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

1942年的春夏之交，汪精卫和民国文坛精英周作人率南京政府代表团飞往伪“满洲国”的伪“国都”新京（长春），一场盛大的典礼正在等待着他们：“满洲国”成立10周年。

一南一北两个傀儡能站到一起也是缘分，溥仪自从被冯玉祥的西北军赶出北京城之后，经过短暂的人生低落，在东北又找到了皇帝的感觉；而汪精卫在“宁汉合流”之后，在和蒋介石的斗法中逐渐败下阵来，在南京找到了当国民党总裁的感觉。二人的政治生命起起伏伏，却在新京找到了交汇点，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中，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政治风景。

5月11日回南京之后，還有一场“喜庆”之事在等待着汪精卫：六十大寿的寿宴。几个月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东京，参加“日本对华战争一周年”纪念日。

笔者之所以从汪精卫这条线入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42年的他带出了两个时间关节点：“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和日本“对华开战”一周年（蒋委员长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对日宣战，之前日本只是把侵华战争定性为“支那事变”），这两点能分别映射“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

“九一八”之后，名实而体虚的民国政治生态，以及整个东亚的军事和外交格局都为之一变。中华民族衣冠所睹，神器之重，伴随着逃往关内的东北同胞的悲鸣，岌岌可危。

有些喜好饾饤之学的史学家耙梳故纸堆，以证明日本少壮派军官1931年在沈阳柳条湖的动作不过是冲动的冒险主义赌博。同一批人也论证过，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本该是独断的、无预谋的孤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