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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短篇小说述评

2017-11-13程天翔

文艺论坛 2017年2期
关键词:小说

○ 程天翔

2016 年短篇小说述评

○ 程天翔

荒诞,写实,想象,历史,城乡,人性。2016年,短篇小说在这些标签中摸爬滚打,延续着一直以来的稳健态势。作家依靠各自的独门绝技,在短小的篇幅内闪转腾挪、苦心经营,推出不少优秀之作。这些作品有的立足于现实主义传统,对生活投以敏锐的触角,书写中国经验下的中国故事。有的吸收和借鉴古典叙事资源,探索文学的表达空间与艺术的可能性,孙一圣、双雪涛、于一爽、赵志明等青年作家的新古典主义写作引人侧目。有的着笔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二元对立,记录故乡的过去和当下,表现农民精神家园的失落。有的直面人性真实,通过大胆的形式探索和语言创新,呈现当代人的精神病痛。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下,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削弱了文学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作家承担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面对创作苦心孤诣,坚持参与新世纪文学的演进,也为日后文学潮流的转变提供了量的积累。

这一年,作为文坛中坚的50后作家多已转向长篇创作,70后和80后作家成为短篇创作主力军,而90后作家的突然爆发则成为一个意外,此前他们的作品很少登录传统文学期刊,创作水平也一直被低估。2016年开始,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芙蓉、作品、收获、上海文学、天涯、西部、青年文学、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发表、推介了王苏辛、李唐、马亿、庞羽、鬼鱼、国生、顾拜妮、蒋在、索耳、范墩子、魏烨、周恺等几十位90后作家的作品,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这些异军突起的的青年作家,带着自身的朝气和才气投入创作,叙事语言、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带有鲜明的个体印记,显露出纷繁多变的艺术气象。

这一年,社会上大力支持文学,整体上文学载体曾经举步维艰的状况有明显改善,期刊回暖成为事实,众多文学期刊纷纷以内容品质为王的底气主动融入全媒体运营。短篇小说一方面迎来发展的机遇期,一方面却逐渐形成圈子化与小众化的格局。缺乏问题意识制约着短篇前行,一些成熟作家为了持续亮相而进行重复性、同质性创作,致使短篇的创新能力不足,很多作品看起来像是孪生兄弟,故事趋同、腔调接近、想法相似,令人昏昏欲睡。一些小说不加修饰地呈现社会世相、日常生活,缺乏精神含量输入,作品写得像新闻复制体,像非虚构。一些作家过度渲染绝望、冷漠、悲观等情感倾向,损害了作品的艺术品相。此外,文体边缘化、部分杂志的无节制发表及传播渠道的单一,合成一个怪圈,促就了短篇今日的沉寂与波澜不惊。从这一点来说,短篇小说的振兴之路还任重道远。

一、塑造典型人物

2016年,文学界最大盛事无疑是中国作协九代会的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四点希望,其中有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小说这种叙事性文学的魅力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提供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经典形象。文学的典型人物,一般是指那些具有“鲜明特点的个性,同时又能反映出特定社会生活的普遍性,揭示出社会关系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和本质方面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典型人物都是孕育在特定环境当中的,即所谓的“典型环境出典型人物”,而不是剥离后独自存在的。以此观照现实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召唤无处不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波澜壮阔与艰难曲折共生,欣欣向荣与矛盾冲突并行,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应该说为典型环境的形成提供了丰富土壤。然而回想几年来的短篇作品,不消说个性鲜明、富有时代特点的人物形象,连一些曾经感觉不错的作品情节也几乎淡忘。这是否可以说明,作家虽然不辞辛劳,呕心创作,但作品的高度还有提升空间,合乎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还没有塑造出来?我们总是在讲创作的各种手法、技巧、经验、主义,忽视塑造人物的重要性,大量习惯性、陈规式的写作应运而生。新时期短篇小说的人物空白,对照五四以来孔乙己、祥林嫂、零余者、翠翠、水生嫂等经典文学形象,颇有断代之感。社会文化渴求文学性人物的参与,而缺少经典人物的文学作品又难以参与社会互动,这或许是文学圈子化的原因之一。

2016年的短篇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乏亮点与惊喜,鲁敏的《大宴》是首先值得注意的作品。作者借一场“大宴”,写尽人世之荒谬,呈现出这个时代在底层挣扎的弱者群像。这些弱者的形象是如此真实,似乎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杨早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姐姐杨宛离异独自拉扯一个多病的孩子(丈夫不愿承担抚养费),日子过得困窘不堪。这天收到消息,杨早有机会在一个宴会上结识黑老大容哥。为了巴结上能力通天的容哥而改变一家人的命运,杨早与姐姐等人精心策划,包括和容哥说话的方式、着装、送礼、买单等细节都考虑再三。然而事态发展显然不在他们的盘算之内,大宴之日,不仅宴会从包间移到了大厅,前来赴会的人也越来越多,“整个大厅的人们,每张桌子之上,各种闲扯、寒暄与逗趣的背后,人人心事重重,晕头转向,像一群被神秘的缰绳给拖曳得奄奄一息的羔羊”。小说结尾,容哥始终未出场,杨早的企图趋于幻灭。众多和杨早一样的社会底层在疯狂的臆想中完成与权力的亲密接触。作者写出了人面对虚幻荣耀与愿望可能性的失态反应,收放自如,让荒诞始终没有脱离深切的现实基础,构成年度佳作。

叶弥的《雪花禅》成功塑造了一个性格软弱、不愿担当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何文涧家境富庶,崇尚自由,每日沉迷于琴棋书画,过着修身养性的生活。面对日军入侵,他认为“人有生存的权力,只要不妨碍他人。人也是自由的,只要不犯法,不做汉奸”,不愿从旧有的生活秩序中走出来,承担救亡图存的责任,陷入困惑和困境中。这充分暴露出一些知识分子思想上固有的劣根性,视民族危亡和家园沦陷于不顾,又想保存生活与精神上的富足自由,于是有了“我要活,何其难”的悠然一叹。精神上的退缩与软弱,放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然具有共性。此外,作品还以写实的手法揭示了人性丑恶,文笔富含诗性之美,全篇浑然天成,发散出浓郁的诗意和禅意。

红日的《回来》故事发生在乡村社会,却无处不在影射官场,是官场小说的一种创新。也可以这么说,与其说是写官场,不如说红日是想通过“官场”这一“典型”中国环境来塑造特色鲜明的中国式人物。一个出了问题面临组织调察的官员唐象,在困顿时刻反乡,引发了轰动和猜测。重回乡村生活,却是如此格格不入。他帮唐豹杀猪,吓得尿了裤子。帮唐善举做法事,却在现场呼呼大睡,受到唐善举讽刺“开会听报告是不是都打瞌睡”。他给村里的小学生讲课,把李大钊说成李大剑,乡亲认为“他可以给干部作报告,他给孩子们上不了课”。最后,连自杀也没有成功,被村民救了下来。作品通过这些细节讽刺落马官员的种种丑态,暗示官员脱去官服则百无一用的尴尬境地。面对唐象,家乡父老并没有落井下石,视他为村中一份子,“要给他信心和勇气”,“能帮就帮能扶就扶”,从而展开一场温情救赎。亲情、乡情如同一条纽带,感化了唐象,促他猛醒,并坦然接受现实。小说嘲讽与温暖同在,情节真实感人,以象、豹、蟒、虎等为人物赋名,体现出古朴雅趣,也让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陈再见是近些年涌现的80后新锐小说家。他的短篇都不长,却个个分量十足,以触摸大地的态势,书写城乡变迁中的命运无常。在刻画人物方面,陈再见表现出了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成熟老道,其笔下一系列底层边缘人物,那么鲜活灵动、真实可感,仿若一部厚重的小人物传记。《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中的老汤,曾经为国征战,退伍后成为一名乡村代课老师,原本清贫的家庭随着儿子的意外溺亡一落千丈。故事围绕老汤打了学生秋水后准备登门道歉而展开,以不断闪回的插叙,呈现出老汤悲剧性的一生。面对被打孩子家人的猜忌和斥责,“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最终化为无可奈何的沉默。小说结尾,老汤看到秋水家的颓败,把本不想送出的鸡蛋放在了秋水家门口,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张乐朋的《王琴的资格楼》聚焦国企改革、老年人再婚、房产争夺等现实问题,活现了当下社会一种“保姆当家”的婚姻奇观。小说表面写一栋房子的争夺战,暗写阶层的对立。女工王琴为改变生活违心嫁给了行将就木的工程师老何,老何去世后,王琴与老何后人就房产的归属问题发生纠纷。王琴是生活中的弱者,但偏想做精神的强者,性格豪爽大大咧咧,内心却细腻柔软,内外的反差加重了这一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王琴的形象是一些底层劳动人民的缩影:文化不高,举止粗鄙,但为人正直,认生活的常理。反观老何后人,身为社会的精英群体,在涉及利益的问题上用心险恶、咄咄逼人,处处机关算尽。王琴的失败,像一面镜子将他们的虚伪阴暗映照得无处遁逃。

刘玉栋的《锅巴》记叙了大跃进时期的一段沉痛往事。锅巴作为一种普通吃食,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困难年代,也能成为生命与尊严的保障。小说上半段渲染人们大炼钢铁的轰轰烈烈,下半段笔锋一转,着重营造一种饥饿感,以及这种饥饿感所带来的人心的垮塌和绝望。作者这样写到:“饥饿开始在平原腹地蔓延开来,那么迅速,根本无法控制,村庄的气氛开始变得凝重,以往的欢快和喧嚣没有了”。饥饿,像一场病毒四处流窜,也在绝境之中拷问着人性。作者通过主人公大春写活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人物形象,他被荒唐、残酷的历史裹挟前行,亢奋时跟着大喊口号、六亲不认,最后却面临孩子被饥饿吞噬的危局。讽刺的是,几块没有收缴上来的锅巴,成为了大春孩子的救命粮。孩子日后能否存活,在我们心中打下一个问号。

陈世旭的《欢笑夏侯》提供了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生性驽钝、资质平平,唯一的特点是喜欢笑。在他身上,你看不到普通人的烦恼、忧伤,抑或是愤怒、反抗。他解决任何问题的方式就是报之以笑,一种阳光的、憨憨的傻笑。又因为热心助人,人缘也还不错。这种人物原本可以享受平静的生活,却因机缘巧合进入政府大院工作。身处权力的中心地带,夏侯对领导的指示言听计从,他崇拜“我们老板”(权力),敬畏装神弄鬼的“莫大师”,欣赏书记谄媚中央领导的丑态。他把这些政治隐秘说书一般讲给朋友们听,并以此获取成就感。他仍然爱笑,只是这笑带着世故与庸俗,让人感到人心腐蚀的可怕。作为腐败文化的被动者和承受者,夏侯所谓的“成功”也仅仅是成为上层社会的附庸,这注定了其沦为腐败牺牲品的悲剧命运。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一大批网络红人脱颖而出。她们在现实中是默默无闻的草根,借助网络平台迅速走红,引发了诸多社会性事件。章缘的短篇小说《宝贝》讲述都市青年石头与“网红”相处的故事,并借他的视角揭开这一新生群体的真实生活。石头与网络宝贝吴倩的交往起初只是因为年轻男女的相互吸引,双方熟悉之后,人生观价值观的冲突就开始了。在现实和网络上,吴倩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倾向。日常生活中阳光开朗,喜欢交友聚会,和普通女孩并无不同;一进入网络虚拟空间,她就变成另外一个人,靠出卖色相、虐待动物等博取眼球,赚取收入,去香港的情节隐约透露出应招援交的事实。对于那些不堪的经历,她也会发出“我好恨”的心声;但在利益面前,又一次次自甘堕落,将青春箍进黑暗角落。网红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是混乱利益时代的衍生品,小说隐含的价值批判切中了当下时弊。

邱华栋的《云柜》讲述“互联网+”时代,云计算给生活带来的荒谬,表现情感与技术的碰撞、人伦与时代的冲突。小说成功塑造出一个新时代女权主义者形象——施雁翊。她美貌且富有,独立而精明,企图通过大数据的精密计算来布置人生。在她眼里,男人不再是生活和情感的依托,只是提供精子的工具,受孕也不必自己来,有钱就可以找到代孕者。逻辑和理性对人的异化,体现为母性尊严的失落,在传统男性视角中彻底溃败。大数据能够测算出种种结果,却无法算出生活的偶然性,孔东的拒绝源自道德伦理观念的天然反抗意识,是人对自我底线的坚守。所谓“云柜”,不过是一场痴人说梦而已。小说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人内心的细微变化,把时代情绪中最微妙的波动,以艺术的形式深刻呈现出来。

在《云柜》中,代孕者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潜藏在施雁翊的内心中;而艾伟的《小满》则把实体搬进现实生活,展现金钱奴役下的母性之痛。为了利益,保姆喜妹用二十万说服侄女小满为白家太太代孕。穷苦出身的小满在白家奢侈生活的刺激下私欲不断膨胀,招致白家太太的反感。同时,十月怀胎让小满领略到了母性本能,并最终超越了对金钱的欲望。代孕“合同”的破碎伴随着小满精神的碎裂,结局必然指向悲剧。

二、在现实与历史中穿行

2016年是先锋文学三十周年,某种意义上来说,先锋主义虽没有退场,其精神与艺术的元素融入了文学的骨血,成为一种经典性存在,但那种强调人生虚无和意义不明的试验性文本已经日趋边缘。对现实的关切,促使2016年的短篇小说形成了一片现实题材创作高原。作家的笔触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不遗余力地捕捉现实之种种,对各种矛盾和问题发声并“想象性解决”,力求在“及物”的写作中捕捉人性的“褶皱”,从而发掘社会内涵,展现时代风貌。

刘鹏艳的《月城春》是一部兼具古典美学追求的现实主义作品。读者很容易被作者诗意的文笔所吸引,恍若置身于含蓄深情的音乐之境,而忽略到作品的现实性。一座望月桥,一条银屏街,一边是溶溶月色下的隐秘心事,一边是喧嚣凌乱的烟火凡尘。两位残疾少年相扶相携艰难前行,以个体的自尊抵抗着成人世界的污浊丑陋。在小说最后,当跛少年持刀捅向鳏夫,那痛感竟是如此尖锐而猛烈,文字的乐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青春破碎的声音。作者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始终关注人物内心的涌动,文字细腻哀伤,韵味无穷。安勇的《舌头》也涉及到青春的惨烈和残酷,文笔更加粗粝、写实,以失去舌头喻示失语,侧面反映农民工在城市中有苦难言的可悲境遇。小说双线发展,女工晚上外出被一陌生男青年非礼,慌乱中咬掉了性侵者的舌头,成为当地的新闻。而性侵者因感染败血症而丧命,为让儿子尸体完整,性侵者的母亲进城寻找舌头,并与女工发生冲突。情节上的设置可谓触目惊心,细想又合情合理。作品对农民工的性压抑性苦闷、情感生活等问题进行思考,刻画了一位悲伤而沉默的母亲形象,彰显出作者的悲悯情怀和沉甸甸的艺术力量。

范小青善于书写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她的《谁在我的镜子里》紧贴当下,不无荒诞地表现生活中的巧合所带来的尴尬连锁反应。手机、房地产等事物的介入,反映出现代人高度同质化、失去个性的生活本质,也为作家最终道出巧合发生的必然性提供契机。小说情节紧凑,亦庄亦谐,层层推进,逐步产生魔幻般的艺术效果。现实中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每天都在上演,李强的《锁心》也是这样一部作品。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作者反其道而行,以锁芯、猫眼为象征,管窥城市化进程下的人情冷漠现象,生动演绎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产生的消极后果,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女真的《看电影的人》情节设置巧妙,重在开掘人物的心理活动,借一张神秘照片折射现代名利场的丑恶竞争,揭示贪婪驱使下的人性原罪。

刘庆邦的《啄木声声》对如何书写中国梦作出回应。中国梦可以是民族复兴的家国大梦,也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个体内心的小梦想。主人公陈登龙是一名煤炭工人,他的梦想是不再下井,通过唱歌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唱歌是他平淡人生中的唯一爱好。小说截取生活里那些温馨感人的细节,呈现了底层家庭的爱与悲欢。陈登龙让我们看到了平凡人对梦想的希冀和坚守,人虽生而有别,却同样可以畅想人生的美好和幸福之光,所谓中国梦正是由这些具体而微的梦想组成。弋舟的《出警》深入警察工作一线,近距离观察独居老人晚年老无所依的精神荒漠。一个曾经杀人卖女的老混混尚且无法承受孤独而屡次报假警,警察的工作因而被赋予更多复杂含义。警察的出警,是对现实出警,更是对心灵出警。

翻阅2016年的短篇小说,一些作品多反映当下金钱物欲所带来的争端和烦恼,透过这些层出不穷的道德垮塌事件中,窥探现代人“心为物役、灵魂无所归依”的生存现状与精神症候。张玉清的《一百元》讲述了“灵魂还乡与逃亡”的故事。女画家迫于生存委身于一个精明狡猾的投机画商,将身体与作品打包出卖以满足物质需求。在画商提出新的非分要求时,她选择逃离城市投向乡村。与房东一家人的朝夕相处使她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宁静,内心深处的艺术理想重新燃起。然而,憨厚质朴的房东老汉为了一百元钱竟然将小黄狗杀死,城市文明的物欲横流与乡村生态的残酷野蛮令女画家进退维谷,生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小说以女画家的两次逃离,审视生存困境和生命自由的关系,为我们打开不同的人性画卷。蓝石的《朋友一场》截取大千世界的浮光掠影,探究都市生活中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五万块钱的失与得,见出朋友之间的相互猜忌与人心隔阂,可谓当下社会人情疏离的真实写照。作品在悬念的制造上颇具匠心,叙事策略近似格非的《隐身衣》,直写一场借债还债的经过而迟迟不道出背后真相,当读者一路追随着事件被吊足胃口时,故事却于吊诡的气氛中遽然停止,留下意味深长的想象空间。

在历史的回望中反映岁月的沧桑,书写中国经验和命运的偶然性,是2016年短篇创作的另一趋向。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历史观的重新建构,产生了一批新视域下的历史反思之作。作家忠实于个体人生经验,引领读者进入许多不为人熟知的历史场面,力求从历史的联系中思考社会变化所带来矛盾和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作家手中不乏好的历史素材,但不重视语言的打磨,这就像好食材遇到了坏厨师,做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味道怪异。一些老作家忠实于生活本相,对实人事实进行直接加工,作品流于个人的回忆录,表现出创作枯竭的态势。

李延青的《外面》树立了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农民形象。在一座城市、一个乡村或一个集体里面,我们总是能够见到一些独来独往、思想另类的人物。他们对生命的认识往往高人一筹,却因为与大众思想格格不入而显得特立独行。小说中的王文校继承了父亲的秉性,不喜欢待在田间地头,“只觉得若是像村里人似的过一辈子——在这屁股大的地方种了收,收了种——就同待在棺材里等死一样”,总是突然失踪,在外面更广阔的天地维持生计。王文校的一生,是对父亲人生的重现和改写,体现为某种精神上的延续。王文校是个有本事的人,他无师自通地钻研医术,在各村之间行医而往来无碍、如鱼得水。这种对自由生活的渴求、对其他职业的尝试,在当下本是寻常事,在那个年代则被视为不务正业,个体意识的觉醒因而呈现出悲剧化倾向。

杨凤喜的《我和玛丽的合影》通过今昔对比,追忆似水年华,礼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采购员表叔带“我”去晋祠游览,为“我”和美国女孩玛丽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让“我”成为校园话题。然而,表叔把照片弄丢了,父亲为帮“我”摆脱吹牛的嫌疑,骑自行车带“我”去晋祠找外国女孩合影,因语言不通未能遂愿,还丢了一辆自行车。三十五年后,“我”的儿子出国留学,找了个美国女朋友。作品娓娓道来,充满旧时代的温情,也道出了个体命运、个人情感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微不足道。

郭雪波的《郭尔罗斯和洛水》中的一老一少,都是聪明人。作者采取引而不发的叙事策略,对洛水的身世没有详细介绍,而是透过行为语言塑造了一个世外高人形象。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以竹子自比,显示出挺直高拔的精神气质。小说背景设在文革时期,众声的喧哗、盲目的快乐与洛水的孤绝形成鲜明反差,让人感受到那个特殊年代的残酷和恐怖。“无知者的优越感与暴力释放出令人绝望的气息”,以至年轻的郭尔罗斯代表作者反思和喟叹:“不知世界为何如此”。小说语言是这部作品的一大特色,凝练传神、精准克制,达成洞穿人心的力量。

宋尾的《下汉口》回忆“我”与父亲的一次远行经历。作者善于从一些生活琐事中展现人物内心的细微波澜,风格上让人想起苏童的“香椿树街”,但作者并没有让人物拘泥于庸常家庭生活,而是向着更广阔的世界走出去。小说中的父亲代表了改革开放前千千万万的父亲形象,他们怀有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渴望体验精神生活,又深感无能为力,最终变为平凡而沉默的大多数。

除了上述作品,聂鑫森的《风雅人物》追记旧时风物与人的风雅传统、李风宇的《异卉》关于文坛佳话的想象与再写、麦家的《畜生》表现文革中人性的疯狂与空洞、朱山坡的《革命者》对革命的诗意书写、秦岭的《寻找》对历史真相的探究等,都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三、直面灵魂的书写

埃莱娜·西苏认为:写作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灵魂的拯救。2016年一些短篇不太讲究写实性和戏剧性,而从内在和主观出发,通过书写孤独、悲悯、忧伤、迷茫等精神特质,表现灵魂的冲突与困境,以此构筑作品的精神坐标。

张惠雯的《欢乐》情节非常简单,写一个孤独者在美国派对上的心灵独白,其精神性叙事充满着对人生的深刻体认,例如写对成长的认识,“他是个孤儿,一个长大了、变老了的孤儿,连痛苦也是古怪而含糊不清的,似乎痛苦本身也会变老,不再是可以痛哭失声的、年轻而激烈的痛苦”;写对艺术的认识,“那光里流溢着的东西是真正的欢乐,它是自由、跃动、漂移不定而又挥洒自如的,是既坚固又柔软的。画这幅画的人一定体会过灵魂深处的欢乐,他知道它的温度、颜色和光泽”;写对婚姻的认识,“这些男人、女人是否和他一样迫不及待地、浑浑噩噩地成了家,过后仍然一个人孤独地甚至更为孤独地活着”……类似警句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在一个欢乐的群体中,个体的孤独是如此尴尬与刺眼,以孤独反喻欢乐,表现了不俗的艺术张力。小说的短处在于人物传达出的情绪过于哀伤了,尽管这是真实的。

而在周李立的《去宽窄巷跑步》中,三位女性人物也有近乎命定的孤独感。母亲、沈媛媛和小南瓜在各自不同的人生涡流中挣扎、撕裂,外在却不着痕迹,作者以切开生活表象的锋利,为我们呈现出当代女性的精神隐痛。小说语言克制而内敛,处处流露着情感的微妙玄机,又少见解释性和观点性的论述,用词和句式看似简单,传达出的况味深远辽阔,像是命运投下的一道光线,在人物身上打出了光影。对细节的捕捉、对气氛的营造,使作品脱离了故事性的束缚,人物的精神内核得以彰显。

《Silent Night》是白先勇时隔十余年之后的小说新作,也是继Tea for Two和Danny Boy的系列小说三部曲之中的最后一部,将收进他的小说集《纽约客》中。故事背景锁定在美国纽约,以同性恋者的精神孤独为观照,记叙人间的真情与大爱。宗教、救助迷途男孩、义工之家等情节的引入,令小说表现出一定的国际视野与神性味道。余凡和保罗神父的精神父子关系,乔舅和阿猛的灵魂伴侣关系,阐明了人类情感的无国界性,唯有爱让人灵魂安定,是一部有情感温度、人性深度和精神高度的作品。

方方的《天蓝》营造出某种迥异于其它小说的阅读体验,通过描写“再生人”或“灵魂附体”这一神秘现象,探讨了因果报偿、生命循环等问题。作者叙事的高明之处在于对母亲转世的原因进行了巧妙回避,而重在发掘女儿对母亲的想象与怀念,借一只高档手袋触动、激发人物的内心波澜,从而彰显母爱主题。马小雯对天蓝一家态度的转变,来自母爱跨越时空的感化和召唤,也体现出罪与罚、爱与恕的哲学思考。小说写出了事件本身的玄,又不失生活真实感,没有流于对封建迷信思想的宣扬;同时告诉我们,这种题材不是不能写,关键在于如何处理。

东西的《私了》在极其短小的篇幅内编织了一个梦幻泡影,将事故、死亡与丧子之痛隐藏其间,直到最后才揭开谜底,构思颇为精巧。故事由人物对话贯穿始终,丈夫陪着妻子讲故事,一个谎言连着一个谎言,让妻子逐渐消除对儿子失踪的担忧,而丈夫则一直保持着感情上的克制,话语中的暗示性让人隐隐不安。在兜了一大圈之后,妻子的想象逐渐抵达儿子溺亡的事实。人物的情绪在这一刻得到尽情释放,却不至于崩溃。作者塑造人物、渲染气氛无一句废笔,叙述节奏张弛有度,真相出乎预料又在情理之中,让人对小说人物生出无尽的悲悯和敬意。

女作家吴君被一些评论家视为“最会写深圳”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除了展现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更对“深圳人”这一复杂群像的情感流向进行生动阐释。短篇小说《蔡屋围》中的陈思年不同于以往作者笔下的移民人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深圳土著。作为包租婆的女儿,她生活空虚,精神封闭,“眼睛对着现代化都市,身体沿袭着深圳七八十年代以来的生活习惯,后脚刚刚离开京基一百,前脚便已进了蔡屋围脏乎乎的巷子”。外省人安大山的出现为她打开了接触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口,也让她坠入了情感的谎言之中。作者精微细致地写出陈思年揭开骗局真相后的颤抖和疼痛,强弱者身份的转换,构成对包租婆母亲预言的隐喻。

须一瓜的《灰鲸》、付秀莹的《尖叫》和胡学文的《短暂停留》藉由对三种婚姻样态的书写,揭示成年人情感世界的急流与暗礁。《灰鲸》中岁月给人的改变以及现实赋予的压力,将夫妻关系引向暗淡与乏味,对生活的热情还不及一个孩童;《尖叫》指向一种猜忌的婚姻状态,更接近人物的心理真实,将妻子对丈夫的出轨想象隐藏在小说之中;《短暂停留》写情感的纠缠与婚姻的溃败,现代生活经验鲜活而繁杂,记忆线索跨度很长且严丝合缝。

王甜的《罗曼史》讲述了一场爱情突发事件。士官请假外出邂逅了一位发廊女孩,通过几件小事牵出了两人的情感暗伤与心灵共鸣。然而士官回到部队后听到女孩的不好传言,生出了疏远之意,经过部队领导的调和最终和好如初。小说采取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全篇只听女孩在讲,部队领导隐藏起来,或者说读者成为了部队领导,心态随着女孩的讲述而发生变化,女孩的泼辣、善良、正义等性格特点跃然纸上。小说最后是一个光明而圆满的结尾,但他们的爱情仍然令人堪忧,因为他们太年轻,容易被一些外因所左右,小说取名“罗曼史”,是对主人公未来生活的美好寄予。

诗意和远方,是对旅行意义的阐释,也是一种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寄托着现代都市人的灵魂追求。城市森林的生存法则意味着逐利与竞争,人们在钢筋水泥的世界迷失自我、忘却初心,困于精神的围城。在徐则臣的《莫尔道嘎》中,呼伦贝尔大草原和莫尔道嘎“如同一个冰冷清澈的梦”,冻结着现代人心头的焦灼和茫然。巴图的人生具有令人望尘莫及的厚度和广度,提醒着我们生命其实可以有更多选择与可能。

晓苏的《除癣记》截取农村生活片段,书写女性内心的情感动荡。谷珍身患癣病回乡,打算找除癣专家谢去病诊断。母亲谷婶极力反对,因为传言谢去病人品不端。在私密的治疗接触中,谷珍的情感与身体逐渐发生了某些变化,作者层层推进,隐秘地写出人物的情爱体验。谢去病这个形象,不仅有治病奇招,更谙医心之术,却让人喜欢不起来。在擦药这个情节上,谷珍明明可以自己来,他却偏要代劳以实现对谷珍身体的试探;他对谷珍的“重新塑造”,即促使谷珍扔掉思想包袱、勇于面对情感真实是建立在谷珍已经结婚的情况下,由此破坏了小说的格调。

方晓的《搭便车》以现代主义笔法揭示少年人的内心隐秘,作品写实部分不多,重在开掘人物的精神层面,流露出反故事的倾向。主人公石英在母爱缺失和家庭暴力的双重压迫下形成了敏感、孤僻人格,在他眼中,世界是阴暗而变形的,人物关系多以紧张的对立形式存在。所谓内心隐秘,是石英面对这种生活下的矛盾心理:他思念母亲,渴望融入家庭,却寻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被家庭成员视为“窥视者”;他想逃离,但以他少年的心性又感到无能为力。作者藉由人物对自身精神困境的突围,表达出真实的人性悲伤和成长隐痛。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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