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海村惟一 海村佳惟/译

——评刘川鄂《从现代到当代》

[日]海村惟一 海村佳惟/译

一

翻开刘川鄂教授自选文集《从现代到当代》扑面而来的“自序”的开场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如同文学经典名著川端康成的《雪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开场白一样。

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是很偶然的事，所以，人自己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文学之于我，是生命意义的主体构成。没多大文学成就，但文学已成我的生活方式，对之，我坦然欣然，无怨无悔。是文学大师创造的文学经典教会我追求眼里有美心中有爱的人生！

文如其人，使我想起了半年前。

与刘川鄂教授初次说话是在2015年8月27日日本福冈志贺岛上举办的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届国际学术峰会，他手里拿着《从现代到当代》，对我说:“海村教授，我叫阿川，刚出一本新书，请笑览！”我接过这位干净利索、精神焕发的中年学者手里书，笑着回答说:“谢谢！一定拜读。”在当天晚上的欢迎宴会上，我感觉到神采飞扬的刘川鄂确实散发着“眼里有美、心中有爱”的气场。当我和他一口饮完满杯白酒之后，我确实感觉到刘川鄂有一股鄂西山地的豪气。造就刘川鄂的不仅是文学大师创造的“文学经典”，还有自然精灵蕴育的“一方山水”。刘川鄂的形成证明了“文学地理学”学科成立的可行性。

二

《从现代到当代》概括了刘川鄂的30年学术生涯,也总结了他的学术轨迹:从现代到当代、从文学史到文学评论、从理论探讨到文学时评、从纯文学到大众文学。但是，倘若你品味一下《从现代到当代》的文字，就会明白造就刘川鄂的不仅是“一方山水”，还有他自己所说的文学大师创造的“文学经典”，更有哲学大师创造的“思想经典”。

《从现代到当代》近46万字，若是翻译成日语（即用日语写）的话，那就要近70万字了。可谓煌煌巨著。就其内容而言本书分为四大部:第一部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第二部为“中国现代文学综论”；第三部为“中国当代文学纵横谈”；第四部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第一部收录了创作于1998年至2006年跨世纪的10篇大作，虽然时间跨度只有9年，但是可以明确地看到三个点。其一是上世纪的1998年和1999年，有七篇，占其总数70%；同时也可以清晰看到1998年的重点是个案以及个案的比较研究，而1999年的重点则是理论研究；刘川鄂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个案研究”之上的。其二是进入新世纪的2002年，仅有一篇，占其总数10%，也许可以说《“五四”启蒙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是刘川鄂走向“有思想的文学”的第一步，此文的结论为:“五四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以启蒙为宗旨，以人道主义为旗帜，同途却殊归，在20年代末血与火的年代里，在新文学由破坏走向全面建设的阶段，逐步分化为左翼革命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三大文学阵营。”这里所指的“五四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大多留学日本，无疑受到当时日本文坛的人道主义文学团体“白桦派”成员以及1910年创刊的文学杂志《白桦》的影响，从时代背景来解读此文的结论可谓有的放矢，切到了时代的思想脉搏。其三则是进入新世纪的6年后，又从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梁实秋”和“鲁迅”两个个案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实证。刘川鄂实证《梁实秋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铮铮结论:“鲁（迅）、毛（泽东）是对20世纪中国文坛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他俩先后贬斥梁实秋，梁实秋自然难逃噩运。并不纯粹的学术环境，并不超脱的学术话题，现实的需要压倒了学理的自律，话语的强势者忽视了学术的规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一个令人警醒的教训。”因为梁实秋“不遗余力地捍卫着、深化着自由主义文学的两个基本命题，其文艺思想既具有一定的学理内涵又具有特别突出的现实品格，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中的重要一环。”

第二部收录了创作于1987年至2013年跨世纪的26年间里的11篇大作。30年前刘川鄂以张爱玲为个案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切入口，在跨世纪前后的20多年里对张爱玲个案的研究也呈现出时空的折射。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两篇力作:《天平的倾斜、价值的翻转——试论中国文学的爱情与事业冲突模式》通过对“非神话的‘神化’作品”的分析实证得出“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人仍处在从神到人的过渡阶段，而还未处在全面发展阶段”的结论；《〈红楼梦〉的情感意识浅论》从“谈情说爱是红楼”“半仙半人真宝玉”“情礼情欲皆分裂”“国人爱读实有因”方面解说了《红楼梦》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总之，家庭本位、情弱观念、婚礼之合、梦幻感叹正是中国人喜读《红楼梦》的理由。一部《红楼梦》唤起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满足了中国人的白日梦！这是儒家道德难以支持整个大厦而中国人仍穷的时候的必然心理。任你千百个红学家千番考证、万般注释，他还是那样去读。这也是本文对《红楼梦》主题与人物作了一番并不圆满的新的解说之后的一段多余的话。”正是这段“多余的话”证实了刘川鄂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

第三部收录了创作于2000年至2013年新世纪的14年间里的13篇大作:《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和一个重要参照系——从葛红兵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份悼词谈起》（2000）、《作家明星化——90年代流行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文学现象》（2001）、《“池莉热”反思》（2002）、《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解构途径及其限度》（2007）、《网络文学创作的新质性及独特价值》（2005）、《为了营造健康的文学生态—关于文学人民性问题的随想》（2006）、《新世纪大学生与新诗》（2004）、《创作自由:文学制度的指归》（2003）、《从“自由人”到“官人”——作家身分与可持续写作〉（2003）、《对当代文学中国经验的思考》（2011）、《“除渣”与“去蔽”——关于文学与民间记忆的思考》（2009）、《社会转型与区域作家群的当下价值〉（2013》、《屈原的“楚殇”盛、李白“楚狂”衰—新世纪湖北作家创作概观》（2012）。

第三部所收录的是新世纪以来14年间里的13篇大作，名曰“中国当代文学纵横谈”。值得一提的是进入新世纪的开篇之作《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和一个重要参照系——从葛红兵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份悼词谈起》。刘川鄂破雾劈浪梳理出了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评价标准:“文学性”和一个重要参照系“世界优秀文学”。 进入新世纪的刘川鄂的文字更“爽”了。就“文学性”而言，“如果我们承认古希腊艺术和《诗经》的永恒魅力不是来源于历史、政治，而是来源于‘文学性’，我们没有理由不遵守这个标准，守住这条底线。”就“世界优秀文学”而言，“即便近邻如日本，这个与中国文化‘同根’的民族，在20世纪的音乐和文学远远超过了中国同时代文学，喜多郎的魔鬼式的音乐、川端康成的诗意时空、大江健三郎对人的‘性’世界的探讨和对‘进步’‘习俗’的人性审判，我们哪一个音乐家、文学家能够相提并论？”表达文字的“爽”来源于其“有思想的文学”。

第四部收录了2005年至2012年新世纪的8年间里的8篇文章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2005年有4篇，后期2010年至2012 年有4篇，都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字。前期的文字显得精彩；后期的文字显得深沉。2005年的刘川鄂认为:“批评任何一个当代作家既是一个学者独立的工作，也是一个读者应有的权利。作品一经诞生，一经问世，就是社会化了的精神产品，就是任人品评的对象。读者的喜爱是作家的荣耀，读者的批评是对作家的爱护，也是对自己作为审美主体权益的保护。”2010年的刘川鄂则认为:“在充斥着某些反公民写作和非公民写作因素的中国当下文坛，韩少功以‘公民写作’为旗号，比充满争议的‘知识分子写作’更清晰明确、更有力量、更有意义。尽管在本质上韩少功的写作就事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写作，但他的这个提法具有文学史和超文学史的意义。作家是一个现代人、现代公民，我们没理由要求所有作家都如韩少功那样以大散文甚至是时论的方式直接对社会发言，但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作家在艺术虚构时不要辱蔑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要有助于现代公民人格的提升。因为，公民是国家的个体及时，公民意识是现代人的标志。”韩少功的“公民写作”的提法确实是“一种启迪”。由此，我们也联想到了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臣民写作、平民写作、市民写作、国民写作的现象呢？

总而言之，仅仅概览其篇目以及概论其文字便知作者本人概括其学术生涯和学术轨迹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假”即意味着“真”，这个“真”便是支撑刘川鄂坚守“有思想的文学和有文学的思想”的基石。这个思想的“真”与其文字的“爽”，都和刘川鄂的个性“爽”极其有关。“鄂西山地”的自然精灵蕴育了刘川鄂的个性“爽”，可谓“一方山水育一方人”。

三

我们再来细细咀嚼一下我们认为的刘川鄂四篇代表作。按时间为先后的话，依次为《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1998）、《“池莉热”反思》（2002）、《〈封锁〉: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杰作》（2010）、《当好作家遇到好评论家——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手记的手记》（2010）。

咀嚼了《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一文之后，明确一个事实:刘川鄂的学理以及其坚守的底线，是源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周作人认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思想革命》）关于第二步，周作人则明确指出:“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刘川鄂在作了详尽的论考之后得出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石的结论；并进一步认为“周作人是文坛上自由主义文学的领唱者”，“与启蒙思想家一般性地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的角度建立新文学相交，周作人从文学本体价值观角度论述了新文学之‘新’在人的觉醒、个人解放。这是周作人对五四文坛的独异贡献”。刘川鄂对周作人的思考和评价并没有停留在“周作人对五四文坛的独异贡献”之上。接着，刘川鄂对周作人于1922年1月在《晨报副镌》上所开辟的《自己的园地》进行了钩沉辨析、精雕细缕，得出了和同时代学者相同的结论:周作人在“散文创作上建立起新的独创的价值标准:美文”。还认为周作人的理论和创作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个人化实践。并进一步指出:可以说“人的文学”理论，只为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潜在化的可能性和理论的基石，但还有为各派所利用的功利因素，而“自己的园地”则是“自由思想者” 周作人的独舞之地。周作人研究是日中两国学界的共同研究难点。尤其是关于“周作人的影响”，刘川鄂以其深厚的学理、端正的学风、文人的情怀、公正的史观，以周作人当时的语境，梳理同时代学者对周作人的评价，并从文学社团和刊物以及师生的承传角度得出了学术性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周作人的文化、文学生涯，贯穿了从近代到当代的大半个世纪。而他最显眼的岁月是在三十多年前的“现代”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的形象有很大变化，即人们通常所概括的从战士到隐士、从文人到汉奸的转变。但在抗战前，他主要是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出现的。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在文学领域内的最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他的突出贡献是不应抹杀的。

《“池莉热”反思》原载《文艺争鸣》（《文艺争鸣》杂志社，2002年第1期），此文一旦问世，便引起学界的轰动，并持续已久。“池莉热”也波及了日本，她有四部小说被翻译到日本。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刘川鄂越发有了文学批评家的觉悟:“不应该沉默，沉默就是失职”“应该举起左手来指出作家的描写特点包括缺点，还应该举起右手指导和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刘川鄂对“池莉热”的反思正是源于这个觉悟。此文从四个方面深刻细缕了“池莉热”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以及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关于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刘川鄂通过细致分析之后认为:池莉的作品充分满足了当下部分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急于把握住现实，甚至猎奇猎艳的心理。她越是走红，越说明他的叙事策略的“媚俗化倾向”，也说明了当代读者审美品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关于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刘川鄂通过梳理作品、考察社会之后得出了:“就其艺术和生活准备而言，池莉是一个既无‘传统’之根又无‘现代’之境只会‘当下’的作家”，而读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物质困难，更加分明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当下之中，故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作品由于对当下个体生存的环境的细腻表现，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刘川鄂与池莉是湖北的文学同乡，在《“池莉热”反思》的行文中，处处隐约者期盼池莉成为一位具有“人文精神”“普适价值”的大作家，更注入了一份提升读者审美品味空间的浓浓情感。问题是当事人的作家和读者就未必读得如此仔细，加上一时的面子，适得其反便是正常的了。

《当好作家遇到好评论家——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手记的手记》原载《小说评论》（陕西省作家协会，2010年第5期）。正好当我们行文至此时突然获悉陈忠实先生散手人间，人走书留。此文分别从“理论素养与长篇小说创作”“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与《白鹿原》”“陕西评论家与陈重友”等三个方面展开评论。刘川鄂开门见山地指出:“比如陈忠实，我一直认为，就艺术表现的和谐完美程度而言，《白鹿原》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并一步到位点开了主题“当好作家遇到了好理论家和好评论家，一部经典就可能诞生！”。在第一方面，刘川鄂抓住了《白鹿原》脱颖而出的理由是“得益于理论阅读的自觉和理论素养的提升”。在第二方面，刘川鄂认为“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之于陈忠实、于《白鹿原》，是旧说的剥离，是心智的打开。刘川鄂在最后一个方面指出“洋洋近二十万字的《手记》真切地叙述了好理论家和好评论家如何促成了一部经典的诞生。其成功经验，值得当下文坛认真总结借鉴”。

《〈封锁〉: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杰作》在边叙边论中一气呵成，尤见刘川鄂文字的老辣。刘川鄂在通过对作品的鉴赏缕析之后指出:“张爱玲是把中国传统小说技巧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精髓结合得最好的中国现代作家，……《封锁》的最大贡献是把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中盛行的好人与坏人对立模式改造为好人与真人对照模式，……对文明与人性的冲突、好人与真人对立的发掘，无疑显示了现代小说内容的深化，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道路上的新收获。”

四

我们再来细细咀嚼一下我们认为的刘川鄂四篇代表作。我们确实感觉到刘川鄂有一股鄂西山地的豪气。造就刘川鄂的不仅是文学大师创造的“文学经典”、思想大师创造的“思想经典”，还有鄂西山地的自然精灵蕴育的“一方山水”。由此而形成刘川鄂这位中国文学界、评论界黑马的过程也实在地证明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成立的可行性。

［日］海村惟一 福冈国际大学

［日］海村佳惟 福冈国际大学

注释：

①②刘川鄂自选集：《从现代到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自序，第1页，第8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⑰⑱⑲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刘川鄂自选集：《从现代到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46页、86页、75页、138页、146页、243页、244页、369页、399页、384页、399页、62-74页、66页、70页、70页、74页、258页、258页、256页、257页、375页、375-382页、378页、380页、381页、175-181页、180-181页。

⑯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

⑳《文艺争鸣》杂志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国家一级艺术教育类大型月刊（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同3，251-260页。

㉑同年摘录于《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卡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收入朱竞主编《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苍狼等著《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刘尊明主编《人文讲坛讲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孔范令、施战军主编《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湖北省作家协会主编《同行——湖北文学六十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