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兵

——论叶辛的知青题材小说

杨建兵

1980年代，一批“知青作家”曾掀起了一股强大的“知青文学”热潮，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有批判，有怀念，有歌颂，但反思才是“知青文学”的基本主题。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梁晓声、叶辛等都属于“知青作家”群体中的代表性作家，其中又以叶辛最为典型。他不仅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推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等几部影响广泛的知青小说，而且在“知青文学”热潮冷却，几乎所有的知青作家都纷纷转向其他题材领域，他还在知青题材这口深井里打捞挖掘。1990年代写出具有寻父和审父情结的《孽债》，新世纪又创作出充满忏悔意识的《客过亭》，在实现自我超越的同时，不断将“知青文学”引向深入。

一、梦与痛

叶辛19岁（1968年）时离开上海，到偏远的贵州农村插队，在贵州农村生活长达十年之久（1978年离开），是上山下乡运动整个过程的亲历者、见证人和记录者。他的知青小说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代知青的生活史和心灵史，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史。这些小说接缀起来，构成了一部知青一代的命运编年史。

1979年，叶辛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知青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随后又相继推出《风凛冽》《蹉跎岁月》等四部知青小说。由于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与社会历史基本同步，真实再现了一代知青从初入农村到艰难回城的一段相对完整的生活、心理和情感历程，在当时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叶辛也被冠以“知青作家”的称号。这几部知青小说虽然表现的是不同阶段的知青生活，在内容和主题上也各有侧重，但在小说情节和结构模式上具有共同性，大致可以概括为“寻梦——梦碎——再寻梦”的基本模式。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讲述的是一群初离城市走进农村的知青的生活和爱情。“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给一代青年人编织了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知青们正是带着虔诚和狂热、梦想和激情走进了农村。但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贫困的物质生活、单调的精神娱乐、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的派系争斗、知青内部的勾心斗角、青春期的爱情幻想和迷茫……使很多知青产生了悲观绝望甚至怀疑情绪，他们既无心劳动，又无望回城，每天得过且过，在抱怨、消沉和无聊中消磨时光，有的知青甚至染上抽烟喝酒、打架斗殴、赌博偷盗等恶习。《蹉跎岁月》所揭示的生活背景已进入回城潮的初期，但知青生活并没有明显的改观，不同的是，国家为了安抚知青们躁动不安的情绪，出台了招工和推荐上大学等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让知青们看到了回城的希望，一度破灭的梦想又一次被点燃。虽然招工和上大学的名额极少，条件近乎苛刻，但相比扎根山区，回城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为了极有限的招工和上大学名额，知青们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择手段。有的知青（如陈家勤、郭仁秀）千方百计地与当地革委会拉拢关系，以期获得公社或大队实权人物的青睐；更多的知青选择了“踏实劳动”，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以实际行动来赢得民心。有些女知青甚至以身饲虎，靠出卖身体来获取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上山下乡运动给知青提供了一个人性展示的舞台，各色人物在舞台上一一亮相，社会和人性的种种丑陋毫不保留地在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身上得到呈现。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归因于运动，是疯狂的政治运动让知青们也变得疯狂。但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不仅会对一代青年失去希望，也会对整个国家失去希望。这时，我们迫切地期待一些正直善良的知青的出现，为这个疯狂的时代点亮人性的烛光。《我们这一代人年轻人》中的程旭和《蹉跎岁月》中的柯碧舟就是这样的知青。他们虽然身受家庭出身的拖累，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挤，但依靠勤奋好学和倔强的个性，成功地开发出优良稻种、建成小型水电站，造福于当地的农民。有意味的是，只有他们真正在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知青运动的切实践行者，却被看作是知青中的“异类”，不得不说，知青运动与文革运动一样，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指鹿为马的游戏。

事实上，能够安抚知青们躁动不安情绪的，不仅有招工、上大学这些虚无缥缈的回城梦，还有真实可触的爱情梦。程旭、柯碧舟、郑璇、高艳茹等是作者倾心塑造的人物，之所以能在极度艰难的生活环境坚强地生活下去，与他们受到的爱情滋润密不可分。程旭和柯碧舟在知青群体中属于性格孤僻、受到排斥的“怪人”，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误解和羞辱时，一个少女的理解和安慰，不仅会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而且会给他们的人生注入强大的能量。对于二人来说，慕容支、邵玉蓉和杜见春的关心体贴，无异于他们人生低谷中的一根救命稻草。爱情不仅温暖着程旭和柯碧舟，也温暖着慕容支、邵玉蓉和杜见春。杜见春在父亲平反后本可以留在城市，最后却选择与柯碧舟一起返乡，她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巨大魔力，也看到了人性在她身上的复苏。

但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来，这些的知青的前途尚不可知，他们的爱情可靠吗？当慕容支的母亲听说女儿与程旭谈恋爱时，亲自从遥远的上海赶到乡村山寨做慕容支的思想工作，谁还会相信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坚不可摧？尤其是爱情一旦与家庭出身挂钩，就不再是单纯的爱情问题，而是政治立场和命运选择问题。柯碧舟的爱情也是如此。不明柯碧舟家庭出身的杜见春曾给过他爱的幻想，但知道真相后马上就给了他沉重的击；当地少女邵玉蓉医治过他身体的创伤，也给过精神上的慰藉，但邵父的坚决反对、玉蓉后来的惨死，使他的爱情又变成了一场虚幻的梦。在历经曲折之后，杜见春与柯碧舟又重燃爱情之火，但在杜父的强烈反对下，他们的爱情到底能走多远？相对而言，《爱的变奏》中矫楠与宗苏玉的爱情之路比较平坦，但女儿小玉的意外“问世”，完全打乱了他们的恋爱节奏，草率的结合注定要仓促地分手。宗苏玉先矫楠一步回到上海，在同学陈谷康的暗中帮助与苦苦追求下，她的心逐渐向家庭富有的陈谷康倾斜，她熄灭了的爱情梦又被重新点燃，但爱她的陈谷康可以忽略她的婚史，陈的父母能谅解和容忍她有一个女儿的事实吗？在封建余毒远未退去的1970年代，他们的恋爱也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风凛冽》中的高艳茹与叶铭爱得如痴如醉，但在经历了艳茹被骗失身、叶铭考上大学的现实之后，连艳茹对他们的爱情都不自信，作为读者，我们的自信又来自哪里？“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语），知青的生活前途未卜，他们的爱情也注定是南柯一梦。他们也许短暂地品尝过爱情的甜美，但最终吃下的是一颗甜蜜的苦果。而其中的苦涩，有时要等到十几年后才能品出。《孽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孽债》发表于1990年代初，其时，一首关于知青歌曲《小芳》在城乡的大街小巷广为传唱，它的流行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首内地乐坛较早的音乐民谣，更在于它叙说的故事开启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孽债》所讲述的故事远比《小芳》复杂，容量内涵也更为丰富。小说讲述的也是一个寻梦的故事，但叙述视角不再是知青，而是几个从西双版纳来上海寻亲的孩子。十几年前，当这群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们的父母为了回城将他们抛弃；十几年后，他们已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带着对亲情的期盼，也带着对大城市的向往，一行六人呼朋引伴到上海寻找他们的知青父母。他们带着梦想而来，但是上海，包括他们的亲生父母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虽然他们的父母也看重这份亲情，但现实的窘境让他们不敢或不愿接受这个孩子，最后他们只能带着梦碎而归。当然，寻亲梦的破碎并不代表亲情的再次割断，孩子们的心中已升腾起另一个梦想:勤奋学习，几年之后填报上海的大学，以大学生的身份重回上海。这是《孽债》续集讲述的内容，与知青主题关系不大，在此不述。

随着岁月的流逝，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与共和国基本同龄的知青们也进入了花甲之年，在回首几十年来的人生道路时，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还是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于是，重访故地成为许多老知青的心梦。《客过亭》讲述的就是年过半百的老知青，重游当年上山下乡过的山区故地的故事。不过，他们的故地重游不仅仅是回忆逝去的青春，更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他们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特殊而又隐秘的目的。汪人龙要在朋友沈迅宝墓前忏悔，同时割断与沈迅宝妹妹沈迅凤之间的情人关系；应力民想彻底查清当年的徐眉失踪案，为一辈子都身背犯罪嫌疑人的岑达成平冤昭雪；安康青去捡拾一段纯洁的爱情，祭悼一个纯美的恋人；罗幼杏希望找到曾被遗弃的儿子，为自己的后半生找到一个依靠。然而，几十年后，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汪人龙的真诚忏悔，果真能完成对自己灵魂的救赎？应力民可以还岑达成人格的清白，但谁来为他这么年来的苦难买单？安康青的祭悼除了徒增自己的痛苦，进一步加大与妻子丘维维的矛盾，还有什么？罗幼杏则更为悲惨，她一度十分接近儿子，最终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段旅程以寻梦开始，以梦碎结束。这或许是对知青一生命运的最好概括。但一个梦想的结束，也意味着另一个梦想的开始，“心若在，梦就在”，知青梦还会继续下去。

二、寻父和审父

美国学者卡伦·荷妮曾说:“在谈到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时，我不仅指的是存在着具有基本的共同特性的神经症患者，而且指的是，这些基本的共同性根本说来是由我们时代和文化中的现存的困境所产生的。”一般说来，一个缺少父爱的孩子在人格形成中极易导致“病态”，这种“病态”被心理学家概括为“恋父”情结（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叶辛的知青题材小说中，“恋父”情结演变成为寻父和审父意识，这种意识在《孽债》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孽债》讲述的是几个在西双版纳山区长大的孩子，到上海来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的故事。其深刻之处在于，在叙述寻找血缘父亲背后，还隐含着寻找精神父亲的主题。

《孽债》中的几个孩子（除了盛天华）都是来上海寻找父亲的。在西双版纳生活的十几年中，因为父亲的缺席，他们不仅生活比普通家庭更艰难，而且经常受到他人的侮辱和嘲笑，在内心深处，他们极度渴望得到父亲高大身躯的庇护；也因为父亲的缺席，父亲的形象是通过母亲的叙述建构起来的，经母亲充满感性的描述后，他们的父亲雄伟而又神秘，何况他们的父亲还生活在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这些都刺激着孩子们不顾一切地来上海寻父。但他们的父亲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与母亲爱得死去活来的知识青年，他们有了新的家庭，有了另外的妻子和儿女，他们不希望有人来破坏这得之不易的“幸福”。因此他们不仅不欢迎孩子的到来，而且似乎从未想过要认养、收留这个孩子。如果用自私、狠心来形容他们，显然过于简单了，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言之痛。

沈美霞和梁思凡的境遇比较相似，他们的父亲沈若尘和梁曼诚从内心里愿意收留他们，但“像螺蛳壳一样” 的房子几乎再容下一个大活人，而且沈美霞和梁思凡的到来，完全打乱了他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家庭矛盾不断升级，甚至一度面临解体的危险。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沈若尘和梁曼诚只有委曲求全、两面讨好。他们的懦弱无能让孩子们既同情，又看不起。作为父亲，他们呈现出来的形象与孩子们先前的想象大相径庭，美好的形象逐渐坍塌。虽然后来矛盾有所缓和，但已看清父亲真实面目的沈美霞和梁思凡还是选择了离开，沈美霞宁愿以一个孤儿的身份回到橡胶农场，这无异于给沈若尘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是对父亲极度失望的表达。梁思凡则更加不幸，还没有离开上海，就被一辆摩托车夺去了年幼的生命。梁思凡似乎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告诉梁曼诚，在上海，生不如死。相对而言，盛天华比较幸运，他是唯一来上海寻找母亲的，也是唯一在上海生活得如鱼得水的。他的幸运并不是来自母亲俞乐吟对他的特别关照，而是继父马超俊的“大度”接受。相比于生父盛加伟的打骂虐待，继父马超俊更像一个称职的父亲。从这个意义来看，表面上来上海寻母的盛天华，实际上也是在寻找一个给他安全和温暖的父亲。最幸运的孩子是卢晓峰。因为父亲卢正琪的“单身”身份，晓峰被卢家接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但卢晓峰来上海之时，父亲还在监狱服刑，虽然他是被雅妮诬告而被捕入狱，但他的所作所为已超出常人的行为方式。卢晓峰最终接受了父亲，并与母亲依荷一起留在了上海，与其说是出于对父亲的感情，不如说贪恋上海的繁华。从依荷对这段婚姻的悔恨且强烈要与卢正琪离婚可以看出，依荷不可能真正原谅卢正琪，而卢晓峰知道父亲曾犯过“强奸罪”后，他又如何看待父亲呢？诚然，知青一代是时代政治的受害者，他们需要理解，也值得同情，但他们不是没有过错，他们在山区造下的孽债需要自己来承担，不能一句“孽不是我一个人作下的”，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时代，把自己推脱得干干净净。

如果联系1990年代的时代语境就会发现，知青后代对父亲的审问，还包含着“70后”一代对上辈人的批判和质疑。虽然知青一代是红色时代的受害者，但他们毕竟是有信仰的一代，对红色时代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面对1990年代的信仰崩溃、价值失范等诸多社会问题，他们很难快速地调整和适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红色时代的怀旧情绪。他们的子女则不同，他们生长一个快速转型的时代，伴随着一股解构主义思潮的涌动，对于远去的红色年代，讽刺、嘲笑成为他们的主要情感倾向，与之相应的是对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是新历史小说、新写实主义、先锋派等几种新兴的文学思潮的勃发，不仅对传统的创作手法构成了强大的颠覆，而且对革命时代所推崇的精神性、超越性都实现了反叛。《孽债》虽然采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但它描写的父子矛盾，凸显出两代人在精神和价值上的巨大分歧。

知青虽然是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起来的一代人，但他们所受的教育依然是革命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中，父亲不仅仅是个人小家庭中的一个角色，还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在革命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必须舍弃小家而顾全大家。因此，在知青看来，他们上山下乡，后来又离乡回城，都是响应革命的号召。他们个人是没有错误的，所有的错误都是时代造成的。而在子女一代人的眼中，和平时代的革命本身就是错误的，父辈们逃避责任的做法更是错上加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孽债》具有了审父意味。

三、城市与乡村

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的乡村叙事一直是文坛的热点话题，从启蒙到后启蒙，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批评家们不断地变换着概念，尝试去解读乡村叙事这一迷人而眩惑的文学显现。19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叙事也受到广泛关注，城乡二元对立构成了城市和乡村叙事的基本模式。从某种意义上看，1990年代的城市和乡村叙事并不是立足于绝对的城市或乡村:描写城市，大多以乡村作为参照；描写乡村，总是将城市作为叙事的“他者”。表现城市的灿烂与糜烂、繁华与罪恶，或还原乡村现实的穷困、沉重与痛苦，或回望乡村世界的宁静、优美和纯真，都是以现代化为视角展开的叙事。而无论是城市叙事还是乡村叙事，创作主体大多是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乡村都市者”，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大多在乡村度过，进入城市后，自然以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市，城市生活在他们的眼中呈现出异样的色彩:灿烂与糜烂共存，繁华与罪恶同在。

知青作家则不同，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久入兰室而不闻其香”， 也经常抱怨现实中诸多的不如意，但一旦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乡村生活环境中，城市一下子变成他们的精神的温柔乡，灵魂的栖息地，幻化成心中无限的美好。而当他们上山下乡若干年后再次回到城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在他们的心中又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叶辛在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时，曾经用简洁精辟的语言来总结其特点:早期是“用上海人的眼光看乡村”，代表作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和《蹉跎岁月》；后期是“用乡下人的眼光看上海”，代表作即《孽债》。而事实上，叶辛的知青小说叙事视角远不是这么简单，既有用城市人的眼光看乡村，也有用乡村人的眼光看城市，既有用城市人的眼光看城市，也有用乡村人的眼光看乡村。

正如叶辛所言，他早期的作品，如《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基本是用城市人的眼光，即“我”的眼光来看待乡村，这样常常会导致一种悖论。一方面，作为知青运动的亲历者，叶辛看到、听到、感受到的故事不胜枚举，他有太多的故事想与人分享，压制太久的情感需要倾诉，再加上历史的烟尘还没有散去，他很难超脱于事外，对这段历史进行冷静的远距离的审视。主观的情感过分投入，必然导致他早期的作品激情有余而反思不足。但另一方面，只有亲身经历了运动的全过程，才能真实地展现知青生活，表达知青的真实情感。在这个方面，叶辛的小说与同期其他的知青小说相比，表现出明显的“中性”，即他既不像一些作品把知青生活写成了一部“血泪史”和“控诉书”，也不像某些作家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大呼“青春无悔”。一代风华正茂的城市学生，在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不是在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而是在乡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消耗生命，错过了上大学、恋爱和成家立业的最佳时机，对绝大部分知青来说，他们的青春不可能无悔，“蹉跎岁月”可能是对知青生涯的最好概括。而乡村虽然荒僻、贫穷、落后，但并非一无是处。相比城里来的知青，乡村人普遍善良淳朴，热情坚忍，尤其是乡村姑娘温柔多情、善解人意，不少知青在乡村找到了他们的爱情。叶辛的小说真实地还原了知青生活的本来面目，主观情感的投入也没有妨碍他对知青生活的真实书写，因此具有很强的可信度和动人的艺术魅力。

相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和《蹉跎岁月》，《孽债》的叙事视角更为复杂。小说采用了交替叙事的方式，使正在发生的故事和过去发生的故事形成交错，叙事视角也随之不停地变化。几个孩子到上海来寻找父母的过程，是用乡村人的眼光来看城市。对于大上海，他们既爱又恨，他们爱上海都市的灿烂和繁华，恨上海人的自私和冷漠；爱上海有一个亲生父母，恨父母并不希望他们留在上海。虽然他们最终选择离开上海回到西双版纳，但他们内心深处也接受了城市的诱惑，因此相约几年后再来上海。这种叙事在1990年代的文学中并不鲜见，流行一时的“打工文学”讲述的就是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他们的遭遇与这几个孩子可谓异曲同工。虽然饱受歧视，虽然憎恨城市人的精明和市侩，但他们依然无法抵御城市的诱惑和魅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孩子们来到上海，与其说是源自寻父的冲动，不如说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那么，城市人是如何看待城市人呢？小说借一个浦东阿婆之口道出了上海的世态人情:“上海人，哪个真正看起乡下人？在实际利益面前，只有把良心啊，人情道义啊看得淡泊些。”因为从内心里看不起乡下人，总觉得自己高乡下人一等，因此，回城的政策一旦松动，他们就义无反顾地返回城市，不惜抛弃妻子和亲生儿女。回城前，他们都曾许下过美丽的诺言，最后证明这些诺言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回城后，他们忙于新一轮的恋爱，结婚，生子，甚至无暇回忆知青时代的生活。对于孩子的到来，他们的惶恐远甚于喜悦。作为亲生父母，他们见到孩子的第一反应是，怎样说服孩子尽快离开上海。他们害怕现有的家庭遭到破坏，自己的名声受到影响，害怕乡村子女会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定时炸弹。总之，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再次与乡村发生联系。

在叙述过去发生的故事时，作品借几个老知青的目光重新审视了乡村。与叶辛早期的知青小说不同，《孽债》叙述的知青生活采取的是一种回望的姿态，在远距离的回视中，上山下乡时的艰难困苦被过滤掉了，呈现出来的是一幅幅温馨浪漫的画面。在这些画面中，乡村的女子热情大方，温柔可人，她们对知青的爱，真挚、大胆、热烈、毫无世俗之气；面对即将回城的丈夫，纵然是万般不舍，纵然面临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重任，但她们最终选择了成全丈夫、牺牲自己。在作者的笔下，乡村幻化成为一片纯净、优美的净土。

同时，作品又通过孩子们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村。西双版纳固然贫穷落后，但那里的人重情重义。沈美霞来上海时，为父亲沈若尘带来当归和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提到母亲韦秋月最喜欢唱的歌是《望夫云》，多年过去，乡村的妻子对丈夫依然痴情不改；吴永辉在上海遭到亲生父母的冷遇后，感到乡村的养父母才是真正疼爱自己的人。在城乡的强烈对比中，他们感受到，乡村才是他们温暖的家园，因此他们最终选择回到乡村，但城市的诱惑已经像一棵种子，栽种在他们心中，等待今后的生根、破土和发芽。

所有这些都表明，《孽债》是在用现代的眼光在看待城市和乡村，虽然视角错综复杂，不断变换着“城市人”与“乡下人”的多重眼光去观照丰富复杂的人生世态，但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城市是罪恶的渊薮，乡村才是人性的净土。与同时代大多数作家一样，叶辛遭遇了前现代农业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的双重恐惧，面临着两种文化情感困惑的艰难选择。叶辛终究没能摆脱“约定俗成”的城乡二元对立的评判标准，这与其说是作家创作思维上的局限，不如说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乡现实的“规定”。

对于知青生活的那段历史，我们可以借用《客过亭》中白小琼的一幅知青抽象画所包含的寓意来概括:知青当年都是风华正茂的一代，充满了憧憬和理想，而五光十色的理想被社会无情地掩埋之后，这些人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在荆棘和炼狱中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直到今天，在旅程中，几乎所有人仍在继续感知和忏悔，修补心灵上那一道或深或浅的青春之殇。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过客，知青一代亦是如此。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群体，他们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历史给这代人的影响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将烟消云散，但这代人给历史的影响远没有结束。翻阅历史，我们可以了解上山下乡运动给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带来的转变，但历史给予我们的更多是一堆堆的材料和数字，它很难深入到一个个普通知青的具体生活和心灵深处。叶辛的知青小说，不仅写出知青上山下乡时的生活状态，而且写出了知青回城后及知青人到老年时的心灵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辛的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知青生活的编年史。

杨建兵 武汉工程大学

注释：

①［美］卡伦·荷妮著，陈收译：《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17页。

②叶辛：《孽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