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的接受史及其文学教育功能之反思
2017-11-13文玲
小说评论 2017年3期
文 玲
《百合花》的接受史及其文学教育功能之反思
文 玲
一
1958年,茹志鹃的《百合花》相继投寄给两家文艺杂志,都被以“情感阴暗,不能发表”为由退了回来。第三次她把稿件寄给《解放军文艺》,仍不能发表,编辑把该小说转给当时较为“边缘化”的《延河》文学杂志,于同年3月发表。1958年6月,茅盾在《人民文学》发表逾万字的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其中以两千多字的篇幅从人物、结构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肯定了《百合花》的艺术成就。茅盾以“清新俊逸”评价这篇小说,并写到:“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茅盾着重分析了《百合花》的细节描写,认为这种前后呼应的写法使得文章通篇一气贯穿。茅盾将这篇文章概括为“故事很简单,向敌人进攻的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一个小插曲。人物两个: 主要人物,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次要人物, 刚结婚的农村少妇,但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茅盾的评论成为后续几十年研究《百合花》绕不开的经典评论,《百合花》也在此次评论后逐步走向文学经典的圣坛。此后,欧阳文彬、候金镜、细言、魏金枝等都撰文讨论茹志鹃的创作及《百合花》,但都是围绕茅盾的论述展开。
1979年3月《百合花》入选上海市中等师范学校编写的《语文》教材,直到现在《百合花》一直是中学语文、大学语文教科书上的必选篇目,但对它的阐释始终局限在“歌颂人民战士”,“表现军民关系”的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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