛”，以为“赋迹赋心说”“撷六义之精而传其美”[41]。孙梅则将诗、赋和情、文合并讨论：“诗人之作，情胜于文；赋家之心，文胜于情。无情之文，则土木形骸，徒惊纡紫。无文之作，则重台体态，终恧鸣环。”[42]情、文并论较早较完备的说法见于《大戴礼记》：“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迭兴；其下，复情以归太一。”[38]34赋须情、文兼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最终还是要回归于礼，“賦迹赋心说”不管是在其中诸词语在先秦至晋的用例方面，还是其理论根基上，都与礼脱不开关系。

“赋迹赋心说”虽首见于《西京杂记》，但据上文所论“锦绣”、“文质”、“宫商”、“经纬”、“人物”、“宇宙”等词语在先秦至东晋文献中的语例，“赋迹赋心说”在这一历史时段均有可能出现。而《西京杂记》的作者，卢文弨认为是“冠以葛洪，以洪钞而传之，犹《说苑》、《新序》之称刘向，固亦无害其文，则非洪所自撰。凡虚文可以伪为，实事难以空造。” [43]余嘉锡赞同此说：“隋志不著撰人名氏者，盖以为此系葛洪所抄，非所自撰，故不题其名。……其记事多有所本，不皆杜撰也。”[44]所谓“实事”，“有所本”，上文的论述即为明证。据此，“赋迹赋心说”也是葛洪照录的前代文献，而赋作为一种文体正式形成于西汉，故“赋迹赋心说”实为汉晋赋论。

注释：

①明代此类资料较多，故仅列数种。方志：《蜀中广记》卷67、卷110，《天中记》卷37全文引录，《滇略》卷6增张叔、盛览共同受学相如事，《（万历）云南通志》增盛览著有《赋心》等；总集：《文章辨体汇选》卷259录《答牂牁盛览》，《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司马文园集》录《答盛览问》等；散论：《詹氏性理小辨》卷37、《艺苑卮言》卷1等；陈懋仁注《文章缘起》卷1“九言也赋——楚大夫宋玉所作”全文引用。

②《尔雅·释诂第一》：“弘、廓、宏、介、纯、夏、幠、尨、坟、嘏、丕、弈、洪、诞、戎、骏、假、京、硕、濯、訏、宇、穹、壬、路、淫、甫、景、废、壮、冢、简、箌、昄、晊、将、业、蓆，大也”。

③《过秦论》：“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④黄晖先生原本句读为“夫人，物也”，本文以为与后文“物也”重复，故改。

⑤《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卷46注“咎莫大于欲得”为“欲得人物利且贪也”。《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第五十一》：“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古之人物书文，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史记·货殖列传》：“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

⑥《通志堂集·赋论》：“考之佚传，相如尝受经于胡安，蜀人多传其也，其功至与文翁等。”

[参考文献]

[1]许结.论“盛览问作赋”的文学史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2）：103-109.

[2]周勋初.司马相如赋论质疑[J].文史哲，1990（3）：20-25.

[3]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

[4]王世贞.艺苑卮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3.

[5]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王修玉.历朝赋楷序[M]∥历朝赋楷：卷首.清康熙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