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诗颖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以反映本土意识的香港小说为考察对象

徐诗颖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混杂性”是回归过渡期香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身份特征。然而，当我们重新将“混杂性”放在香港文学场域进行考察时，却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概念，隐含着认可西方文化价值标准，从而突显自身“主体性”的策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通过“夹缝”和“边缘”这两种视角潜在表达这一诉求。然而，这种做法并未有效实现这一诉求。与其思考如何逃离各种文化中心主义，还不如搁置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对抗，用中华文化价值标准作为重新思考研究“香港文学文化身份”的方法，将目光聚焦回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反省如何将百年以来的殖民历史经验融入作品当中，以此作为回归后香港文学能真正发出属于自己声音的出发点。

回归过渡期； “混杂性”文化身份； 本土意识； 香港小说

一、讨论的缘由

我们知道，由于地理位置相对于大陆的边缘性以及英国政府统治意图的复杂性，所以香港自鸦片战争后便成为了各种力量争夺的“公共空间”。具体到文化领域，它无法摆脱一百多年来中英双方共同作用下的影响，而霍米·巴巴的“杂交性”理论为带有“混杂”文化身份的香港文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当“九七回归”成为香港人命运改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时，不少回归过渡期的文学作品就转向关注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定位问题，并期待能形成一个既包容又超越于中国和英国话语力量支配下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使香港文化永远保持不受某一话语力量支配下的开放多元状态。这如同刘以鬯在《〈香港文学〉创刊词》中所说的：“它是货物转运站，也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

可见，不同文化的汇聚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场景，“混杂性”便成为了回归过渡期香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身份特征，并得到了华文文学界和学术界的首肯。

然而，当我们重新将“混杂性”放在香港文学场域进行考察时，却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概念，它与“混沌”不是同一回事。“混沌”是以“无我”的方式来呈现自身，而“混杂”则蕴含明显的“有我”意图。萨义德曾说：“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也就是说，当回归过渡期的香港文学用“混杂性”作为概括自身的文化身份特征时，其实已经巧妙地将其作为保护屏障，内里隐含的却是希望回归后的香港文学能重新建构突显自身“主体性”的策略。我们知道，要突出“有我”，就要找到一个“他者”作为对立面才能成立，这并没有真正摆脱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在“九七回归”这个事实前，恐慌、焦虑和无助等种种负面情绪在不少香港人身上产生，而且他们害怕回归后继续失去发声的权利。此时，不少作家同样对回归后的香港前景充满迷茫和担忧，到处弥漫着不安全感，而这些感受主要来源于他们将大陆文学视为“他者”，害怕被作为“他者”的大陆文学所收编，对当代中国文化也表现出复杂的态度。可不得不承认的是，“香港文学与各地华文文学属于同一根源，都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存在着不能摆脱也不会中断的血缘关系。对于这种情形，最好将每一地区的华文文学喻作一个单环，环环相扣，就是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如果这一前提被无视的话，那么“香港意识”的具体所指，便会与被认为是“浮城”的香港一样，显得虚无缥缈。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作家试图在作品中寻求并建构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香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众声喧哗的文学场域里通过“夹缝”和“边缘”两种视角潜在表达自身主体性的诉求，即希望香港文学回归后将作为一个有别于大陆文学的特殊独立主体而存在。然而，他们虽通过各种类型的作品来寄托这种愿望，但更多表现出来的依旧是迷惘的态度，并不知道未来香港文学的路在何方。事实也证明，这种“混杂性”的文化身份并未能使回归过渡期的香港文学切实有效地建立起“第三空间”。因此，香港文学的“主体性”建构也就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尴尬。香港将于2017年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但香港文学到目前为止依旧在不同程度上探讨如何能从“混杂性”的文化氛围中找到属于自身的“主体性”。本文正是通过回归过渡期反映这两种视角并具对有本土意识的小说进行分析，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商榷，希望能给目前的香港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思考。在我看来，香港文学如果一味想拉开与大陆文学的距离，那么它将会永远作为离散的孤岛存在而失去方向感，更遑论突显符合自身特征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与其思考如何逃离各种文化中心主义并刻意突显自我主体的声音，还不如将目光聚焦回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并反省百年以来的殖民历史经验，让香港文学真正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介入当下的生活。

二、边缘背后的游移不定

一直以来，谈到“边缘”一词，很容易马上让人产生“被冷落”的贬义色彩。相较于中心的边缘者而言，也较易产生自卑情绪。不过，香港学者和作家对“边缘论”的看法还是莫衷一是的。

最早探索香港文化“边缘性”特点的是李欧梵的文章《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初探》。李欧梵认为：自处于边缘并不等于把自我视为“弱势”。而李欧梵在这篇文章里明确指出香港处于边缘地位的意义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他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的缘由是基于以下两点，(1)“柯恩的边缘论中的主要城市是上海。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期，香港似乎一直处于上海的阴影之下，它和上海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姐妹城的关系，但上海仍处于主宰地位。同是租界口岸——也许因为香港割属英国，成了真正的殖民地——香港却变成了化外之地，边缘的边缘”；(2)“香港的从属地位也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经过多少年来的政治革命，知识分子的地位(诚如余英时所述)已经被政权逼向边缘化，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中心心态，所以他们也无法从边缘的立场透视问题，更不会对边缘地区如香港感到兴趣……这一种大陆知识分子的中心心态，我认为一直持续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对于香港文化和历史有真正的兴趣”。提出这个边缘立场，与李欧梵前半生从流亡到边缘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愿意用积极的眼光来审视这种边缘的位置，(1)“我感到一种强力推动我积极致力于与两种文化的对话”；(2)“也许是意识到这种思想交战的需要，使我没有完全‘迷失’于两个大陆之间”。他认为当前人们的思想模式“仍然是一元而非多元”，而“打破这种二元论法(基于一元心态)的可行之径就是把自己置于两种文化的边缘地位”。因此，当他把兴趣投入对香港文化的研究时，他发现：“也许香港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的‘杂’性，它可以处在几种文化的边缘——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却不受其中心的宰制，甚至可以‘不按牌理出牌’”。

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开放的中转站，任何的悲欢离合都不会在此作过多停留，而这也恰恰反映出书写香港的困境。叶维廉曾对此提出疑问：“如何把‘永远在边缘永远在过渡’的状态转化为一种正面的力量？”施叔青通过她的女性视角和边缘立场回应了这个问题。她的《香港三部曲》以青楼红妓黄得云的一生及其后影响贯穿香港百年殖民历史作为书写对象，以求为香港立传。她曾在第十二届国家文艺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如下得奖感言：“中国的文学传统，由古至今大部头的大河力作，几乎无一不出自男性作家笔下，因缘际会，移居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身处华洋杂处的殖民地社会，触动了我以小说撰写香江百年历史的契机，我有意识地采取女性的角度，创造一个受性别、阶级、种族三重压迫的人物——黄得云，以小博大，站在女性立场发言，找回诠释历史的权力，而一直以来这项权力都是掌握在男性作家手中。但愿我的香港三部曲填补了这个空缺。”细读小说，可以发现施叔青之所以发表这段得奖感言与她身处边缘立场有着极大关联。这种边缘立场不仅体现在小说中的女性叙事，还将黄得云的命运走向与殖民地香港的盛衰联系起来，用黄得云与英国人的感情纠葛来反映香港与英国的恩怨情仇，以黄家的发迹史来影射香港的百年殖民史。由此可知，她把香港历史当成一部传奇来书写，通过关注被历史和社会遗忘的妓女等底层弱势群体，用“以小博大”的叙述方式，把“边缘”写入“中心”，以此尝试为香港赢回历史书写权。虽然对于香港来说施叔青是一个过客，但她那一颗融入香港、热爱香港的心让她的香港意识得以彰显。董启章的《地图集》没有再现某个时期的风物人情，而是通过似是而非的地图学理论来对V城展开另一层次的虚构，而“虚构”成为了贯穿整部小说的重要关键词。关于“虚构”，小说是做过一番解释的：“虚构(fiction)，是维多利亚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质；而城市的地图，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扩充、修改、掩饰、推翻的小说。”同时，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一个想象城市的考古学”。可见，V城地图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自鸦片战争后就因各方势力的博弈而不断上演着“自我扩充、修改、掩饰、推翻”的现象。面对不同势力渴求拥有对V城地图解释权的现象，董启章反其道而行之，用个人话语来消融各种宏大叙述话语，以反线性的时间观来建构心目中的香港，期待一个能有主体权利发声的“香港”出现。在董启章看来，让香港地图呈现出它的“可能性”比随意对它作出裁定更为重要，因为这才能准确理解香港作为百年殖民地的本质特征，这与他在《地图集》中所推崇的“虚构”理念是相一致的。他在《地图集》的后记中也明确表达过这种想法：“在九七年，我选择不去写它的当下，而写它的过去，但也同时写它的未来。从未来的角度，重塑过去；从过去的角度，投射未来。在过去与未来的任意编织中，我期待，一个更富可能性的现在，会慢慢浮现。只有一个富有可能性的当下，才是人能够真正存活的当下。”由此可见，董启章希望用“虚构”和“可能性”来解构宏大叙述话语中的“真实”以及“确定性”。这源于他尝试站在边缘位置来审视和反思各方势力争夺V城地图解释权的现象。总的来看，他同样是凭“以小见大”的叙述方式，把处于“边缘”位置的香港写入笔下的“中心”，以此为港人争取“书写香港”的自主权做出一些努力。

在面对香港所处的“边缘”位置时，也斯所持的观点则与李欧梵恰好相反，认为香港文学并没有以主动的姿态来接受“边缘论”。他说：“边缘性并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而是一个长远以来被迫接受的状态。”对于香港文学的历史定位问题，学术界与文学界历来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从“大中华”意识出发，强调香港文学与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承继关系，将香港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板块儿中进行审视；一种则强调香港文学的独立性，突出香港文学意识，以求摆脱被大陆文学阵营收编并被边缘化的命运。针对这种二元对立观点长期存在的情形，也斯发出了感慨：“过去人们对现实已有了许多定型的看法，不知怎的这些成套的已有看法总回答不了我由亲身感受开始的问题。”为此，一直以来，他都致力于研究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尤其是在回归过渡期，无根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前途的渺茫感常常困扰着他，城市的畸形发展以及香港人内心迷茫无助的状态使他不断反思现状。为了更好地审视这种处境，他试图以“边缘”的视角来反省当下港人的精神状态，但他最后发现即使身处“局外人”的位置来建构香港文学文化身份的行为也是徒劳的。他的小说代表作《烦恼娃娃的旅程》从“香港人在海外”的角度出发，来探寻回归过渡期香港知识分子的精神旅程，希望通过越界来找到归途，寻找属于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然而，最终发现想回的“家”已经不是原来寄托在我们内心的“精神原乡”了。小说提到：“我一次又一次踏上旅途，或长或短地离开，然后又一次又一次踏上回程。离开总是怀念，回去又充满挫折。”虽然在寻找中不断遭遇挫折，但也斯坚持使用“边缘”视角来寻找属于香港文学自身的特性。他在《都市文学：迁移的界线、混杂的身份》一文中做出了自己的阐释：“香港作者对自己身份的反省，当然亦有各种不同态度、不同方法。有人回归乡土，有人放眼世界。什么是香港的特性？一种思考的方法是与其他时空的比较来界定，或者从他人的关联中回头反省自己，从自己‘不是什么’界定自己是什么。对于文化身份的追寻，往往亦可以从如何描绘‘他人’开始。这‘他人’可能是其他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也可能是离开这片土地所遇到的种种不同的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现代都市，自然提供种种‘来’与‘去’的方便，在流放与归来之间，各式各样的人物与时空亦可借作追寻文化身份的种种不同衬照”。“边缘”立场对于无论在心灵还是身体都在漂泊的港人而言均可以成为观察世界的角度。然而，也斯对此表现出无奈和担忧，因为这并未使喜欢越界的港人找到让自己心灵安定下来的处所，最后只能成为游荡在浮城里的“孤魂”。《烦恼娃娃的旅程》提到港人的真实感受：“偏偏是不属于这儿也不属于那儿，还要骄傲自己喜欢越界的品性，结果就总是落了单，变成没有归属的孤魂。”

不过，虽然不少香港作家都借“边缘”立场来作为探究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切入口，但以“混杂性”作为前提所持有的价值立场还是显示了游移不定的特点，尤其表现在没能清楚揭示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也斯笔下的人物从“边缘”视角看香港时总觉得心中的香港早已不存在，内心对香港文化的前景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信心，实际上也隐含着对中国文化的不信任，于是在束手无策的同时只能选择重新离开。此外，身处边缘位置是否就能够完全排除西方殖民主义在香港留下的消极影响？就像美籍港裔学者周蕾所说的：“‘后现代混杂派’欲倾向于轻轻带过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后遗恶果，漠视即使在殖民地独立之后仍然长期存在的普遍贫穷、依赖性与积弱等现象。”李欧梵以身处西方中心视野下的边缘位置为香港文化所归纳的“杂”性特点仅仅强调了其多元化的一面，就是希望糅合并超越中英双重文化的影响，从而突显文化边缘者的声音，可这也很容易落入另一种文化本质主义的泥潭。更重要的是，过度强调“杂”的因素不仅会轻易抹掉西方殖民主义在殖民地独立之后仍然留下的痕迹，而且极力强调香港文化可以不受任何中心控制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为了掩饰香港文化与新殖民主义共谋的意图，企图通过边缘位置为在全球化的论述格局中突显自身主体性而获取更有利的机会。朱耀伟对此也举过类似的例子，美国华裔学者的边缘位置，不过是以“自我放逐”为名换取了在西方可以发声的合法边缘位置。需要警惕的，是他们与西方“中心/边缘”主导结构的共谋关系。

三、夹缝中的生存与逃离

作为不同势力争夺下的“公共空间”，处于“夹缝”位置的香港文学的历史书写权并没有得到重视。因此，回归过渡期反映本土意识的香港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夹缝”视角与港人面对“回归”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集体焦虑症典型有关。西西在她的小说《浮城志异》里也暗示了这一点。文中的“浮城”暗喻香港，讲述的是浮城人非常担心浮城的未来，因为它终有一天会失去维持悬在半空的现状。如果真失去这种稳定的情形，浮城要不下沉被海水吞没。即使不下沉，也会被扬起骷髅旗的海盗船肆意屠城；要不上升到云层处，但云层能否承载这座坚实的浮城尚属未知数。在处于夹缝的尴尬位置下，一半以上的浮城人心生恐惧并希望能长出翅膀迁徙到别的地方。可见，西西在此表现了港人对未来处境的不安和忧惧情绪。正如何福仁所说的：“浮城人生来就有一种忧患意识。这小说，也是一篇忧患之书。”

《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一文曾指出：“大家争着要说香港的故事，同时都异口同声地宣布：香港本来是没有故事的。香港是一块空地，变成各种意识形态的角力场所；是一个空盒子，等待他们的填充；是一个飘浮的能指(signifier)，他们觉得自己才掌握了唯一的解读权，能把它固定下来……大家似乎都想证明香港自己不会说故事，香港的故事要由他人来说。大家都在争夺说这故事的权利。”西西在小说《肥土镇灰阑记》里就隐喻了港人没有自我发声的权利。小说里，小寿郎代表的就是香港。在这次决定自己该判给谁抚养时，他勇敢地站出来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其实，谁是我的亲生母亲，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还是：选择的权利。为什么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一直要由人摆布？包待制一生判了许多案子，也一直继续在判，可是这次，我不要理会他的灰阑记，我要走出这个白粉圈儿。谁是我的亲娘，我愿意跟谁，我有话说。”由此可知，西西借小寿郎的口来表明港人希望回归后能够拥有这项宝贵的权利，包括香港文学的历史书写权问题。董桥的《熏香记》同样寄寓了港人渴望自己的声音能得以倾听的诉求。该小说影射的是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事件，其中“可香”隐喻港人，“老人”隐喻中国，“碧眼海魔”隐喻的是英国。老人和碧眼海魔自始自终关注的都是熏香炉、宝剑、佩玉的去留问题，而没有考虑站在旁边的可香的感受。这让可香十分失望，为了不再过“在夹缝中生存”的生活，可香毅然决然地选择出走。小说是如此描写她这种“自决”的精神：“可香飘然出来，有出尘之概。但见她背负名剑，手挽包袱，腰系佩玉，秀眉微蹙，面有愠色。海魔和老人心下惊愕，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得徐徐站起身来，目送她穿过厅堂，走向大门。她倏地立定，回头冷冷瞄了两人一眼，右手衣袖一扬，连剑带鞘划过厅堂，插入放置熏香炉的长案上，随即左手衣袖再扬，腰间佩玉唰的一声飞向长案，紧紧系在那名剑的剑鞘之上。”可见，在无法决定自我命运的现实情况下，“可香的出走”意味着港人希望从夹缝中逃离，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企盼。

实际上，回归过渡期反映本土意识的香港小说之所以如此关注港人在“夹缝中”生存的现状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来源于自己无法确定的身份。周蕾结合此现状提出了对“夹缝论”的理解。对于香港与中国的关系，她认为，(1)“香港的现代史从一开始，就被写成为是一部对中国身份追寻的不可能的历史”；(2)“香港对中国的追寻，只会是徒劳的：香港愈努力去尝试，就愈显示出本身‘中国特性’的缺乏，亦愈偏离中国民族的常规。这段历史紧随着香港，像一道挥之不去的咒语，令香港无法摆脱‘自卑感’”。《熏香记》中可香的表现明显契合周蕾的这一看法。从小说里可以看出，可香内心还是很眷恋老人的。在老人喝上女儿红陈绍并连说了两次“女儿红”时，听到这词的可香一阵心酸，以为老人还是想念自己的。然而，当老人酒性大发时，本性马上尽露，原来他在乎的还是“熏香炉、宝剑、佩玉能否拿回来”的问题，而对可香本人的情况置之不理。这才使可香彻底明白原来自己日思夜想渴望与老人重聚的念头是天真的，因为在老人看来，她的身份已经变得复杂，即不再纯粹是他的女儿，同时也是碧眼海魔的媳妇。这可以从老人对碧眼海魔说的话中予以证实：“当年你抢走的妮子，就当是泼出去的水，她不回中土，也是稀松平常事。”可见，香港的复杂身份就正如周蕾所言：“香港最独特的，正是一种处于夹缝的特性，以及对不纯粹的根源或对根源本身不纯粹性质的一种自觉”；“这个后殖民的城市知道自己是个杂种和孤儿”。同样，面对“混杂性”的文化身份，香港文学同样需要像可香一样从“夹缝”生存中寻求逃离和突破。这正如另一位香港学者罗贵祥指出的：“香港不会以延续的纯民族文化为自傲；反之，它的文化生产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协商。在这个协商之中，它要穿梭周旋于中、英这两个侵略者之间，努力寻找自我的空间，而不要沦为英国殖民主义或中国权威主义的区区玩偶。”

从“小孩”、“杂种”、“孤儿”和“玩偶”等类似角色中我们可以知道作家和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把香港及香港文学视为“弱势者”和“受害者”，从而以潜在的方式为寻求文化上的“第三空间”做舆论准备。它也和“边缘”立场一样，希望最终能在多元开放的香港文化场域内有效抵抗分别来自中国和英国的文化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对此，我有一点疑问想提出来与之进行商榷，那就是：当真的有机会逃离“夹缝中”的生活时，香港文学是否会陷入另一种文化中心主义而无法真正建构起自身的文化身份？同时，我们知道“弱势者”和“受害者”与“强势者”和“侵略者”是相互对立的，所以当他们把自己定位成这种角色时，背后已隐含着对抗中英文化的想法，比如：前面提到罗贵祥针对香港文学如何寻求逃离和突破时，就明确把中国和英国视为文化上的“侵略者”。此外，当探究“如何才能在中英双重视角的夹缝生存中求得确切身份”出路时，周蕾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1)“香港第一样要从‘本土文化’内部对抗的，是绝对全面化的中国民族主义观点”；(2)“在香港问题上，于拆解‘英国’的同时，也要质询‘中国’这个概念”。由此可见，香港文学既想在多元复杂的环境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第三空间”，也想如何在这个“第三空间”里对抗各种文化中心主义，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主观色彩。可遗憾的是，香港文学一边在做建构工作的同时无意中也在解构自己，所以直到“回归后”，它依旧未能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里明确定位好自己的文化身份。

四、结语：回归中国文学，反省殖民经验

从以上分析中得知，回归过渡期的香港文学用“混杂性”作为概括自身文化身份的特征时，其本身作为切入口的“边缘”和“夹缝”视角已巧妙隐含着希望回归后的文学能重新建构突显自身“主体性”的策略，而这种策略是以认可西方文化价值标准作为建构前提的。可问题也恰恰出现于此：在“如何认识混杂性文化身份”里，“夹缝”视角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从而把问题总体化和本质化；另一方面，在“如何建构香港文学主体性”上，“边缘”视角因自处于中英双重文化视角之外而显示出游移不定的特点。总体而言，意识形态的隔阂在香港文学和大陆文学之间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可事实上，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大陆学者刘俊针对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时提到：“香港文学之所以会具有‘中间性’、‘在其间’和‘兼间状态’，从根本上讲是由香港文学是中国‘特区’文学这一特质决定的——作为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区域’文学，香港文学既在中国文学之中又区别于中国文学中的其他地区文学(大陆文学、台湾文学)，这样的一种特殊性就使得其‘中间性’、‘在其间’和‘兼间状态’，说到底其实是香港文学中的香港特质和中国属性交织重叠的结果。”针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斯并没有提出否定的看法，而是采取更多样化的视角来对其作出审视。在《古怪的大榕树》一文里，他谈到：“当我们不断移换观察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许多许多的岛，也有许多许多的大陆，大陆里面有岛的属性，岛里面也有大陆的属性，也许正是那些复杂变幻的属性，令我们想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人，令我们继续想通过写小说去了解人的。”无可否认，香港作家创作时所使用的“中文”语言背后就有着一套完备的中华文化思维模式。香港人骨子里还是蕴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结，尤其是受儒家伦理观念影响较深。因此，香港文学要想发出主体性的声音，就得先搁置意识形态问题，重新把目光聚焦回审视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

此外，既然“混杂性”是当下香港文学非常重要的文化身份特征，那么它对香港文学发展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呢？一百多年来，英国在香港所灌输的殖民主义文化思想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杂糅在一起形成了多元化的自由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有的学者把香港的社会意识形态概括为：“以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体，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殖民主义文化深刻烙印的，多元化、混合型意识形态。”可见，除了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外，香港一百多年来的殖民历史也是值得香港作家去反省并将其写入作品之中的，因为这会为建构香港文学的主体性提供一笔宝贵的财富。可到目前为止，香港文学对这种厚重的历史书写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只出现了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关于这一点，陈映真曾经提醒过香港的知识者：“在香港这样一个殖民地时代，应该从殖民地香港这个本身开始反省，从清末香港所走过的路，香港文学的发展，香港社会的发展，以至香港中国人的身份的认同的问题，香港在历史当中，在社会发展当中，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当中占一个怎样的位置，提出整个的反省。”他建议从整个香港的殖民地历史开始反省。然而，香港知识阶层对陈映真的回应可谓少之又少，“像陈映真那样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深刻的思考能力的文人(同时又有精彩的创作)，则并不多见”。因此，与其思考如何逃离各种文化中心主义并刻意突显自我主体的声音，还不如用中华文化价值标准作为重新思考研究“香港文学文化身份”的方法。真正沉淀下来为香港写史，挖掘在如此厚重的殖民历史下港人的浮沉命运，使港人真正通过作品去反省这段历史，从而思考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让香港文学真正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介入当下的生活。

[责任编辑 池雷鸣 责任校对 闫月珍]

2016-11-11

徐诗颖(1988—)，女，广东广州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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