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康

改革开放前，但凡有可能涉及组织与路线的都是大问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狠斗私字一闪念”，“只能为公前進一步死，不能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情形好比王小波说的草原上不能有驴，要不所有的马群都要被“炸”掉：如果这种大耳朵的内地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会高兴地前去认亲；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会被吓得一哄而散。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死了才算完。

出于好心，为了这群公有制的马儿活得好，就不能让其他所有制的驴儿来捣蛋，于是，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关于组织与路线，普通人说不得，更做不得。那年头，饭在食堂吃还是家里吃得由毛主席亲自裁定，母猪是否下放给社员私养得由陈云调查解决。

时光到了20世纪80年代，此时改革开放了，思想开始解放了，但制度与组织方面仍存在多个禁区。比如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有商品的计划经济，仍吵得热火朝天。像个人能不能炒瓜子这号子事，也得由邓小平亲自定夺。

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制度与组织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让个人自由选择的历史。现如今，人们能够自由选择是在市场上做买卖还是到企业里打工，好比马儿驴儿都可以拿出来遛遛了。多种企业组织形式也基本能够让人们自由选择了，比如独资、合伙，想用哪种就哪种。

但让我们不解的是，为何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实行股份制，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大多实行合伙制？这两种组织方式有何区别？为何两者并存？能不能用一种替代另一种？

任何一种组织形式都面临各种实际问题的检验。比如一个企业做地产好还是做服装好，领导层内的意见可能不统一，就算定下来做服装，每月生产多少衣服合适，又会存在分歧。董事长可能认为市场前景好，应该生产一万套；总经理可能认为市场前景不妙，生产五千套就够了，生产过多会积压。

当各方意见不统一时，怎么办？股份制企业容易解决：投票。参照各人拥有股份的多少投票。这与市场里买卖东西的道理相同，消费者到市场上买东西，其实也是在投票，只不过投的是钞票。比如到市场选购衣服，喜欢哪种类型、哪个品牌、哪个价位，消费者用手中钞票投票就是了。

被选中的一定是消费者心中性价比最高的商品。如果不用投钞票的方式，那就麻烦了。比如过去春节期间火车票的分配，就不完全靠投钞票决定，规定了价格，各人只得排着长队购买，有时还会去找黄牛，甚至还会凭借各种各样的关系搞“内部票”。

如果完全用投票的方式，出价高者得，得票人出的价就是为别人提供的服务，比如一位菜馆老板出的价就是为别人做的菜。只有每个人生产赚钱，消费花钱，才能真正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财富才能越来越多，生活水平才能越来越高。

如果用别的方式，比如通过排队，先到先得，那么，花在排队上时间，不能用来为别人服务，就是一种浪费。同样，与黄牛周旋，搞得口干舌燥，也是一种浪费。而找关系走后门，折腾来折腾去，浪费掉的精力恐怕还要多。

凡此种种，与出价相比，均存在浪费。与采用价高者得的市场规则类似，大型企业往往实行股份制。股份制下，但凡遇到众人争论不决的事情，投票解决更容易，与买卖商品投钞票的效果类似，这就是多数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的原因。

既然如此，为何生活中还是存在像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这类采用合伙制而非股份制的机构？因为普通企业的产品，其质量容易判断，律师事务所之类提供的服务则较难判断，比如能否打赢一场官司，与律师个人能力高度相关。

除了质量判断方面的难度不同外，基于个人能力的服务与普通商品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其所依赖的能力无法与人分离，人在能力在，人亡能力亡。一台机器无论在谁手里均可启动，能力却只听主人的话，个人的工作态度与积极性，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调动。

既然与个人能力高度相关的服务很难把握，就不能让股东投票决定其相关事务。既然能力天然与个人联系在一起，只有当事人才能启用，那么，要启用个人能力，只能激励，不能强制。

因此，普通股东难以判断的服务，只能由业内同行识别判断。若业内一致认同一个人，就能说明问题。这种靠众人认同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合伙制。在中国，不仅律师事务所与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合伙制，游戏开发公司、咨询公司等，往往也实行合伙制。在美国，医生与大学教师等行业实行同行评议制，也是因为其成果与个人能力高度相关，普通人是难以识别的。

合伙制只能在熟人之间实施。一旦组织规模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就很难处理，这种更强调妥协的方式就难以胜任了，因此合伙制基本只存在于小规模的单位中。懂了这个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的民营企业组建时往往以家族规则与江湖规则为主，而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要么向股份制进化，要么完不成进化，只能在各派的扯皮与互掐中死亡。（摘自《麻辣经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