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浩明

——聂茂《天地行人：王夫之传》读后

○ 唐浩明

中国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与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传统文人都是很关注天下事的。比如，晚明东林党人要救“王学之末流”，因为王阳明的学术到了晚明以后就不行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就痛定思痛，要来重新研究整个中国文化史，要发现中国文化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清兵南侵的时候，黄宗羲在山上带兵打仗，打败了，就将老师留下的书“尽读之”。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认为国家虽然已经灭亡了，但圣人还是会出现，国家还是会重新兴盛起来。顾炎武当年写《日知录》就是为以后的圣人立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国家都没有了，你还要做学问吗？顾炎武有一个很有名的关于亡国和亡天下关系的名言。他认为国家亡了不要紧，但天下不能亡，也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天下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天下是不能亡的，天下就是道统。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三纲五常，先秦诸子就是希望能有一个道统能够和当时的“势”，也就是所谓的政府官僚相抗衡，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文化，民族的兴亡，匹夫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一点上，王夫之的“知”与“行”尤为坚定与执着。他与黄宗羲和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而他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黄、顾二人。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有“东方的黑格尔”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