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振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1938年3月于武汉成立时提出的一个口号。它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意思是“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的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于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1］。“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个口号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说明了‘文协’工作的一个中心目标，也预示着中国文艺运动的一种新的前途”［2］，后来抗战文艺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下乡”与“入伍”的目标。那么，抗战文艺是如何“下乡”、如何“入伍”的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得到专门的研究，笔者拟谈谈抗战文艺“入伍”的问题。

一

“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新文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和人民大众相结合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瞿秋白曾经不无偏激地将新文艺称为“欧化文艺”，认为它“在言语文字方面造成了一种新文言(五四式的所谓白话)，在体裁方面尽在追求着怪僻的摩登主义，在题材方面大半只在知识分子的‘心灵’里兜圈子”，因此而“很久的和广大的群众隔离着”［3］。左翼文学运动时期，文艺界也曾试图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未能真正付诸实践，进入抗战时期后，文艺才真正得以实现大众化。

广大文艺工作者决心以艺术的武器为抗战效力，纷纷呼应“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对文艺的大众化保持高度的认同。比如楼适夷认为：“把文化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