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琼 练 艺

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选择与发展研究（下）

傅 琼 练 艺

后税费时代，“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政治文化力量，是乡村善治的重要依托。选择并发展“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时，市场、宗族、宗教等因子是构建基础，新关系与新媒体等因子是构建助力，开放性与动态性等特性是发展保障。

权力文化网络；构建；发展

“权力的文化网络”是影响乡村社会治理功能的重要政治文化力量。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它历经沉浮，但它依然伴随着乡村民众的政治文化生活。［1］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实现自治更离不开“权力文化网络”。这在多地的实地调研均被证实。如调研中被问及“您生活方面来自哪方面的支持较多”时，多达43.9%的人选择“亲属”；接近30%的人选“老乡”，只有约11.7%的人选择“政府”。这似乎反映出乡村民众对官员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被问及“在生活中和村官相处如何”时，有16.9%的人选择“非常融洽”，有76.7%的人选择“比较融洽”或“一般般”，仅有6.4%的人选择“不太融洽”或“很不融洽”。何以如此呢？因为村官要么是“同宗同族的自己人”，要么是“村中有本事的能人”。可见，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考量时代发展的新特征，选择合理元素加以系统建构，是“权力文化网络”发展适应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

一、市场、宗族、宗教等因子，是构建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基础

后税费时代，乡村社会不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非农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向。同时，“非农化”是农民的主体运动，是农民主动的选择渗透其中的，是农民选择职业自由的增加。［2］但这并非意味着农民放弃乡村社会的行为逻辑。因为，即使在乡村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过程中，由血缘、亲缘和宗缘等组成的文化网络，仍然具有聚集财富与资金的实际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陌生社会的风险及压力，成为农民必然的理性选择。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包括了市场、宗族、宗教、水利组织等。而当前中国乡村的水利工程基本上是由各级政府直接监管，民间水利组织基本上不存在了。由此可见，构建适应当前乡村社会发展需要的“权力文化网络”，市场、宗族、宗教等组织是主要组成因子，并需要进行改建或重建。

（一）市场：权力文化网络的基本元素

施坚雅曾将市场关系视作研究乡村社会的钥匙。因为市场既是乡村民众交换产品及交流信息的场所，也是乡村民众联系感情甚至确立姻亲关系的枢纽。在传统社会，乡村以人情为基础，是互惠型社会，人们并不追求交换的即时性，而是依赖于人情和熟人之特有的信任，做长久打算。然而，随着城乡互动，当前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增强，市场交易中精于计算的经济理性更加彰显，交换的时差性逐渐弱化，乡村渐渐有了市场竞争社会的特征。不过，乡村社会的市场依然包含诸多人情元素。如罗必良在研究农地流转问题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农户的禀赋效应依“亲友邻居-普通农户-生产大户-龙头企业”而逐次增强。即交易对象存在明显的差序化特征。亲友邻居之间的农地流转占主导地位，它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要素市场交易，而包含了地缘、亲缘、人情关系在内，存在“非市场”定价机制，转入方不会随意处置农地，能够为转出农户提供稳定预期。生产大户和龙头企业是农户比较排斥的，难以从农户手中直接流转到土地，往往需要乡村两委会干部出面才能成功。这种特殊的市场逻辑表明，农户禀赋效应及其人格依赖性、生存依赖性、情感依赖性及流转对象依赖性等元素，［3］由此可见，乡村市场仍包含着熟人或半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诚如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所说，“当我们看到传统的力量能够强迫人们接受一种对于现状的感知方式，而且这种感知方式的结构完全符合前辈人追溯往昔时的表现所提供的范畴时，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理解人们称之为传统力量的东西。”［4］因此，推进乡村市场发展，是增强乡村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也是重构“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元素。

（二）宗族：“权力文化网络”的核心元素

宗族曾是中国社会最小的集体和最大的家社。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拥有了经济自主、乡村选举、进城劳动等现代权利，开始了乡村“公民化”进程。有学者据此判断，宗族在大量年轻人离乡后失去了后继力量，宗族与农民的血缘关系将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取代。［5］然而，笔者近四年的追踪调研发现，乡村社会虽因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而呈现出空心化特征，但绝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并不以打工城市为终极目标，他们要么选择返回老家，要么选择距老家较近的县城过更好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家庭及家族仍然是最可靠的精神支撑。因此，随着乡村社会生活水平逐渐提升，乡村宗族复兴运动自发地渐次展开。这种努力不仅限于居住于乡村的民众，也包括乡村在外精英。这一点在修谱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调研中，笔者发现，只要修了谱的宗族，其族人中在外精英，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几乎都参与其中。有的甚至不仅从资金、道义、知识方面给予支持，还成为直接负责人。当然，由于“文革”时的强烈冲击以及社会变迁，多数乡村的宗族既缺乏严密的血缘等级组织，也缺少家族内部的成文族规，族谱也一度被销毁。因之，宗族行动虽有其内在律动，但其外形发生着较大变化。宗族复兴主要偏于物质层面，即一是出于经济原因开展带有宗族意识的利益联结性活动，以获得相互支持与帮助，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色彩；二是开展祭祖联谊、重修祠堂、新续族谱等活动，强化互惠原则，建立宗族纽带。如唐军指出，当前农村宗族表现出一种“新家族主义”形式，即在日常生活中家族成员不拘长幼地平等、民主地参与家族事务；个人利益成为一切利益的基础，家族利益则是建立在家庭利益上的大群体利益；家族实行能人统治，组织方式极为松散。［6］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各地乡村复兴宗族的活动普遍存在，一方面，即使“现代社会虽然是公民社会，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家族社会，但伦理如果丧失了家族血缘的基础，便难以找到深厚的源泉”。［7］另一方面，宗族确实制约着乡民的土地分配、生产实践、仪式行为及意识形态。因此，作为村庄内生性组织的家族，可以充当政治动员的有效形式，孕育一批选举精英并增强选举的竞争性，从而可以成为民主进入乡村的一个“助力”。［8］综括而言，“宗族自治、互助的功能，适应了民众生存生活的需要；宗族文化中的互助精神、自治意识、亲情意识是宝贵的中华精神文化遗产。”［9］因此，宗族是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构建中的核心因子。在复兴宗族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其提供人伦亲情、规避风险的重要功能，又要充分利用其在乡村多元权威中的内聚功能，避免其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依托主体，确保其与乡村行政权力形成互补状态。

（三）宗教：“权力文化网络”的双面元素

乡村民众持有实用主义理性，他们选择宗教信仰，很少源于纯粹的精神追求，更多迫于现实困境。因此，乡村宗教具有突出的世俗性与草根性，它源于民众对个人命运关注所需的安全感乞盼，承载着人们所有美好的愿望，如治病去灾、求子祈福等。故而乡村社会的宗教是包含了儒释道与民俗信奉在内的多神崇拜体系。

乡村宗教超越了传统家庭生活、村落生活的范围和模式，延展了乡村空间结构上的地方性与亲缘性。［10］对于留守乡村的妇女和老人来说，宗教不仅起着安抚和慰籍的作用，而且能够帮助他们建构新的交际网络，排解她们对在外打工的亲人的相思之情，支持她们直面生活中的某些困境。许多研究表明，“个体宗教性与离婚率、犯罪率有着一定程度的负相关。”［11］事实上，“宗教对很多人的生活非常重要，它是人认识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宗教信徒通过皈依宗教从而达到终极意义的获得和实现更美好的生活。”［12］因此，当前乡村宗教具有较明显的复兴态势，表现为古老的多神信仰与电视和网络的传播并行不悖的势态。这是就个体需求而言。就乡村社会总体面貌来说，宗教既可能弱化社会矛盾，也可能有恶化社会矛盾。也就是说，宗教对社会冲突的影响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最终取决于阀值效应和协调效应的作用强度。据笔者调研所知，宗教与村庄社会冲突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性，且多表现为对社会冲突的抑制效应。基于此，宗教组织的协调效应值得采用并强化。当然，乡村社会基督教的组织性相对其他宗教来说要强得多，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将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引导乡村宗教与政治分离，强化其社会阀值效应，是当时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构建中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新关系与新媒体等因子，是构建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助力

除上述基本元素之外，乡村权力文化网络还包含各种关系及其支撑起来的文化认同。

（一）庇护关系：“权力文化网络”运转的支撑力

乡村社会治理中，必然存在管理者与参与者。两者可以交叉甚至互换，但到底存在差异。换言之，按照身份与能力，乡村民众可分为庇护与被庇护者。两者的关系，按照斯科特的理论，就是庇护关系。它指庇护者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与帮助作为回报。一般来说，庇护者往往是乡村精英；被庇护者往往是乡村普通民众。后税费时代，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城市化的推进，乡村社会的优秀儿郎多离村进城，乡村庇护者渐渐由权威型转化为经纪型。前者以乡村社会为安身之所，将自己视为乡村民众的一份子，执行国家政策时注重保护民众的实际利益，因而能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同时，他们作为庇护人并非以攫取金钱为主要目的，而以荣誉感为第一要义。因而，他们是被庇护人的护身符。后者以城市为终极目标，将自己视为国家政权的代言人，执行国家政策时注重维护自身利益，对乡民利益关注较少，被乡民视为他者，在乡村社会声誉不好，开展工作比较难。因此，有头脑的庇护者往往注重协调与乡民的关系，周旋于国家与乡民之间，获得自身的安身立命空间，做好理顺千条线，穿入一根针的工作，成为“权力文化网络”的创建者和维系者，确保乡村社会治理秩序上顺下畅。

（二）亲戚朋友关系：“权力文化网络”运转的脉动力

乡村社会虽然历经发展变化，但差序格局依然是基本特征。亲疏远近是信任大小的重要依据。从国人性格的思想根源层次剖析，不难发现，和谐思想源自家族及由此建构的亲戚朋友关系。乡民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争取或放弃利益的选择、“爱面子”与“没法子”的认定，均会权衡亲戚朋友的看法。［13］因为，亲戚朋友是他们生活归属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所以，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民众仍十分重视构建亲戚朋友关系。即使是那些在城市落户生根的农民工，他们对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网络依然十分重视，习惯于从中寻求支持与庇护。同时，在广大乡村，左右人际关系远近亲疏的伦理文化，依旧在支撑着乡村的社会秩序，并在村民的合作组织与权力结构的动作中自然呈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并非静态不移，相反，它能顺时而动。乡村文化在不断转换形式的过程中也发明着传统。所以除因打工在外找寻伴侣的少数人之外，年经人的婚姻圈依然采用传统的媒人介绍方式来确立。只不过，婚姻对象中，同学比重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由此，乡村“权力文化网络”中亲戚朋友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组成因子。

（三）新型人际关系：“权力文化网络”运转的新血液

随着乡村社会开放性的增强，乡村中人际关系发生着诸多变化。一方面，长老统治已然成为过去时，父子关系也由长者权威转变为能力权威。平等观念成为乡村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元素。乡村中的长辈也逐渐不再以帮助儿子及孙子为自己的唯一人生目标，他们在儿子成家之后，快速分家，实现财政独立，力争自己赚养老钱。而儿子也不以赡养父母为主要任务，他们经营自己的家庭生活。在父母健康之时，只在重大节庆日时对父母有所表示。因此，父母子女的关系也变得与朋友比较近似。另一方面，乡村教育的发展，推动了同学朋友关系的发展。有时甚至大有取代亲戚关系成为乡民关系重心的趋向。同学朋友关系中，平等特性更加明显，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使得乡村的生存环境更为宽松，也使得能力治村有了更大的可能。它昭示出乡村社会具有的天然适应性，也表明乡村“权力文化网络”从来不是一陈不变的，新事物只要顺应民众的需要，就能在乡村延展开来。

（四）新媒体联动：“权力文化网络”运转的新方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广播、电视、手机成为乡村民众获取和沟通信息的重要载体。以电视为例，一方面，电视媒介在乡民间营造了交流沟通的情境。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能增进人际沟通和情感交流。另一方面，电视媒介以鲜活生动的情节事例告诉人们，现代社会是一个由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社会，拥有社会资源越丰富的人在网络中就越占据优势地位。这种社会交往观念改变了乡民原有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结构，并引导他们突破传统，尝试建构超越血缘关系、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关系网络的扩大，有助于乡民的生存与发展。当然，由于交往机会的增多，交往时间的缩短，也可能导致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的深度趋于浅显，不如传统交往牢固和稳定，交往形式也逐步由固定式的深度交往向流动式的浅层次转变。［14］再如手机。它能将信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扩大了乡民的社会交往圈子，有助于保持权力文化网络的畅通性。但据调研与访谈结果来看，对于村庄事务，手机只能起到沟通作用，无法取代传统村庄事务治理模式。行政任务可以通过手机得到最迅速的传达，在村庄内部事务的处理中，传统的村庄治理规则依然是主流。手机的陌生性与非情感性特质，决定了它只能解决一些信息沟通等简单性事务，就复杂事务来说，“权力文化网络”的文化认同价值依然最为重要。所以，新媒体可以跨越传统时空界限的特性，对“权力文化网络”运转大有助益，需全力发掘。但其缺点，也需摒弃。唯其如此，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发展方呈正态之势。

三、开放性与动态性等特性，是发展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保障

（一）开放与创新：“权力文化网络”发展的动因

乡村社会日益由封闭的场域变为开放的空间，只有建构起适宜于乡村自治模式的开放型“权力文化网络”，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首先，理解乡村时，需把握其五种边界。即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文化边界是基于共同价值体系的心理和社会认同；社会边界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会关系圈子；行政边界是基于权力自治或国家权力下乡的管理体系；自然边界是基于土地属权的地域范围；经济边界是基于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力的网络和疆域。”［2］随着乡村社会的开放，人们不再仅仅受控于亲属关系和近邻关系，但依然习惯于根据社会地位及思想和感情上的亲近关系来进行选择。此外，一些选择城市居住的人们开始产生乡情，他们重新关注乡村事务，试图重构乡村的文化边界。因此，乡村权力文化网络裂变的外形，仍保留着诸多凝聚乡民情感的表征。正如波特夫妇所说：“在过去的35年里，尽管中国东南部乡村的家族制度表层特征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但它深层的结构方式却惊人地持续着，从没有在根本上受到冲击，而且在现有的政策下还得到了加强。”［15］

客观来说，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制及聚族而居的分布特征，乡村社会的空间束缚继续起作用，较之城市，近邻关系肯定依然是一个更关键的组织要素。“每个乡村社会都是根据自己的创造力来‘实现现代化’，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抹去了过去的独特性。需要走过的路途和遵循的运行机制与过去的独特性趋于形成的共同形象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16］这种创新，与开放并存，成为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发展的动因。

（二）系统与动态：“权力文化网络”发展的特质

如上所述，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是个系统。内含诸多因子，如乡村民众的宗族传统、宗教信仰、市场发育程度、亲戚朋友关系、人际合作状况、现代传媒等。通过对因子的权重分析发现，主因子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宗族宗教运作传统、家庭类型及人际合作特色特征、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及外界环境特征；评价指标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宗族运作传统、是否信教、家庭类型、村民人际合作特色、市场发育状况、现代信息传媒影响程度等。

系统性之外，还应该强调，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并非静止固化状态，它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特性，即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后税费时代，“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不再依靠农业，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决定中国社会形貌的因素依然是农村、农民和活在生活中的乡土文化。”［17］但乡土文化始终在适应社会变迁中创造出新的元素，并将新旧元素有机融合。所以乡村民众建构的“权力文化网络”必须是个动态的系统，既能允许内部因子的此消彼长，又能促成内生文化因子与外来制度因子的高效融合，进而推进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总之，农民的真正理性是深深扎根于他们生活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构建并发展融合传统哲理与现代经济理性的”权力文化网络”，是他们的生存理性和价值追求，更是乡村善治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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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风靡一时动因与社会表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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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J］．江海学刊，2009,（4）．

［责任编辑：上官涛］

傅琼（1972—），女，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文化与社会；练艺（1991—），女，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与社会。（江西南昌330000）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选择与发展研究”（11YJAZH027）；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礼仪文化传承与赣鄱乡村有序发展研究”（14SH09）；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当代乡村礼仪文化建设研究”（SH1608）；江西农业大学协同创新招标项目“基层治理视域下乡村礼文化重构研究”（XDNYA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