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鲁迅研究的历史与成因

2017-11-13何敏燕

长江文艺评论 2017年2期

◎ 何敏燕

东亚鲁迅研究的历史与成因

◎ 何敏燕

“东亚鲁迅”这一命名，从地缘意义上说,是指中国、日本、韩国为主的鲁迅研究，包括各国学术界之间关于鲁迅研究成果的对话与交流，以及鲁迅思想在日本和韩国的文学旅行与本土化。本论文在梳理大量学术资料的基础上，对“东亚视角”的界定、“东亚鲁迅”的历史进程以及“东亚鲁迅”的历史成因进行考察，从而辨析跨文化对话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东亚鲁迅”现象。

一、“东亚视角”浅析

“东亚”这一范畴直到近代才出现。1987年，一位欧洲学者在所著的东亚美术史一书中首次使用“东亚”概念，随后很快便被西方国家所接受和沿用，进入近代以后，“东亚”概念遂从西方传入亚洲。

作为学术研究的“东亚视角”在中、韩、日等东亚核心国家之间的表现各不相同。中国学界的“东亚视角”相对薄弱，一方面中国学界较少运用“东亚视角”的概念，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东亚视角”的研究还停留在经验层面，习惯以一种潜在的关于“东亚视角”的共识代替了理性的反思和研究。孙歌对这种“东亚视角”的共识进行了简单勾勒，她认为在中国比较通行的“东亚视角”分为三类，即儒学视角、现代化视角和关于战争的创伤性体验的视角。在阐述三种视角的同时，孙歌始终保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儒家视角”其实是一种黏合剂，用来消解（基本上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内在差异；“现代化视角”是以“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过程作为某种既定的现代化模板，来消解东亚地区现代化程度之间的差别；“战争的创伤记忆视角”虽然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但缺少了“对日本的侵略战争以及二战乃至战后冷战格局这一历史流动性的关注”这一基本要素。

韩国最早提出东亚概念的是白永瑞。韩国的“东亚视角”反对以东亚区域的整体研究作为东亚问题的核心，而忽视其他层次介入的可能。相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韩国的“东亚视角”呈现出区别于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更为开放的姿态。白永瑞在《世纪之交再思东亚》一文中提到，“通过这一视角（东亚视角）,近则可以从地域连带的层次考虑韩国资本海外投资时在当地(特别是东南亚)招来的抗拒和韩国的他国劳动力(一部分是不法滞留者)的人权问题,甚至可以创造性地构想统一以后的新形态的复合国家,远则可望抗拒全球资本的一体化，即展望可替代的文明”。在他看来，如何避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思考方式，找出一种足以对抗“美国模式”的“东亚视角”尤为重要。在否定过去“半国的视角”的基础上，白永瑞提出“需要同时观察东亚中的韩国和韩国中的东亚这种地理想象力的扩充”。借助东亚视角的论证，韩国重新发现了“东亚”。

日本是东亚问题研究的一方重镇。近年来，日本学界与韩国各类基金会推动的东亚研究项目，极大地丰富并拓展了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直到近代才有独立民族意识的韩国来说，中日两国的“东亚视角”都明显具有国家中心主义色彩。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中日就“谁来代表东亚”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因此，把东亚视作有机整体的研究思路对中日来说尚不可行。从历史进程来看，日本与东亚的关系既复杂又矛盾。对早期的日本而言，东亚（亚洲）是用以对抗西方的文化单位。但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日本从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相继没落的反思中萌生“脱亚入欧”的设想。随后不久，日本提出“亚细亚主义”，试图借由“大东亚共荣圈”来应对欧美霸权主义，成为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霸主。日本关于东亚态度的转变，实质上反映了“日本思想界所面临的，不是有没有东亚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东亚与自身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日本在亚洲的自我定位问题，是近代以来日本“东亚视角”研究的关键。

二、东亚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中国：从“神”到“人”的转变

鲁迅生于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中国。对中国的鲁迅研究来说，无疑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鲁迅研究历时最长、开展最深入、规模最宏大、成果最丰富的国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鲁迅学”概念，推动鲁迅研究成为一个独立且成熟的学术领域。

在中国学术界，第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鲁迅评论家是毛泽东。他先后发表两篇关于鲁迅的评论，分别是《鲁迅论》（1937）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毛泽东在文章中称赞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认为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在此后五十多年间，对鲁迅的解读大多围绕着瞿秋白和毛泽东的观点展开，尽管也出现了诸如冯雪峰、陈涌、唐弢、王瑶等鲁迅学大家，但他们的论述仍旧囿于毛泽东鲁迅论的模式。

“文革”结束后，王富仁出版专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1986），开启了将鲁迅从政治和革命中剥离开来研究的新范式，揭开了“中国鲁迅学界思维转换的序幕”。针对毛泽东之后代表鲁迅学界最高成就的陈涌的社会政治革命说，王富仁提出了“反封建思想革命”这一主题。该论点出现之初，并未完全被鲁学界接受，用张梦阳的话来说，即“并未对已成定势的思维方式进行扭转”，真正扭转这一局面的是汪晖。

20世纪80年代末，汪晖所著《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出版。著者吸收了竹内好“反抗绝望”的命题，极具创建性地提出“历史中间物”的概念，开始从哲学的角度解构鲁迅的神坛地位。汪晖指出鲁迅的复杂性，也由此彻底改变了鲁学界长期固化的思维模式。同一时期，王得后的“立人”观、钱理群“新视角”向精神文化视角移位等观点相继出现，为鲁学界开启了新视界。

中国鲁迅研究始终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和影响，是中国鲁迅研究的一大特点。在与政治的媾和中，鲁迅从“神”到“人”的转变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旅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鲁迅学才开始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学界转而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和专业的学理性知识来研究和阐释鲁迅。

（二）日本：“竹内鲁迅”及其前后

日本的鲁迅研究起步很早，早在1909年5月1日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文艺杂事”栏，就曾介绍鲁迅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鲁迅研究的开端，1927年10月，由武者小路实笃编辑的杂志《大调和》刊载了鲁迅小说《故乡》，这是鲁迅作品首次在日本翻译并发表。

20世纪40年代是日本鲁迅研究的重要阶段。彼时，鲁迅刚逝世不久，日本学界一方面为鲁迅作传，另一方面开始全面解读鲁迅的作品与思想。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竹内好的《鲁迅》。竹内好关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做出了独到的见解，他首次将鲁迅从启蒙者的角色拉回到“文学者”，认为他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鲁迅》一书堪称日本鲁迅学界近百年来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此后的日本鲁迅研究几乎都以此书为起点。

战后日本鲁迅研究聚焦于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在补充竹内好《鲁迅》中生平部分的同时，还沿着竹内好的足迹继续探寻鲁迅的思想世界。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涌现出以山田敬三、北冈正子、丸尾常喜、阿部兼也等为代表的新一批学者。他们进行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深远的影响。稍晚一点的研究者如藤井省三，在八十年代也开始活跃于鲁迅研究的舞台。大致说来，此时的鲁迅研究“注重比较文学的观念，以鲁迅翻译的大量书籍为参考分析鲁迅的作品”。

“竹内鲁迅”之后，日本鲁迅学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是继承并发展“竹内鲁迅”。伊藤虎丸是“竹内鲁迅”忠实的追随者，他继承并消化了竹内好“抗拒为奴”的观念，并进一步抓住了“人”与“个”的思想内涵。他在竹内好的基础上，纠正了竹内鲁迅存在的一些误差，深入阐释了以“抗拒为奴”为核心的鲁迅思想。另一种是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力图超越“竹内鲁迅”。其中的代表有丸山昇、木山英雄和丸尾常喜。丸山昇以不同于竹内好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竹内鲁迅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论点发起质疑，并由此提出“革命人鲁迅”的观点。丸尾常喜从立人的角度解读鲁迅作品，建构“人”与“鬼”的二元对立结构，具有创建性，因而又有“丸尾鲁迅”之说。木山英雄在《〈野草〉主体结构的逻辑及其方法》中否定了竹内好“回心”论的说法，并塑造了具有说服力的崭新鲁迅形象。

日本鲁迅研究起步早、成果丰硕，更为可喜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鲁迅研究并未停滞，而是不断注入新的内涵。

（三）韩国：鲁迅研究的曲折发展

与中国近代历史相似，韩国有着长期被殖民的历史，因此，鲁迅很早就以“反抗奴隶”和“个体自觉”的精神象征被韩国本土文化所接受。参照韩国鲁迅学者朴宰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韩国近百年来的鲁迅研究状况可大致归纳如下。

1920年，韩国学者梁白华把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以胡适为中心打漩的文学革命》译成韩文流入韩国，其中就包含鲁迅及其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5年，流亡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柳树人翻译《狂人日记》，并在1927年发表于汉城的《东光》杂志。这是鲁迅作品第一次由外国人翻译并传入国外。

20世纪20年代，韩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进入30年代后，韩国成为殖民国家，完全丧失了主权，其鲁迅研究也随之陷入滞缓期。1945年韩国光复，鲁迅研究迎来短暂的春天，金光洲、丁来东、李明善等人译介鲁迅作品，并作了一些批评文章。随着1950年兴起的反共风潮，鲁迅研究再次陷入停滞。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鲁迅研究进入了缓慢发展期。1975年，第一部鲁迅小说的全译本出现，为韩国鲁迅译介与传播奠定了基础。此外，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些研究性论文，其中对后续研究影响较大的学者有河正玉、李玲子、韩武熙。

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步入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众多，他们从作品译介、思想研究、语言艺术分析、中日影响关系等方面对鲁迅做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全炯俊、金河林、柳中夏等几位新锐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有敏锐的开拓性问题意识，使韩国的鲁迅研究真正向有韩国特色的‘韩国鲁迅学’方向发展”。

20世纪90年代，韩国鲁迅研究进入了成熟期。这一阶段鲁迅研究界空前活跃，研究水准也达到了史上最高。除了继续80年代的研究方向外，韩国学界还主动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鲁迅研究成果，并积极组织参加中日韩三国的交流研讨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东亚鲁迅”的形成和发展。

新世纪以来，韩国的鲁迅研究依然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韩国鲁学界近年来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者的年纪尚轻，未来势必会有更大的发展。

三、“东亚鲁迅”的学术成就及历史成因

（一）“东亚鲁迅”的学术成就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东亚鲁迅研究学者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主要体现为学术会议交流和学术专著与论文的出版两个方面。

1999年12月24日至26日，“东亚鲁迅学术会议”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山上会馆召开，这次会议以“东亚的鲁迅研究”为主题，吸引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澳洲以及日本各地一百多位鲁迅研究者参与会议。会议按学术报告的内容,以二战为线索，总结了东亚范围内各国和地区在二战前后的鲁迅研究情况。这是第一次以“东亚鲁迅”命名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东亚鲁迅”的概念正式被纳入鲁迅学研究者的视野，并随之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2005年至2006年，鲁迅学术交流会议就有四次之多：一是“东亚语境下的鲁迅研究——中韩鲁迅研究对话”和“21世纪鲁迅研究的连续性与变化——韩国鲁迅研究会第二次国际研讨会”，分别在中国沈阳和韩国首尔召开；二是中国与日本学界联合召开的纪念鲁迅留学仙台一百周年的“鲁迅的起点：仙台的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三是“鲁迅与竹内好”国际学术讨会；四是在绍兴召开的“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具有很高的跨文化交流的价值。

2007年12月7日至9日，第六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汕头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会议围绕“东亚文化与鲁迅”、“东亚文化与现代中文文学”等主题进行学术讨论，邀请了来自中、日、韩、新加坡等多国学者教授参与会议。

2011年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文学部主办“鲁迅阿Q的东亚谱系：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会议。同年，朴宰雨教授与葛涛等中国大陆学者交流后，决定借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之际，正式成立“国际鲁迅研究会”，该研究会通过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等专家学者的投票最终确立下来。

2014年11月21日至22日，由国际鲁迅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五届学术会议：苏州论坛”在苏州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以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以“鲁迅与东亚文学”为中心议题，在鲁迅与传统文化、海外鲁迅研究、鲁迅文学经典与文本细读、鲁迅生平及相关史料考证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除了日渐频繁的学术会议之外，“东亚鲁迅”研究的成果还体现在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众多研究著作和文章，根据笔者在读秀数据库以“东亚鲁迅”为关键字检索所得，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类专著共有126种之多，期刊141篇，报纸26篇，学位论文14篇，会议论文8篇。

进入新世纪，“东亚鲁迅”研究之所以成为鲁迅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其根源在于鲁迅具备了东亚视域中文化/精神共通性载体的特质。正是这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使“东亚鲁迅”成为区别于欧美而独立存在的鲁迅研究形态。而“东亚鲁迅”的形成也将带动鲁迅研究步入东亚对话的理论场域。

（二）“东亚鲁迅”的历史成因

“东亚鲁迅”概念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近代时期，战争所引发的中日韩三国关于民族命运的思考和认识，直接推动了鲁迅在三国之间的传播和研究。其二，东亚各国在经历西方文化的冲击后，对“被动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反思。东亚的近代化过程基本呈现出周期短、被动性强的特点，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和美国占领军政策有着直接关联。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找到“自我”，如何避免东亚沦为西方的附庸正是“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所在。其三，社会文化的变革诉求呼唤鲁迅思想的传播。中、日、韩三国都面临着社会文化变革的迫切要求，针对“老东方文明”（或者说旧儒学）的改革在东亚的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中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近代是东亚地区最为动荡的时期，东亚各国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文化弊端日益暴露，社会矛盾激化。在此共同背景下，鲁迅的出现对中、日、韩三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中日韩三国就鲁迅是东亚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已达成共识，并携手成为带动“东亚鲁迅”形成和发展的三驾马车。

结语

近百年来，鲁迅成为串联起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文化纽带。同样是针对鲁迅的研究，中、日、韩学者在研究的时段、方法与成果上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在国际文化，尤其是东亚鲁迅的视野下，以中、日、韩三国鲁迅研究为支点，以整体性眼光对鲁迅研究进行内在的透视和比较，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在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中，不仅有利于拓展鲁迅学的视域，还将带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66）“二十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研究”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何敏燕：武汉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页。

[2]白永瑞：《世纪之交再思东亚》，《读书》，1999年第8期。

[3]白永瑞：《思想东亚》，《读书》，2009年第8期。

[4]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9页。

[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6]张梦阳：《鲁迅学在中国在东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1页。

[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8]江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9]【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