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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思想者作家的韩少功

2017-11-13陈晓明

小说评论 2017年3期
关键词:思想者韩少功格非

陈晓明

作为一个思想者作家的韩少功

陈晓明

非常荣幸参加少功兄入驻北师大的仪式,看到来了这么多朋友,这么多学生,我刚才跟江河兄都惊叹:少功的人气这么旺,确实有点盛况空前,可见少功在朋友们心目中的位置,在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和在青年学生们中受到的拥护,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作家写了四十年,确实让朋友们感到由衷的敬意,我也是带着敬意来到这里,而且确实深感荣幸。

要说韩少功的创作,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是那么的明晰又是那么的复杂,试图在每一个部位要去捕捉韩少功的作品都很困难。刚才丁帆兄从两个点切入,一是思想,一是文体,本来我也想从这两个点来谈,但这两个穴先被他点了,我就有难度了,我想接着丁帆兄的话题进一步做点探讨——作为一个思想者作家的韩少功,我们怎么理解。更多客套的话、恭维的话、祝贺的话我不多说,我更愿意把韩少功作为当代文学史的现象来理解。

首先,他的思想是有穿透力的。我一直在琢磨他的这个穿透力是怎么进行、怎么展开,有什么特点。像今天研讨会的主题“求索之路永无止歇”,像“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本来是楚人的话,是楚人精神的自诩,是他们给中华民族提供的精神资源,前有屈原,后有少功,中国的文脉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多年来,韩少功一直在做独立思考,从“寻根”时期一直到现在,他其实都是在做他的思考,向时代发问,向文学发问,包括向自己发问。这就是屈原的永不妥协的怀疑精神和追问精神。当然,韩少功从来不用激烈的言辞,他用他的作品,从《爸爸爸》到《马桥辞典》,从《暗示》到《日夜书》,韩少功都是在向时代和文学的本质发问。

我想说,少功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和时代始终保有距离。我这么一说,大家可能觉得思想者韩少功难道不是最为直接向时代发问的人吗?怎么会和时代拉开距离?恰恰是他和这个时代构成的一种歧异关系——这就是如阿甘本所说,真正的作家和他的时代都构成有一种歧义。虽然,韩少功反复处在当代文学的潮流当中,当这样一种潮流以他的位置来建立来寻求支点时,我们发现,韩少功从这个潮流中又逃脱了,我们在下一个历史的某个位置又看到少功的身影,但是我们会看到,他又会转身离去。他始终有他那一种个人介入历史的位置和方向,但到一定程度,他总是会抽身离去。

这就是阿甘本提出的“同代人”的概念。除了“同代人”,还有“同时代”,究竟我们和这个时代是什么关系,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是“同代人”,在什么意义上我和这个时代是“同代”的。阿甘本提出一个观点:只有和这个时代有“歧异”的人才是“同代人”,当然他秉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他的立场和方法也都是传承了马克思的意识性批判精神,所以他强调和时代的“歧异性”。

我们回头看,在“寻根”的时代,我们歌颂实现四个现代化,呼唤历史的到来,但是突然有一批作家回到传统文化中去了。我一直认为“寻根文化”“寻根文学”和知青作家有密切关系,少功是作为知青一代作家转身“寻根”,这本身包含了一代人和这个同时代的非常复杂的关联方式。在这个转身当中,我们看到他和那个大的时代产生了一种歧异。这不只是说对知青这代作家的历史的重新审视和追寻,也不只是对拉美文化现实主义马尔克斯的呼应,更重要的是,像少功、阿城、李航育这几位作家,他们都很奇特,到今天为止,他们和时代都是有歧异的。

就这一点,我也曾提出过一个观点:知青作家和他们同时代的那批来自农村的作家不一样,他们是关键的一代。我曾经和梁晓声探讨过这个问题,晓声认为我说的蛮对。梁晓声也好,这代作家也好,他们一方面有非常强的时代感,非常强的观念性,他们是观念的一代,但是他们又和时代保有距离,始终有一种歧异,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我跟韩少功算同代人,我们都当过知青,77级,从八十年代走过来。一方面我们这些人有历史感,但另一方面,和时代有歧异该怎么去理解?而且这一代人的这种经验,对历史的这种态度,今后中国当代文学如果有观念史,是这代人的观念史,这代的作家有观念史,以后就没有了。我不是在谈论这个问题而抬高这代作家。我曾经带着怀疑的方式来理解这代人,理解梁晓声、理解韩少功、理解我自己。我当时怀着更为乐观的心态去看贾平凹和莫言、阎连科,我琢磨他们为什么对文学、对汉语有那样的把握,这个非常令我惊异,这样的观念和回到生活的泥土里去的、大地的这样一种书写方式,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异?而且它确实标示着中国在完成现代主义的本土化的历史中,他们有他们的共性。

另一方面,格非、苏童、余华这批作家又在另外的层面。我绝对不是在肯定或贬低,在我的一种理解方式中,对于那代作家来说,格非的介入方式不是纯粹的生活,也不是观念,他是另外的层面。而余华和苏童,我不一定理解得对,因为理论总是要归类,总是要找到一种既是极端的个别化,又要有某种共性,因为我们总是在寻求统一性,我们永远逃脱不了理解的哲学的最根本的难题,就是同一性和差异性问题。

所以在这个同一性当中,作为少功的个人性,和他对时代的歧异,他把这个歧异磨砺得最为尖锐和巧妙,这是我最感到惊异的。他作为这个时代的同代人,作为同时代来建立他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不管是他的思想、他的批判性、他的投入、他的思考,还是他的审美的文体那么审慎的实验,他都让我感到惊异。韩少功在文体方面的处理方式,和格非、余华走了两个极端。格非、余华他们年轻的时候非常明快、非常极端、非常大胆;但是少功作为一个楚的狂人,他却是以那么审慎的方式处理他的文体。我们去看《马桥词典》和《暗示》,这两部作品在文体学和文学史构成的对话关系上,我们没有理清楚,它的意义可能是非常丰富和微妙的,他的这种审慎需要我们去理解。

在韩少功的身上,这种丰富性、复杂性和歧异,是这么具有挑战。我感到荣幸的是,我跟少功是同代人;我感到惭愧的是,他有那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而我却还没有来得及学到手。

陈晓明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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