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

南宋宰相虞允文身材高大，相貌奇伟，为人慷慨，光明磊落，胸怀大志，文韬武略；特别是他待人宽厚，以德报怨，让他很得人心，前后出将入相近二十年，勋绩卓著。

绍兴年间，虞允文奉朝廷之命往临安任职，正好有个同僚与他同行，两人晓行夜宿都在一起，有说有笑倒也不显寂寞。可是令虞允文一万个没想到的是，他呕心沥血所注的《新唐书》竟然被此人窃走，并冠以自己之名献给当时的宰相，以为进身之阶。此人做贼心虚，害怕虞允文找他算账，就恶人先告状，背地里到处诋毁虞允文。虞允文来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时，谒见了太守沈该，沈该非常敬佩虞允文的为人与才干，遂热情招待了他。在私底下，沈该与虞允文聊起与其同行的那个伙伴的人品，虞允文对他予以充分肯定，“盛称之”。可是沈该听了，却非常不以为然，说我看这个人不像你说的那样，而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卑鄙小人，“是人极口毁君”。虞允文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仍然不言其短，说这个人长处确实不少，只是有好骂人的毛病，“渠所长甚多，但差好骂耳”。沈该听了，没再说话，只是连连叹息。对于这件事，史学家、工部侍郎李心传由衷地称赞虞允文为“长者”。

还有一次，御史萧之敏为某事弹劾时任宰相的虞允文，虞允文特作一份深刻的检讨书上交给孝宗皇帝，然后停止履行自己的职责，听候皇上处理。孝宗一时拿不定主意，遂去拜见太上皇高宗赵构。高宗十分平静地说：“采石大捷时，萧之敏在哪里？不要听从他的意见，将萧之敏罢官赶走。”孝宗于是有了定见，他先是以妄奏之罪罢黜了萧之敏，然后在一把折扇上亲题御诗赐给虞允文，以示宠眷和信任，慰留他继续为国效力。虞允文立刻上书谢恩，接着明确表示萧之敏是个品行端正的君子，他的弹劾行为是其职责所在，请求皇上将其召回宫中以广开言路。虞允文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让孝宗深为感动，命人将此事记载在《时政记》里，以旌表贤臣，遗泽后世。

朱熹为当时的名儒，在南宋士林当中颇有影响，但是他对坚持抗金、力主北伐的虞允文颇有微辞，说他是“轻薄巧言之士”，“其实无能，用著辄败，只志在脱赚富贵而已”（《朱子语类》），“缪为恭敬，未必真有信用之实”（《答张敬夫书》）。朱熹主张以义理正君心，只有把这个功夫做好了，才能谈其他的。显然，朱熹所论有失公允，虞允文作为主战派的领袖人物，其一生的盛德巨才、文治武功已经说明了一切。但即使“道”之如此不同，虞允文还是对朱熹非常敬重。当孝宗向他询问朱熹的情况时，虞允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朱熹的才华不在程颐之下。于是朝廷召朱熹入京。

虞允文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事例还有很多，如官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的王之望就曾被虞允文推荐；吏部员外郎冯方由于为宰相汤思退所恶，被以劳民伤财之罪名罢职，“论方不当筑城费财，方遂罢”，由于虞允文“力为辨之”，才使他不久得以官复原职；还有章服等官员，都曾受到虞允文的恩惠。可令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些人却都以怨报德，不是排挤他，就是弹劾他，以至让其他人都看不过去。但虞允文似乎毫不在意，等到他当了宰相后，依然“我行我素”，那时，王之望已经因罪丢官，虞允文就请求皇上循以往重臣罢官之例授之以资政殿学士，虽无吏守、无职掌，仅出入侍从以备顾问，但毕竟表示朝廷对他的尊宠之意。冯方死后，诸子皆无功名，虞允文就上奏为其一子授予一个较低的官职。章服被放逐到边远地方已经很久了，念及他过去的功劳，虞允文为他请求在地方授予一个兼职。

虞允文一生，宽厚善良，以德报怨，虽每每受伤而不悔。究其原因，首先是他认为这些人并非是心术不正的恶劣“小人”，在某些方面還是有过人之处的能臣干吏，身为宰相要有肚量，善于发现和发挥别人的长处。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与生俱来的博爱天性，故而道大能容，厚德载物。《宋史》谓其“慷慨磊落，……为任重之器”；

毛泽东的评价更高：“伟哉虞公，千古一人。”虞允文去世后，朝野上下痛惜怀念，孝宗皇帝下诏追赠他为太傅，赐谥“忠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