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的微风
——评论家晓华、汪政漫议
2017-11-13韩松刚
○ 韩松刚
契合的微风——评论家晓华、汪政漫议
○ 韩松刚
从1985年晓华、汪政共同署名发表《阿城的思索——漫说〈棋王〉〈树桩〉〈孩子王〉》开始,到2015年依然共同署名发表《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与阐释空间——兼谈文学流派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这三十年,中国文学经历了从低谷到高潮的跌宕起伏,经历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失落彷徨,经历了从深刻到肤浅的精神衰退,令人无比迷茫、无比惆怅、无比忧伤。这三十年,这对评论家夫妻,就这样联手写文章,双宿双飞地在中国文学地图上进行着自我的思想建构和审美旅行。
1985年,我刚刚在这个地球上降临,那“令人困惑的神秘莫测的1985年”于我虽有着特殊的意义,却也十分遥远,丝毫没有怀旧的资格和评说的底气。那个伤感而杂乱的八十年代,那激情而躁动的八十年代,更多地属于晓华、汪政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学前辈”,他们在这个辉煌的年代里成长、迷茫,持着理想的文学火种踽踽独行,他们是寂寞的却并不孤独,那生活中所带来的种种不安和惶惑终在文学潮流的席卷中得到舒缓和解答。批评家李洁非曾深情地回顾1985这个特殊的年份:
八五新潮对于今天来说并不是时过境迁、业已完结的一幕往事,最后二年文学也没有甩开1985年而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或进入另一次革命:无可否认,我们——作家和批评家——都是从八五新潮中诞生并一直走到现在,它曾被公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学或至少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新的起点,离开这个起点,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设想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注定和八五新潮紧紧联系在一起,回避这一切显然是徒劳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站在这样的新起点上,晓华、汪政开始在文学批评界崭露头角。作为这一波文学新潮中十分重要的“寻根文学”,自然成为那个时期批评家关注的焦点。如此看来,晓华、汪政《阿城的思索》一文,是他们参与那个时代文学的发生、抵达那个时代文学现场的第一次郑重发声。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开始。在文学激荡的年代,在“涌动的潮汐”中,晓华、汪政以他们的智慧与才气逐渐确立了自己在批评界的声名和地位。他们那“自我表达的激情”,直至今日读来仍让人觉得清新朴素,见解精深。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许多批评家有的已经走上学术研究的“星光大道”,有的已经消失在当下的文学第一现场,而他们依然在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精神路标,在当下的文学现场我们还时时寻得见,2015年发表的《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与阐释空间》一文,又如此巧合地作了一次时间的见证和文字的明证。作为新世纪以来十分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里下河文学业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的存在,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体现了他们一以贯之的文学敏感和在场把控。三十年,实在是漫长的一段时间,然而的确也不过是倏忽之间的一转眼,三十年,中国的文学生态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中国的文学批评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和精神劫难。难能可贵的是,这对批评界的“双打”选手,初心不改,寻找并确立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平心静气的批评。与当下众多批评家的心浮气躁相比,晓华、汪政的“平心而论”仿佛有点“不合时宜”,但细细想来,却让人深感望尘莫及。他们的批评条分缕析、客观公正,而几乎不容纳任何随性的“嬉笑怒骂”;他们对于文学的体悟和评论如探囊取物,而从未有让人觉得矫情的遮遮掩掩;他们的批评建立在深厚的文学感悟和理论穿透功底之上,见解独到而又入木三分,却从未有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之嫌。比如在《阿城的思索》一文中,即一语中的般道出了阿城写作的独特意义:
阿城自然不是在作文化史,但他试图写出一段历史,写出在这一段历史中,文化怎样遭到残害,而为文化人类学家看不起眼的芸芸众生又是怎样作为文化的主人,默默地抗拒着野蛮的迫害,顽强地追求着知识和文明,正是他们延续了我们的文化史,证明了文化的存在和人的伟大!这是阿城思考的独特之处。
这种认同感极强的共鸣解读,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主导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批评家的主体性极强、个体性明显,文风激情四溢、充满强烈的理想冲动和美学情愫,他们对于作家作品的解读,所仰仗的不是“对某种理论的阐释,而是他思维直觉的成果”。然而,正是依靠对于文学最为本真的理解和追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面貌才显得摇曳多姿、妩媚动人,才真正让他们以及后来的我们对那个嘈杂、混乱的暧昧年代产生了无尽的想象和美好的怀念。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可资借鉴的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已十分丰富,甚至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面对新的时代百花齐放的文学盛况,批评家们似乎也有了自己的十八般武艺,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然而,与此相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面前,理论“狂热”和“审美”疲劳正渐渐成为批评家罹患的慢性疾病,他们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越来越少,思维的直觉变得越来越迟钝,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分析,也变得日益肤浅和粗糙。在批评家的眼里,作家仿佛已经“黔驴技穷”,玩不出什么新花样,创作不出什么好东西,文学也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没有值得去关注的价值和意义。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对此,晓华、汪政有着非常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文学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几种文学力量分而治之的状态已经成型。讨论文学,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所谓文学已经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这样的文学格局,而在于面对它们如何进行描述与判断。”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关注,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学的狭窄领域里,而应该大胆地走出来,进入另一番广阔的文学世界中。而对于众多批评家眼里的“日暮途穷”的文学,他们也有着自己独到而又隐秘的发现:“都在说文学正在衰落,正在走向边缘,其实这是从国家文学以及精英文学的角度说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可能没有哪个时代有今天这么众多的写作者,专业作家、业余作家、职业写手、自由撰稿人,以及庞大的匿名写作者,他们构成了一个身份各异的写作生态圈。”在他们的批评视阈里,当下的文学不但没有沦落到不值一提的田地,而且日异月殊,大有繁荣发展之象。当下的文学写作已经大大地越出了传统文学的边界,“泛文学写作”“畅销书写作”“网络文学”等类型写作与传统文学写作共同构成了当下复杂的文学生态。与其他批评家对当代文学要么尖酸刻薄地批判,要么一门心思地挖苦,要么苦心经营地吹捧相比,晓华、汪政对当下的文学现状有着他们自己的见解:既不悲观,也不失望,承认并接受当前文学的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建言献策,对那些写作者的理想进行细心的呵护和培育。朱光潜先生说:“在文学上,对我们自己和对别人一样,头脑清醒的批评和公正的批评,是保持健康的最好药物。心怀叵测的恶意攻击和互相吹捧,是缺乏艺术良心的表征。没有艺术良心,是不可能有真正艺术成就的。”这也是晓华、汪政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的文学审美标准和批评准则,也是他们俩共同的生命情怀的体现。
文学批评首先是且主要是一门“审美”的艺术。这种审美与作者的修养、学识、见识、情怀等等息息相关。基于“审美”的文学批评,旨在使文学回归那纯粹、宁静的艺术境地。那被政治、社会、物质等等杂质浸染的灵魂,终将在文学审美的批评视域里获得精神的栖息。从此出发,我愿把晓华、汪政的文学批评视为一次次的审美旅行。在他们的批评世界里,美无处不在;虽风景各异,欣赏角度不同,但却为一种共同的情怀所萦绕,所以愈加动情、动人。阅读他们的文学批评,我感受到了“批评的美丽”(贺仲明语),见识到了“美丽的批评”。艾·阿·瑞恰慈曾在《文学批评原理》一书中曾对批评的混乱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那些杰出的智者在思考问题时,往往空话连篇,其中“有三言两语的揣测,应有尽有的忠告,许多尖锐而不连贯的意见,一些堂而皇之的臆说……”,但偏偏缺少“心髓”。当下的文学批评表面开来热闹繁荣,但实际上问题繁多,不容乐观。在这个到处充斥着欲望、浮躁和不安的时代,晓华、汪政的“偏安一隅”和“不动声色”,缓解了我在文学批评认识上的矛盾和紧张。
1991年,晓华、汪政发表了《一片闲心对落花——储福金近作读札》一文,这并不是他们最为优秀的批评之作,但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代表性一方面体现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相互尊重、信任的态度,另一方面表现为作为批评家的他们在阅读作品时所持有的毫无功利性的“审美”眼光。
储福金是平淡的,是不是因为他平淡,所以他没有那份经验、那份敏感与或悲怆或焦躁的同龄人谈论同样的话题?我们与福金相知不深,由报刊上的简介去推测也不甚了然,于是就去信给他,讨一份自传什么的,取“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古训,福金什么也没说,邮来了散文《那是一个冬日》 (后来我们总感到福金的这个举动似乎就是一种方式)。这个题目很朴素,但相当有意味,当人们开始回溯往事时,总这么开头,这个题目的意味还体现在“那是一个冬日”对时间的准确指代和因“冬日”而弥漫出来的寒冷的氛围,它暗示着作者对某一往事的不能释怀和这一往事给作者造成的心理感受。
两位年轻的评论家为了避免评论的冒失,力求批评的准确,竟做出了这么“可爱”的举动,不禁让人莞尔。但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又使得他们的文学批评也氤氲出别样的韵味来。而有了这种彼此之间美好的互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对于作家文本的解读才真算是一次审美的律动。
而这种积极、客观的批评方式,注定了他们与许多批评家,特别是学院批评家的“另类”与不同:“在场”。这种“在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表现为对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等潮流及相关文学创作的持续关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表现为对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学创作的遽变与人文精神衰退的内心担忧,而到了新世纪,则一方面表现为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新生文学样式的好奇和憧憬。当下的许多文学批评已经丧失了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而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对当下文学现状或文学创作的认识要么言不及义,要么言过其实。吴亮就曾以“批评的缺席”为题,对当代文学批评中“文学”的缺席提出了批评,对此,谢冕等许多评论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批评的最大问题是“文学批评不对文学作品说话;文学批评失去锐气;文学批评没有文学性”。与众多批评家对当下文学的疏远不同,晓华、汪政的批评倒体现出与文学“套近乎”的意味,他们的这种批评取向,首先体现在对当下文学“在场批评”的认识。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当下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上,更是从批评家的角度给出了文坛和批评界少有的微言大义,他们说:“无论是无处不在的泛文学写作,还是较为集中的畅销书与网络文学,我们都缺乏在场的批评。现行的学科教育与理论建设好像都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应当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一点,而不是相反,像一些理论仍然在做的一样,或者视当今的文字现实状况于不顾,或者以自己过时的理论和立场强作解人。”其次,是对于当下海量的文学作品的披沙拣金、信手拈来。杰弗里·哈特曼说,“批评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使我们有效地了解虚构所具有的令人迷惑的特征。”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解释学,批评的处境是很为难的,就像逻辑学那样,不过它没有后者那样绝对地内在一致的动机,批评揭露了矛盾和含糊其词,这样,通过使得小说较少可读性,从而使它成为可解释的了。”阅读晓华、汪政的评论,其中一个很大的感觉便是他们的阅读面、阅读量之大、之广。法国学者蒂博代曾将文学批评分为三种,即“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晓华、汪政的批评自始至终都带有一种强烈的自发性,不管是在《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中的目光如炬,还是在《我们如何抵达现场》《无边的文学》中的鞭辟入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批评风格的在场和即时。他们有着“职业批评”的严谨、持重与客观,但同时又没有那么重的“学究气”,与大多数“学院批评”对当下文学的持有偏见和疏远不同,他们“身临其境”,真正走进文学现场,进行认真地“勘探”和“挖掘”。因此,不管是对当代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总体评析,还是对于范小青、苏童、毕飞宇、鲁敏、贾平凹、阎连科、盛可以等作家的个案解读,晓华、汪政都展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批评视角和深度认知。比如在谈到鲁敏的创作时,他们指出:“当日常生活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主体,当鲁敏和70年代作家们不可避免地选择了与他们所处时代与社会同一种方式时,不管被动与主动,甚至,不管是不是一种美学上的牺牲,我们都应该理解其必然性。”而这种对于文学的持续热情和坚定执着,或许正是源自他们对于文学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文学是一种生活,文学批评是一种生命的表达。另外,他们的批评的在场还表现在其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如《乡村文化建设中本土资源的文学书写》中对“乡土中国”的体察和思考,《走向超越的灾难书写》中对“灾难文学”的关注和探讨,《我的城市,他的文学》中对于城市的认同与忧思,都体现出了批评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
在晓华、汪政的批评生涯中,他们一方面倾心于对“在场”的探究和发现,另一方面更多地是对于文学更广泛的思索和追寻。他们既有对“叙事行为”的漫论(《叙事行为漫论》),又有对语言在当下文学困境中的求索(《困境中的求索》);既有对“汉语小说”的耐心梳理(《有关“汉语小说”的札记》),又有对“日常生活的叙事伦理”(《日常生活的叙事伦理》)的真知灼见;既有对小说家的深刻洞悉(《人到中年与文到中年》等),又有对诗人创作的敏锐体验(《“我该到哪里去寻找诗情”——杜涯诗歌谈片》等);既有对当下作家创作的“细读”(《王家庄日常生活研究——毕飞宇〈平原〉札记》等),又有对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读”(《汪曾祺的语调——重读汪曾祺〈葡萄月令〉》)。如果说,在晓华、汪政的批评世界里,如何抵达现场表明了他们对于文学批评的一种态度和策略,那么向着“无边的文学”的疆界不断深入,才是他们真正意图实现的审美实践。在他们看来,“百年轮回,文学正在进行新的革命,它的未来是人人得而文学,凡有文字处皆有文学。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承认它,接纳它,革新洗面,轻装上阵,寻找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话语。”
文学批评其实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是一项“危险”的工作,而晓华、汪政在文学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身临其境、临“危”不乱的平心静气,着实让人深感敬佩,他们那禀赋过人的造诣和深藏若虚的姿态,使得他们的批评具有有别于这个时代的个性魅力。批评家贺仲明说:“当代中国文学有晓华、汪政如此美丽的批评、批评家是一大幸事。读着他们的批评文章,循着他们的批评轨迹,本来感觉颇为浮躁凌厉的批评界也似乎因此美丽沉静了不少。”这种评价于他们来说真是恰如其分。晓华、汪政的文学批评,往往从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出发,很少有尖利的批判和打击,也没有一味的吹捧和褒扬,他们一方面悉心发现作品的所长和优势,一方面指出其不足与瑕疵,鼓励作家们的创作及其在艺术上的追求。比如在谈到苏童的短篇小说写作时,他们指出:“苏童早期的短篇多写少年时期的生活,如‘少年血’系列,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又多实验之作,如《仪式的完成》 《祭奠红马》等,在超越性上确实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九十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多了现实的甚至当下的题材,这既显示出苏童艺术上的自信,但也确实在超越性上多少显得不太平衡了。”尽管只是寥寥数语,但却将苏童短篇小说写作的趋势作了准确的剖析和概括,既有肯定,亦有担忧,但更多的是期待和展望,“我们确实在理论上还不能给苏童的短篇小说从审美形态上予以概括,但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肯定,它是建立在现代短篇传统上的‘新’小说。这就是苏童短篇小说的文学史意义。”韩少功在《有生命的萝卜》一文中说,“批评的方法并不能等于批评。批评的方法载舟覆舟,即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也有它的边界,也有它的陷阱,弄不好就有可能使批评离艺术更远。批评最重要的功能是知心见性,是美的发现。”显然,晓华、汪政做到了。
晓华、汪政批评的魅力不仅在文学批评上展露无遗,而且在“批评的批评”上,同样展现出他们的气度和胸襟。曹丕《典论·论文》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在当下的批评界,这种现象更是显得突出。而晓华、汪政对当代五位批评家(王彬彬、何言宏、贺仲明、何平、张宗刚)的评论文章,则显示出了他们的气度。不管是对于王彬彬从社会学角度从事批评的“‘守旧’的勇气”,还是对于何言宏热切关注文学现场的立场和姿态,晓华、汪政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而对于崇尚“心灵自由”的贺仲明、“大器晚成”的何平及精于“鉴赏”的张宗刚的文学批评,他们也都一一给予恰如其分的解读和评述。作为批评界的“活跃分子”,他们对当下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并非习焉不察,而是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在一次访谈中,汪政就谈了自己对于批评的认识,他说:“要确立批评的第一性的地位,确立批评是人类表达、是具有针对性的这一天赋属性,更要使批评成为批评家的生命表达,在这种表达中,不仅评价对象,更要表达自我,将自我表达视为首先的目的,同时,又要努力使自我表达参与到公共表达当中,形成对话关系,只有这样,批评才是有价值的。”正是因为建立在这样的批评认知基础上,他们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他们认为,“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批评在大学扩张与当代学术体制的影响下开始后撤,进入了所谓学院的转身,这一转身虽然有助于批评的客观化与学理化,有助于批评更多地参与文学史的叙述和当代作品经典化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它又使得批评远离了现场,淡化了热情,钝化了个性。”而对于当前文学批评的“学院化”趋势,他们也毫不客气地表示了自己的想法,在他们看来,“要对当前学院与精英批评的声音保持冷静,当它试图维持自己的独尊地位时,这并不见得是多么悲壮的举动。……现在,许多的批评形态在复活,又有许多形态的批评在生长,它们使得学院批评感到了威胁,我倒是希望这些复活与新生的批评形态能对后者的已有的膨胀与蔓延多少有些抑制,这不但可以维护批评的多样性,而且可以诱发其内在基因的返祖式变化,从而焕发活力。”总之,晓华、汪政的文学批评的美丽和魅力,不仅仅在于他们敢于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我,还体现在他们对于文学批评自身的深刻认知上,以及对于批评界同仁的认可和尊重上。
从如皋到南京,不知道是那美丽的海边小城孕育了这两位出色批评家的气质风韵,还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批评让我们更深地体悟了那如许的海风、那激情的浪涌;不知道是六朝古都的积淀催生了他们平心静气的审美情怀,还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旅行让我们更从容地感知到那愁绪的无边和情怀的宽广。愁闲两处,情怀一种,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地域上的美好迷恋,更是一种审美视域下的并蒂花开,这种灵魂的契合,像微风拂面,给阅读者带来无尽的精神享受和心灵滋养。在谈到晓华、汪政的批评之路时,吴义勤说,“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文学评论这条路上坚定地走着,不管文坛如何变幻,也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他们的步伐总是那样的扎实,沉稳,不浮躁。”是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事评论写作到现在,晓华、汪政始终活跃在当下文坛的第一线,与当代作家保持着密切而又疏远的联系。我想,之所以密切,是因为他们可以第一时间体察到文坛的新迹象以及作家的新动向,而之所以疏远,是基于他们对于批评的另一种认知,“我建议批评与创作、与作家保持距离,批评家自己先要自重,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创造,同时,心平气和地将作家的创作视为公共文本,确立对其进行讨论的权利,其他就不管了,批评自己不能认为是在引导创作,反之亦然。”而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距离”,晓华、汪政的文学批评才显得如此地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才会具有如此值得品味的美学内涵和思想价值。
注释:
①李洁非:《反思八五新潮》,《光明日报》1989年4月11日。
②晓华、汪政:《阿城的思索——漫说〈棋王〉〈树桩〉〈孩子王〉》,《当代文坛》1985年第6期。
③程文超:《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④⑤晓华、汪政:《我们如何抵达现场·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第3页。
⑥朱光潜:《我对于本刊的希望》,《文学杂志》创刊号(1937年10月)。
⑦[英]艾·阿·瑞恰慈著,杨自伍译:《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⑧晓华、汪政:《一片闲心对落花——储福金近作读札》,《无边的文学》,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
⑨谢冕:《批评的退化》,《北京文学》1997年第5期。
⑩⑭晓华、汪政:《无边的文学》,《我们如何抵达现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第8页。
⑪⑫[美]杰弗里·哈特曼著,张德兴译:《荒野中的批评——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第37页。
⑬晓华、汪政:《鲁敏论——兼说70年代作家群》,《无边的文学》,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⑮贺仲明:《批评的美丽——晓华、汪政批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⑯⑰晓华、汪政:《短篇小说的现代转型——论苏童》,《我们如何抵达现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⑱韩少功:《有生命的萝卜》,贺照田、赵汀阳主编:《学术思想评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⑲㉓晓华、汪政、姜广平:《“使批评成为批评家的生命表达”》,《西湖》2008年第8期。
⑳晓华、汪政:《当代批评六十年:道路、问题与人物》,《我们如何抵达现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
㉑晓华、汪政:《多样化:批评的放逐与解放》,《我们如何抵达现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258页。
㉒吴义勤:《一对出色的“双打选手”——晓华、汪政印象》,《南方文坛》2001年第5期。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