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巧

如今国人戴眼镜者比比皆是。在清代，戴眼镜还是一件稀罕事儿。

眼镜究竟是从欧洲传入中国，还是由中国传入欧洲的，一直都有争议。明代文学家田艺蘅在《留青日札·叆叇》中记载：“提学副使潮阳林公有二物，如大钱形，质薄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是何宝贝能使学官大人看书不吃力？答案是：“此叆叇也。”

囿于传统观念或是条件限制，以前中国人即便深度近视，也很少佩戴眼镜。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国产眼镜的制作与销售在北京、上海、苏州、广州等地才有所发展，但价格昂贵，非一般人所能佩戴。到了清代中晚期，戴眼镜者增多，国产眼镜、西洋眼镜一时并存。

清代乾隆年间有人戴“叆叇”。清人陈康祺的《郎潜纪闻》记载：“相传翁覃溪（翁方纲）……六七十时犹能于灯下作细书，阅蝇头字，不假叆叇。”这位乾隆年间的学者官员学问渊博，年纪大了还不需要“眼镜”，表明他精神旺视力好，为人称羡。反之也可知当时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中戴“叆叇”的人不在少数。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写的《中华帝国纪行》一书，详细描述了19世纪中期的中国社会的文化、风俗人情等，其中记述了他和同伴在四川成都被布政使审讯的过程，这位审讯的官员“50岁左右……他的眼睛也许小了些，而且发红，但他的眼睛藏在大眼镜的后面”。这副大眼镜是国产货无疑。

古伯察一行到湖北宜都县时，年轻的知县接待了他们。古伯察对他印象深刻，特地指出：“一副欧洲产的金丝眼镜，更加衬托出其温柔睿智的气质。”国外的眼镜在当时就成了年轻学者官员的心爱之物。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眼镜出现在我国，当时人以拥有新式眼镜为时髦。

19世纪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中也有“眼镜哥”的记载。1869年1月底，李希霍芬一行在江西境内受到当地官员的检查，这位官员也是戴着“大大的眼镜”，而且他对船舱里时尚的玻璃镜子格外吃惊、艳羡。当年6月，李希霍芬在辽宁牛庄附近还遇到一位“富二代”，“18岁的男孩子，戴着一副过大的眼镜，他是这里老板的儿子”。当问他为什么戴眼镜时，他回答：这样看起来好看！其实他视力很好。这位“眼镜哥”的眼镜片是用窗户玻璃做的，直径接近3厘米，眼镜架子是黄铜做的，两个大酒瓶底似的玻璃片把一张小脸“完全遮盖住了”。

晚清报人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中曾对当时崇洋媚外、刻意模仿外国人戴眼镜的行为有一段文字描述：“或为西人装，而恨鼻梁之不能如西人之可安眼镜也。”怎么办呢？这位“眼镜哥”削了一个鼻托架在自己鼻梁上。某一天“踏车行市，避电车，适撞于马车，遽跌，镜碎，而所安之物亦脱，鼻梁之上红皱如癣如痂，路人咸鼓掌”。

其实，戴眼镜充风雅，在晚清不少见，很多富贵人家的公子少爷根本无心用功读书，但是却很喜欢弄个洋气十足的西洋眼镜戴着，以显其文質彬彬、时尚新潮。

（摘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