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炬

摘 要 本文从科斯新制度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入手，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制度供给，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而阻碍要素市场化的关键就是制度供给，或制度创新，落脚点是降低制度交易成本，给微观经济主体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以积极的信号。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制度供给 新制度经济学 制度交易成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从追求“数量”转型升级到追求“质量”，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以“三驾马车”为主的需求管理到从供给侧发力，实现一个如同“极地跨越”般的重大转折，看似有重大的差异，实则内在逻辑一致。纵观近40年的改革历程，就是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羁绊，迈向市场经济的历程，那这次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有何不同？它其实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进程的升级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就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具体来说就是包括制度要素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因此，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整个进程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走向更深程度市场化的顶层设计中的关键一环，它必然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分水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在商品市场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的今天，生产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或更高程度的市场化已经是摆在我国经济面前的当务之急，其实当生产要素市场还有许多阻碍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时，商品市场市场化程度也会受到影响，也并非是真正的市场，原因很简单，当某种商品通过价格信号表明其短缺时，市场上的“看不见之手”就会发挥其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它可以将生产资源，就是生产要素配置到这个领域，让增加的供给去平复涨高的价格，这是在生产要素市场没有任何障碍情况下“看不见之手”的功能，但现在的情况是诸多传统体制下的种种障碍使得“看不見之手”难以发挥作用，这种体制机制障碍无法让生产要素配置到想要响应价格信号变化的微观主体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商品市场也不能说是一个完备的市场，起码有一大半的功能完成起来是有很大困难的。我国没有真正的土地一、二级市场，中小企业贷款依然艰难，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束缚，企业注册的层层审批和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收费等都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当问题都集中指向体制机制障碍时，一个更重要的生产要素就呼之欲出了——制度供给，由政府作为行为主体的制度供给，或者叫制度创新、制度变迁应该是解决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的关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可以说，“制度供给”问题解决的好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

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就业等宏观问题的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其成果都体现在制度经济学和之后的新制度经济学里，到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已经不只是像文化、法律、历史等作为从外部影响经济的一个因素了，经济制度，或者说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作为像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可以导致经济产出的生产要素之一，完全是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运用边际分析法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制度经济学之后，制度经济学就有了“新”义，就有了从规范到实证、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的质的飞跃。

任何经济行为都是由理性经济人进行的，而只要是理性经济人就都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任何一项经济活动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MR>MC），经济行为就有继续的必要。而政府出于其职责考虑所出台的任何制度都是要让理性经济人付出交易成本的，反映到投资、创业的微观主体之上必然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多就是设置的障碍多，制度越多，制度越严，成本就越高，当“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是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MC>MR）时，微观经济主体就会停止该项经济行为。所以计划经济就相当于政府垄断了所有的微观经济主体，其体制机制的障碍就是所有的微观经济主体都没有成为微观经济主体的资格，这是无法逾越的“成本冰山”，也没有必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改革开放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搬掉了这座“成本冰山”，成本一侧的急剧下降，收益一侧的优势就显露出来，微观经济主体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科斯的“成本—收益”边际分析法，一时间市场购销两旺，大量商品与服务短时间内就蜂拥而出，经济一派繁荣。但这样的势头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按照马歇尔实证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市场的描述，随着市场竞争主体的增加，市场越来越向着完全竞争的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的方向发展，供给的增加导致价格的下降，超额利润会消失，微观经济主体的边际收益开始下降了，虽然“成本冰山”还在进一步削减（因为改革一直在进行，政府制度创新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只是创新的增量在下降），但当边际成本下降的速度低于边际收益下降速度，甚至两者相等、倒置时，微观经济主体的创业、投资的积极性必然会受到影响，一部分微观经济主体会退出竞争，当这样的长期均衡（或博弈均衡点）影响到宏观经济的GDP增速与就业时，就该从制度供给角度考虑制度交易成本问题了。

这应该是新制度经济学给出的我国经济问题的诊断结果，政府是制度供给主体，制度创新也好，制度变迁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就是解决制度供给问题，从供给侧（生产要素端）入手而非需求侧（如“三驾马车”拉动）来求解中国经济问题的答案，就是要让微观经济主体投资、创业时运用科斯的“成本—收益”边际分析法，能有当初改革开始时的喜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让由制度痼疾所造成的高交易成本的“冰山”进一步消融，从而营造出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语境下的制度供给应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该管的不能推卸，不该管的坚决放弃，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有助于形成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就要素市场而言，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包括生产要素价格的直接管制，消除体制机制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多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从“降成本”的角度上说，就是要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避免“雁过拔毛”，减轻企业负担。

（作者单位为鞍钢集团公司<党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