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昕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习近平网络舆论观的思想来源、现实逻辑和贯彻路径

罗 昕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习近平网络舆论观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具有目的明确、中心突出、思路清晰、方法得当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观、统一战线理论、群众路线理论是习近平网络舆论观的思想来源。习近平网络舆论观是基于当前网络舆论生态的现实逻辑而作出的理论思考，这些现实问题包括舆论主体上的话语权争夺、舆论内容上的红灰黑较量、舆论心态上的负情绪传染和舆论载体上的社会化动员。针对这些现实问题，贯彻落实习近平网络舆论观，舆论主体上要抢占互联网主战场制高点，舆论内容上要做强网上正面宣传，舆论心态上要包容并处理好网民意见，舆论载体上要加强新媒体社会动员的管控。

习近平； 网络舆论观； 思想来源； 现实逻辑； 贯彻路径

互联网社会是一个由人流、物流、信息流相互交织形成的流动空间。人类全部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事件正日益通过互联网展现出来。互联网已不只是一个传播媒介或工具，它更是一种新社会的组织与结构方式，成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技术赋权下的社会资源、社会消费、社会关系、社会表达都在大规模而快速地被激活和整合。

面对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变迁，习近平清醒地认识到新闻舆论工作的对象越来越转移到互联网上，知道“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强调“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网上舆论工作这个重中之重，为何会成为重点、重心？因为“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因此也要求“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网上舆论工作这个重中之重，重要性何在？因为互联网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能否打赢这个主战场，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必须掌握这个主战场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用“鸵鸟心态”回避矛盾，就会丧失这个主战场。可见，习近平网络舆论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习近平网络舆论观的思想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许多重要场合发表了有关网络舆论的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新时期比较严谨的网络舆论工作思想体系。习近平网络舆论观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和创新性。

(一)目的明确

网络舆论工作的目标在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凝聚共识。习近平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如何通过网络舆论工作来凝聚共识？一方面，要画出“最大同心圆”。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习近平强调，“网上网下要同心聚力、齐抓共管，形成共同防范社会风险、共同构筑同心圆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要形成“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指出，“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二)中心突出

习近平指出，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网络舆论工作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强调，“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国有13亿多人，如果弄成那样一个局面，就不符合人民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习近平的网络舆论观，表现出对民意的高度敬重，在“一网情深”中体现了浓浓的“为民之情”。

(三)理念清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五大新发展理念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方法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五大新发展理念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党的执政理念与发展规律新认识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指出，“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要适应这个大趋势”，“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同样，网络舆论工作也要体现五大新发展理念。一要创新改进网上舆论工作。“创新”一词在习近平网络舆论观中出现的频率非常多，如“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勇于创新、勇于变革，利用互联网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理念、内容、手段、体制、机制等全方位创新”。二要协调好自由与秩序、引导与监督的关系。习近平强调，“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三要建设好网上绿色家园。习近平强调，“修复网络生态”，使网络空间“天朗气清”、“风清气正”，“让这个家园更美丽、更干净、更安全”。“风清”即清新、健康、和谐之风，而不是充斥着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攻击等乌烟瘴气的“歪风”。“气正”即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核心价值观挺立，而非颠倒黑白、蛊惑人心的“邪气”。“美丽”，一方面是真、善、美，能以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另一方面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网上文化包容、多样，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交流互鉴。“干净”，指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藏污纳垢之所。“安全”，即人们自由舒畅地享受互联网发展成果，而不必担心受到舆论暴力、隐私泄露、错误思潮的负面影响。四要坚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新媒体，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学习、开放、包容的心态，深入研究利用网络平台、移动终端，发挥新媒体的传播特征，运用互联网思维，把舆论引导工作由平面引向立体、由单向引向多维、由抽象引向鲜活”；对待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习近平强调，“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五要共建共享网上良好生态。习近平强调，互联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家园”，即网络空间是长久的栖居地，关乎人类未来福祉，需要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而不能不负责任地践踏过后拂袖而去。人类是这一家园的“主人”，也是建设者和守护者。

(四)方法得当

习近平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和关键议题。习近平关于网络舆论工作，不仅提出了新概念、新思想、新战略，而且提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方法措施，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协调统一。一要“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就是要把握网络信息扩散规律、线上线下互动规律、新媒体动员规律，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二要“遵循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就是要把握新媒体技术互补性、一体化、分众化、差异化、智能化、移动化等发展趋势，遵循“优胜劣汰”的媒介进化规律。三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就是要具有用户思维、极致思维、换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开放互动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场景思维等创新思维。四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就是要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二、习近平网络舆论观的思想来源

习近平的网络舆论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观在网络空间中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观

伴随着19世纪工人运动的开展，党报的创建活动迅速开展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报刊为阵地对敌对阶级和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行为进行揭露与驳斥，形成舆论斗争和舆论监督气氛。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恩格斯指出：第一张日报的出版，“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马克思、恩格斯常用“喉舌”、“武器”、“阵地”、“政治中心”、“组织中心”、“坚强中心”等革命语言形象地表述党报性质，这些革命语言也逐渐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常用的语体和隐喻。列宁的舆论观，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舆论监督的建设性原则、批判性原则和党性原则三个方面。列宁指出要在报刊上开辟“黑榜”，公开揭露坏典型，在舆论宣传上正反并用，“公开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它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列宁认为舆论要服务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坚持党性原则，强调“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党报是“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要“让群众普遍知道中央机关报的名字，意识到中央机关报是自己的固定的报纸，知道它是自己的思想中心，知道能够随时向它求教”。

毛泽东把报纸看作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事业，指出(报纸)“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当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毛泽东说：“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1955年毛泽东提出“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思想，体现了专政与民主的相统一。“舆论一律”针对反动分子，“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舆论不一律”针对人民内部，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这种“不一律”，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不一律”。

针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发展形势，邓小平反复强调新闻媒体要把“促进安定团结”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要从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来实现安定团结……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总之,报刊、广播、电视的基本任务就是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成为宣传全国安定团结思想的中心”。江泽民面对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舆论导向福祸论，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相关，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面对新兴的互联网舆论场，江泽民又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舆论宣传，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不断增强网上宣传的影响力和战斗力，使之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对外宣传的新渠道。”江泽民将舆论导向提升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高度，并首次阐释了网上舆论的重要性，这是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二十一世纪初，面对我国网民数量持续快速增长的现实，胡锦涛强调，“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2016年2月19日，他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地位、职责使命、党性原则、全方位导向、基本方针、创新路径、人才培养、组织领导，比较全面系统地构建了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思想体系。当前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并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习近平与时俱进，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并把互联网看作是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并形成了一套逻辑严密的网络舆论思想体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在互联网时代的继承与创新。

(二)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内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同时，消灭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是工农两大阶级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农民阶级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工农联盟实现后，“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在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思想，但却未出现“统一战线”的概念，只是用“联合”、“团结”、“协作”、“联盟”等词进行表述。列宁在《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工人统一战线的问题，并精辟地论述了工人运动内部的统一战线问题。面对苏联的革命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强调，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这些原则“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运用到中国现实当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统一战线。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问题，认为改造社会、匡救时弊，用“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等方法“固然是不错”，但最根本的方法还是“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是党领导中国革命争取胜利的“三大法宝”和“两个基本武器”之一，强调“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新中国成立后，针对“要不要统一战线”争论，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存在下去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由“对劳动人民事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来决定，而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则证明“有统一战线比没有要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时期，邓小平再次强调，“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统一战线由过去四个阶级的联盟发展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联盟。江泽民提出了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促进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把我国经济建设搞上去”。面对社会利益结构不断调整的新形势，胡锦涛强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在凝聚共识中的作用。习近平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决定事业成败。我们提出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就是着眼于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中国共产党要发挥领导作用,各方面成员要共同使劲”。针对当下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形势，习近平在谈到“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时，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统一战线工作首次将“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列为重点团结对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已明确将他们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一部分纳入统战工作对象。习近平将统战对象扩大到“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是新时期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以及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共产党人制定一切纲领、路线和政策等的理论基础。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是马克思群众观的基本内涵，“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人民应该成为国家的主人。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群众，想要革命胜利、政权稳定，就必须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的联系。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成为真正不可战胜的事业”。列宁一直强调，“工农政权办事首先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且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这样，也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使群众的全部活动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政治优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党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深刻阐述群众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邓小平面对着新时期的执政形势，强调“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江泽民再次强调“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胡锦涛高度重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强调“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不断实现民利”；“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强调“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坚持真开门、开大门，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诚恳请群众评判”；“让人民支持和帮助我们从严治党，要注意畅通两个渠道，一个是建言献策渠道，一个是批评监督渠道”。在对待网络民意上，习近平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这一新表述，体现了习近平在互联网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党的群众路线的继承与创新。

三、习近平网络舆论观的现实逻辑

习近平网络舆论观是基于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而做出的深思熟虑，他指出，“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舆论生态指舆论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舆论环境，这些构成要素包括舆论主体、舆论内容、舆论心态、舆论载体等。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是这些构成要素的协调发展。如果网络舆论生态内部各要素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或者出现某一部分的失调，整个网络舆论生态就会失衡，将影响互联网社会甚至现实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舆论主体上的话语权争夺

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互联网空间在舆论主体上出现了多个与主流媒体争夺话语权的格局。这些增量的舆论主体主要包括意见领袖、商业新媒体、境外媒体和普通网民。舆论主体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在议题关注点上也呈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官方主流媒体为维护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更关注重要、正面的议题。意见领袖作为新意见阶层，为了提高人气和声誉而倾向于敏感、热点议题。商业新媒体基于流量、利润逻辑，更倾向于娱乐、另类议题。境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基于对中国固有的刻板成见，更可能关注负面议题。普通网民作为互联网社会的基础性节点，在议题关注点上则显得更为庞杂而斑斓，正如习近平所言，“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门的”。尽管普通网民在总体规模上占绝大数，但大部分网民是“吃瓜群众”或沉默者。据研究发现，在某个新闻的跟帖中，只有不到8%的人会点赞、评论和转发等，真正经常发言的网民不超过2%，大多数网民是沉默的。

舆论主体的多元化使得网络舆论形势纷繁复杂。在国内，微博大V、微信大号、网络水军(推手或段子手)、网红具有强大的议题设置甚至议程设置能力。在2013年前100大热点事件的传播中，由网络大V等首发或主导的占了近一半，传统媒体首发或主导的不足三成。在国外，个别西方国家试图通过互联网对华搞文化冷战和制造社会骚乱。国内外各种反华势力通过互联网相互交织串联。2016年8月，翟岩民、胡石根、周世锋、勾洪国等人颠覆国家政权案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这一团伙由“死磕派律师圈”、“地下教会圈”、“访民圈”、“网络推手圈”组成，表面各自独立，一旦发生热点事件如黑龙江庆安枪击事件，就相互串联，分工细密，有人去现场闹事，有人拍照录像，有人在网上发帖炒作，有人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各个圈子相互策应，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颠覆国家政权。习近平指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

(二)舆论内容上的红灰黑较量

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习近平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红色内容宣传的是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呼应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是正能量、主旋律。灰色内容宣传的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应的是多元利益诉求、多样亚文化与各种社会思潮，虽不直接威胁主流意识形态，但如果不加以引导争取，可能被黑色内容所污染。黑色内容宣扬的是西方敌对势力借以攻击我们党和国家基本制度的意识形态，放大制度缺陷和社会阴暗面，甚至制造传播谣言。

习近平对“灰黑地带”还有比较具体的描述：“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近十年来，中国的硬实力显著增强，但软实力的提升相对缓慢，话语权依旧十分有限。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也不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一些西方媒体仍然在‘唱衰’中国。”网络空间中的黑色内容暗流涌动，借助于互联网的开放匿名性，或改头换面，或隐秘渗透，或公开攻击，中国对外宣传面临严峻挑战。对此，习近平强调，“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

(三)舆论心态上的负情绪传染

从我国现阶段网民的人口统计学结构特征来看，我国网民的总体素质仍然偏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30.3%，其中学生群体规模最大；初中学历和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网民分别占比37.3%、26.2%，且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网民中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群体占42.5%，几乎有一半网民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一方面，年轻群体已经成为网络民意的主要发声群体。腾讯指数和中国社科院舆情调查实验室发布的《2016年网络舆情生态研究报告》指出，热点舆情事件中的主要发声群体，19～27岁的群体占约四成，90后乃至00后正在成为舆论场中的重要群体。另一方面，“三低”特征(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低)影响了网络民意的理性表达。一些“网络喷子”、“键盘侠”将互联网当作发泄不满情绪的平台，在讨论问题时，断章取义，胡搅蛮缠；言语粗俗，满嘴脏话，甚至演变成网络暴力。

网络空间的负情绪主要有：一是炒作，以前是“不怕上告就怕上报”，现在是“不怕上报/上访就怕上网”。一些标题党、网络推手、网络打手、网络黑社会操纵网络舆论，以所谓“我弱我有理”、“按闹分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行事逻辑，将某些事件或议题突出放大。二是暴力，主要有泄愤、谩骂、围攻、人肉搜索等手段。三是起哄，主要有恶搞、围观、嘲弄、戏谑、跟风、狂欢等手段。四是抹黑，主要有丑化、矮化、歪曲、否定、贴标签和高级黑等手段。五是质疑，主要有吐槽、挑刺、发牢骚等手段，一些部门或特定人群陷入“塔西佗陷阱”。当前，网络空间的情绪传染比现实社会更为显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微信朋友圈、微信群、QQ群、论坛、贴吧、微博等社交媒体形成的各圈子之间可以无缝链接。这些圈子少则几个人，多则上千万人，形成互联网传播的“圈层藩篱效应”、“回声室效应”。这些效应营造出的信息茧房、过滤气泡，极易导致群体极化。在后真相语境下，诉诸情感的信息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而为了迎合这种情感逻辑而非法理逻辑，通过制造谣言来使情绪“合法化”，便成了一种简单直接有效的手段。

(四)舆论载体上的社会化动员

习近平强调，“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发展，使互联网的社会动员功能日益增强”；“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在境外，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成为“颜色革命”、“街头革命” 的重要动员工具。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伦敦之夏、华尔街之秋、俄罗斯之冬”，香港“占中事件”、“旺角骚乱”，台湾“太阳花学运”，“疆独”、“藏独”暴恐活动,以及国内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都留下了社交媒体参与社会动员的浓重身影。如今微信、陌陌等私密社交媒体流行，网络动员将变得更加隐蔽和频繁。此外，微视频、恶搞图片、表情包、流行语、段子、漫画、动画、H5、VR等新媒体凭借短小、简洁、娱乐、直观、形象等特点，社会动员能力更加快速、强大。如2016年年初的“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中，大陆网民以“表情包”为动员工具，向台湾网民们传播了大陆主流政治话语、美食、美景、传统文化和发展成就的信息。

以互联网为中介的动员属于一种“去组织化”行为。它有三个特征：去中心化、行动上自我定位以及虚拟串联。从行为结构信息的进化路径看，根据行为者之间的组织性和行为伤害的显著性逐步递增的状况，网络动员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行动跃迁：一是最低层次的对话性行动，如点赞、转发、评论、网络游说；二是较高层次的抗议性行动，如网络动员、网络签名、网络结社、网络串联、网络抗争；三是中高层次的对抗性行动，如人肉搜索、恶搞、网络暴力、网络造谣、网络打手；四是最高层次的暴力性行动，如快闪、游行示威、打砸抢烧等群体性事件。其中前三个层次的行动多属于线上行动，最后一个层次的行动多属于线下行动。每个层次之间并没有截然区分，经常相互胶合在一起。同时应看到，并非每次网络动员都完整呈现了这四个层次，而是不同程度地在不同情境下达到某个行动层次。

四、习近平网络舆论观的贯彻路径

习近平不仅认识到网络舆论生态的主要问题，而且提出了网络舆论生态建设的具体措施，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这些具体措施，既有国家层面上的顶层设计，也有中观层面的制度保障，更有微观层面的工作要求。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网络舆论观，需要着眼于当前网络舆论生态的主要问题。

(一)舆论主体上要抢占主战场制高点

马克思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当然，目前还必须慎重地利用这些阵地，但重要的是，为了决定性的时刻保证自己在各个据点的影响。”打赢互联网主战场、抢占话语权制高点的一个重要国家战略，就是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

习近平多次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出深刻阐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媒体融合思想体系。一是媒体融合发展的根本宗旨，在于“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二是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就是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其中，“竞争力”、“强大实力”是总体目标；“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是具体指标。“传播力”是前提条件，“公信力”是核心资源，“影响力”是效果检测。三是媒体融合中需恪守的基本原则：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要强化互联网思维；要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四是媒体融合发展的具体实现路径，就是要推动“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化学反应”、“转基因工程”。

抢占主战场制高点，不仅主流媒体要提升自我议题设置、抓准核心关键议题的能力，还要寻求不同舆论主体的交集和共识度，以求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一方面强化主流媒体对边缘媒体的共鸣效应，使边缘媒体认同并主动跟随主流媒体的议题设置；另一方面发挥边缘媒体对主流媒体的溢出效应，使主流媒体发现议题偏差或缺位并主动调整议程设置。此外，还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一在宣传内容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要解决“有故事没中国”、“有中国没故事”的问题，将“中国观”内涵和国际通约性表达巧妙嫁接起来。二在宣传方式上，“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要多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三在宣传媒体上，“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四在宣传主体上，利用一切可能的民间资源加强对外传播，如积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非政府组织和文化企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互鉴平台，广泛动员华人华侨、社会各界群众共同参与国家形象传播，充分借助在华外国人、外国主流媒体和国际友好人士利用新媒体讲好中国故事，以有效降低外国受众的陌生感和距离感。

(二)舆论内容上要做强网上正面宣传

要强化正能量主旋律的内容。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针对这些问题，习近平强调：“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

要创新正面宣传的方法。习近平深刻地认识到，当今做好舆论工作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发挥新媒体的传播特征，运用互联网思维和网络传播规律，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其中，时度效是新闻传播规律之一，也是正面舆论引导的关键。时，指要及时、适时、全时，第一时间抢先报道，第一落点权威发布,争夺“第一定义权”，把握话语领导权主动权，重在解决“何时说”问题。度，指根据传播规律和传播情景，拿捏好传播的尺度和分寸(如高度、厚度、深度、广度、态度、力度、强度、温度、角度、进度、巧度、能见度、精准度、配合度)，做到关键时刻不“失语”、重要关头不“迟语”、敏感问题不“乱语”，重在解决“怎么说”问题。效，指通过“讲故事”和话语表达创新，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要入眼、入脑、入心，重在解决“说得如何”的问题。时、度、效三者密切关联，有机统一，使正面舆论引导“润物细无声”。

(三)舆论心态上要包容并处理好网民意见

舆论心态是人们现实社会生活状况的映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互联网+群众路线”也必然成为党密切群众、调适网民情绪的重要方略。互联网是党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是党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是党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如今群众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党的领导决策要适时向“从网上来，到网上去”转变，这是关乎领导路径方法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这一论述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也贯彻落实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强调网上群众路线要做到六个“及时”：“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此外，倾听网络民意，“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习近平强调：“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但网络民意表达不能超越宪法法律界限。习近平指出：“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而是说不能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不能超越了宪法法律界限。”

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是相统一的。习近平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作用”。要保障网络舆论的有效监督，需要加强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既要惩治公权力对网络舆论监督的阻扰甚至打压，也要打击商业力量对网络舆论监督的操纵与扭曲。正如习近平所言：“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

(四)舆论载体上要加强新媒体社会动员的管控

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社会动员不仅仅是一个网络空间安全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必须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社会动员，蕴含了社会生活中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关系和结构，网络动员能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群体的互动关系网络状况。随着大数据挖掘分析技术和复杂网络动力学研究的进展，根据网络群体行为事件中的网络日志信息，群体行为中的社会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规律能被研究者所感知和描述。不同的网络社区应用具有不同的技术功能设计特征，形成不同的网络群体行为关系网络结构，对不同情境下的网络动员具有重要的影响。如贴吧、论坛的群体行为多是一种平等的散点型关系网络；明星类博客/贴吧/微博中的群体行为更容易形成焦点型关系网络；突发事件的微博舆论中，群体行为常常是多中心型关系网络；微信群/朋友圈的群体行为更可能是一个相关连接的连环型关系网络。根据不同的复杂网络结构拓扑图及其相关复杂性理论，我们能科学感知事态发展的基本趋势，为有效调控或牵制网络群体行为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当前网络动员管控的难点在于微信群/朋友圈等私密社交媒体。和微博、博客等开放社交媒体相比，私密社交媒体在社交关系上具有强关系、强连接和信任度高等特征，所形成的群体行为也具有自身的传播特征。由于私密社交媒体的信息大多处于封闭状态中，特别是一些私密社交媒体还具有“阅后即焚”的功能，因此私密社交媒体的群体行为一般不为社会公开所知，一旦个别私密信息被群内“越轨分子”发布于开放社交媒体上，将会迅速引发热点话题。私密社交媒体的社会动员特征，首先是在传播过程上“悄无声息”；其次是在传播内容上更能获得信任感；再次是在传播关系上更具有情绪传染性。当前，私密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公共舆论的发源地和传播场。如何监控私密社交媒体的动员能力，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2016-06-10

罗 昕(1973—)，男，江西吉安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互联网治理、网络舆情、媒体融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升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研究》(批准号：15ZDA0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八大以来新闻舆论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批准号：16AZD051)； 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互联网治理思想研究》(批准号：GD16TW14-4)； 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习近平互联网管理思想视阈下的社会舆情引导机制研究》(批准号：2016MZXY10)。

G20

A

1000-5072(2017)07-0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