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利

——国家关系复合母题

赵德利

俗民家族是指具有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和家族的基本功能的家族。俗民即普通民众的意思。俗民家族包括底层的平民的家族和具有传统生活方式的上层的富裕家族。它的家族关系治理模式与国家关系具有同一性。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成就之道，就是由家到国的扩展关系。当作家们准确把握了这种家与国对应的象征模式，在文本表层形象描绘家族的生活世相及其心理欲望，就会在文本深层结构中寄予与之相应的审美文化意蕴，使文本成为蕴藉深厚有待解读的未定性作品。这是最为基本和典型的中国家族文学家国关系母题模式。

家族文学是以家族生活为题材，对中国的家族制度、生活方式和家国关系进行文化反思与审美批判（建构）的文学类型。家族文学母题模式是在家族文学中反复呈现的主题、情节、意象、修辞等结构程式和叙事模式，具有某种行为与精神的共同性和可识别性，能够在相似的文化语境和文化传统中不断延续和复制。母题似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标识，易于被人感受接受。家族文学母题具有日常生活的文化特性，与民众生活关联密切，因而最易于揭示民族文化和民众集体意识的某些原型。同样，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母题模式，一旦被提炼概括出来，还具有一定的创作与批评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家族类型与国家关系的审美象征

中国具有举世独异的家族生活方式和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建立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法家族制度，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演化，家族功能相当完备，它既是一种封闭性的小农经济自我循环的功能体系，又是连接村落乡镇社会进行人际交往与价值交换的居户，它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和社会思想的约束已经固成模式，家已经嬗变为“枷”。这枷既束缚个性的自由，又羁绊社会的发展。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无不提出变革宗法家族制度的要求。因此，“出家”就成为现代人追求个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象征。中国的家族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逐渐演化成为审美文化潮流，构成一种家族母题模式的。

家族文学多层多重母题模式源自社会不同家族类型。如果说写家喻国的母题原型是中国家族文学自《金瓶梅》《红楼梦》以来便逐渐积淀形成的母题模式，任何民族的市井家族和贵族家族在家族制度上都具有家国关系的同质性的话，那么，作为不同家国关系层面和类型的地主与贫农家族、富商巨贾与市井家族、达官贵族与平民小吏家族就显示出上层和下层、贵族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区别，它们共同构筑起多重家族文学母题的生活认识基础。《红楼梦》中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说笑行为所引起的嬉笑，其实是民间家族（小户）与贵族家族（大户）行为方式差异的写照。大观园钟鸣鼎食怎能与底层贫民消费水平及其见识可比！新世纪流行一时的宫廷家族电视剧也是在民间家族文化的比照下，演绎炫耀宫廷家世家风的母题类型。喧闹一时的《还珠格格》《甄嬛传》《步步惊心》《后宫》《深宫谍影》等电视剧，虽然收视率很高，社会影响很大，但在家国关系象征和审美价值上，并未达到家国关系的基本象征意蕴，更难全面深刻地反映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将家族限定在“俗民”范畴，也正是为了区分家族类型和国家象征的对应关系，以更全面准确的反映时代变化中的家国关系。

中国古代家族文学和现代家族文学在家族类型上取材有异。古代家族文学较为偏重贵族生活或者优越的富商家族生活。明代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其生活方式促生了古代家族文学母题类型，但是，《红楼梦》《金瓶梅》等著名的古代家族文学所描述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内涵隔离民间生活，更多显出达官贵族和富商家族的社会品行。这也反映出传统文人墨客有限的生活范围和情感体验类型。因而当时的家族母题模式因生活文化的局限而与国家象征关系失之一隅。现代家族文学的创作大大拓展了题材范围和母题象征层面。不仅出身城市的作家对已成规模的都市生活体验深刻，挖掘出工业文明特质与城市人的诟病（如张爱玲和王安忆）；更多的出身农村的作家憧憬着城市文明孤身“出家”，他们在文学“还乡”时，既因时代的审美理想观照旧时家族生活而使作品具有启蒙的批判性，又因从小的生活体验及其对家族的眷恋之情，而使作品满含土地的芳香和草根的气息，显示出俗民（民间）家族的乡土特性与时代气息，因而大大丰富了家族母题的象征意蕴和复合母题类型。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红高粱家族》《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等佳作的问世，开创了新时期家族文学创作的新阶段。作家们延续现代文学批判启蒙传统，从民间文化视野去反思历史，以构建现代民族文化的理想透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及其家族生活的内涵。这种超越了此前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审美态度，注重个人对历史的见解，通过民众的生存状态去反思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把家族生活的历史转喻为民族心理的秘史。这种文学审美倾向决定了作家叙述的个体体验和民间视角的运用，它使文学在偏执于政治性权威性结论之后，回归历史的民间本体，既不图解官方定论下的历史，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家族生活及其文化传统中汲取审美的养料，使文本富含历史文化意蕴，又充溢美学魅力，独具家族审美的特色，作品蕴藉多重复合的母题意蕴。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的关系具有多重文化象征含义，不同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可能揭示其中一种文化同构关系。优秀作家作品通过家族与国家关系的多重文化对应性描写，可能建构出家国关系多重复合母题。

家国同构与修身齐家母题

中国的家族从本质上讲是天下普适同一的，家国对应关系是中国家族生活最为独特的社会性特征。伦理中心，家国同构。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仅是儒家为传统知识分子设定的人生理想与社会责任，也是传统家族子孙们成长发展的共同守则。《礼记·大学》阐述的非常明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几千年来，无论出身贫富家族，人们都遵循传统文化的训导，严守家教规范，做到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情,兄弟有序,朋友有信，家族国家普适同一。当然，不同时代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又使家族呈现民族、贫富的复杂性，在贵族和平民家族之间也确因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差异而使家规、家世、家教积存质差。历代社会家族婚配讲求门当户对也证明家族出身和家世谱系对后人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家国象征具有多层关系，文学审美具有多重母题类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结构中，家与国是同质的。在家孝父母，出仕忠君王。它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守本分，各尽其责。这种家庭伦理秩序和政治伦理秩序实现的基础就是修身、齐家。一个人只有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才能养成志向坚定，积极向上，勤奋刻苦、谦虚谨慎的品格和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勤俭持家的品行，从而教养好子孙，维系好社会，真正实现修身和齐家。而这也是文学通过叙事塑造人物形象，以文学形象寄予审美象征母题的基本方法。

例12：Mr. Oprea, we hereby inform you that death does exist. (状态)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全面构建俗民家族——国家关系复合母题模式优秀长篇小说。白家族长白嘉轩严于律己，孝敬母亲，善待妻子，严于教子；他办学堂，兴乡约，以“耕读传家”为治家之本；他不准私自成亲的黑娃、小娥进祠堂拜祖入族门，拒不认投奔革命“私订”终身的爱女白灵。白嘉轩的一生，正是个人经过修身成长为宗法家族族长的过程，完整体现了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作为传统儒家思想的实践者，在他身上几乎涵盖着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全部质素，其形象把仁、义、礼、智、信融合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行为方式为村民树起了一个修身齐家的典范。当然，白嘉轩形象所折射的善美与丑恶，同时揭示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优劣杂糅、美丑共济的复杂内涵，暗示了这种沉稳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作家在美国创作的一部家族题材长篇小说。海外生活的文化语境，使他比照西方社会生活文化的创作更加感同身受。小说通过姚、莫家族及其姚木兰的生活经历深刻地再现家与国同构与修身齐家的文化母题。姚木兰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又接受西方新学的教育，可谓勤奋好学，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她能鉴赏古玩，工诗书画，又识甲骨文字，懂中医药。她的身上，充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知书达理，宽厚待人，以包容维持家和。她视孔立夫为知己，倾诉心肠，却忍辱负重，与曾荪亚相守不离，并善待荪亚与曹丽华的孩子博文。林语堂身处美国文化语境，却塑造了一个外柔内刚、有勇有谋的现代家族长女形象，通过姚木兰真切地传达出作家对家国 关系的切身感受，对的中国传统家族修身和齐家理想的赞赏与期望。

血亲伦理的悲剧母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伦理亲善的国家。维系宗法血缘关系，宗族内部严格区分长幼尊卑，与之相应规定不同地位及其权利义务。这种重视血统和家世，以血统和家世决定家族内部和社会地位的制度，要求在家要上孝父母，兄仁弟悌；于国要上忠君王，下爱百姓。这样，维系着血亲之爱，个体与宗族、孝与忠、族权与政权便在伦理纲常下统一起来；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以及族群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利益与亲情矛盾的关系。而仁作为完美的道德品格与礼的行为规范性内在地统一在一体的。它作为宗法社会人们的美德与行为准则，成为联结家族关系和社会规范的标尺。超越了仁爱之礼，就是不敬、不孝、不尊、不善。但是，自从宗法制形成以来，人的兽性和社会的私欲交换关系没有一天不冲击着传统伦理中的仁与礼。

血亲伦理冲突及其悲剧具有审美的象征性，构成文学的母题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家族规范的失据，血亲之爱的迷乱，孝与忠、孝与爱、家族规范与人性欲望都构成家族矛盾的冲突。其中君与臣与之间、夫与妇之间的矛盾冲突，具有政治悲剧和爱情悲剧的象征同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矛盾冲突，既是家族中血亲伦理的悲剧，也象征着政治权利关系中王侯间的矛盾悲剧。而寡妇、弃妇、闺妇的悲情怨忧，更转喻着宗法制度与家族伦理的人格悲剧。这种血亲伦理冲突不仅是权利被剥夺的悲剧，也是人的精神自由被束缚的悲剧，终极意义上 更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悲剧。家族所跨接的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联系与融构，使家族文学在描述家族血亲伦理关系的同时，寄予丰富而深刻的家国文化反思的母题意蕴。巴金的《家》中以族长高老太爷、长房长孙觉新与觉民、觉慧，第二代人克安、克定以及梅、瑞珏、鸣凤等小姐、媳妇、丫环所构筑起的大家族关系，形象生动地对应了政治悲剧与人格悲剧，反映了封建专制国体虽死却阴魂不散的种种阴霾情境。

现代家族文学以婚俗为题材的许多作品都包孕着血亲伦理悲剧的丰富母题。许地山的《春桃》、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丈夫》、罗淑的《生人妻》、贾平凹的《天狗》等小说作品和《图雅的婚事》、许杰的《赌徒吉顺》等电影作品，通过婚俗题材反映社会时代生活世相，酿构血亲伦理悲剧冲突，揭示不同时代和民族婚姻文化陋俗，表达人性批判的母题。《春桃》《天狗》和《图雅的婚事》都描写的是民间流行的“招夫养夫”婚。家庭中前夫因故伤残，妻子再招认一个丈夫回家同住以养家糊口。《为奴隶的母亲》《赌徒吉顺》《丈夫》《生人妻》是民间至今仍通行不息的“典妻婚”，俗称借腹生子。民间通行一句铭言:生存高于一切。如果说，为了生存女性不得已违反法理一女嫁二夫，触犯“重婚罪”的法律，但尚有情理可原的话，典妻婚为了繁衍子嗣以金钱交换借腹生子，完全没有情爱可言。女性成为没有人性的生殖机器，临时丈夫更是失却伦理尽显兽性行为，使人类社会的道德和家族的血亲关系沦为种群繁衍的性质。可见，家族文学婚俗类型作品借助婚俗故事不仅描绘了底层民众的生活苦难，展示了民众坚忍不拔的民间精神，而且构建出传统宗法家族违背人伦关系的血亲伦理悲剧母题。

多重转换的叙事母题

人生礼仪具有“通过”特质。人的一生生老病死要通过许多“关口”，无论是诞生礼、成年礼、婚礼或是葬礼，人们举行仪式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典礼人顺利“通过”每一个“关口”。法国学者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中对“门与门坎、待客、怀孕与分娩、诞生、童年、青春期、成人”等人生礼俗作了礼仪内涵的阐述。他指出：“在任何社会中，个体生活都是从一年龄到另一年龄、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之过渡……因此每一个体的一生均由具有相似开头与结尾之一系列阶段所组成……其中每一件事都伴有仪式，其根本目标相同:使个体能够从一确定的境地过渡到另一同样确定的境地。”人生仪礼的“通过”特质促使人的一生始终伴随着人生礼仪，表现出浓重的心意信仰民俗具有的精神超越的特征。“人生礼仪在民俗观念中呈现出一种由生到死的社会生活中的过程和由死到生的信仰生活中的过程，这两种过程的衔接与循环，正是民俗传承中对人的一生及其转化的标志。”这种将人的生活实在通过人生礼仪转换为精神性存在的方式，不仅使社会生活心意信仰化，而且使所有的民俗事像都具有了“通过”转换的可能。它的世俗性心理超越意蕴为家族文学叙事提供了多重转换的心理基质。

家族文学根据人生礼仪的“通过”特性对人生民俗的审美描绘，能够形成多种灵活运用的叙事手法，创构多重转换的叙事母题。作家在创作中根据审美的需要，借助通过转换的叙事基质，对人物进行心意信仰性功能转换，把生与死、阴与阳、古与今、人与物沟通转换，将实在的与虚幻的生活世相自由调度叙述，使人生内容更富于社会现实的和审美魔幻的特色。中国民间传奇最善于借助人神转换、阴阳转换的手法突现故事主题的。爱情是文学叙事的永恒母题。依据蒲松龄小说改编的电影《画皮》讲述的是人鬼之间复杂的爱欲情仇故事。编导将原著中王生、女鬼 、陈氏简单的三角爱恋关系 , 延伸拓展为以王生、 佩蓉 、小唯三者关系为主，以庞勇与夏冰、狐仙小唯与蜥蜴精情感纠葛为辅的复合型三角矛盾关系。佩容与王生、王生与小唯、小唯与小易、夏冰与庞勇、庞勇与佩容，复合型情感纠葛线索纵横交错, 形成了人与人、人与妖、妖与妖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欲情仇矛盾冲突。陈嘉上很好地把握了人与妖的爱欲特性，小唯以“画皮”扮人追求人间爱情和施妖法令佩蓉“画皮”为妖，通过人与妖的身份转换和生与死、善与恶的拼搏斗争，赋予人与妖共通的爱恋心理，塑造了善良美丽的佩蓉以生命搏争战胜妖术，唤回被美色迷失的男人的真心。影片以魔幻手法抨击迷恋美色淫欲放纵的男权思想，生动形象地诠释生命的本真和人性的本质，表达对人世间真、善、美的赞美。

阿来的《尘埃落定》中叙事更具神秘转换特点。叙事主人公“傻子”二少爷是麦其土司醉酒后与第二个汉族女人所生的儿子。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是一个具有灵异功能的“傻子”。种罂粟发家和改种小麦普惠众生而得天下，“傻子”的预测其实在解析社会发展的规范铁律。显然，傻是表象,精明得能预测和把握未来走向才是人物内在的真实。为了表现藏民族独特的生活文化，作家借助藏族的民族宗教信仰和宗法家族生活制度，将全知视角辅助第一人称“傻子”视角，形成多重视角重叠转换，很好地展示了西藏土司制度令人惊异的野蛮、疯狂、消亡的过程，让人们感受到一个混沌而又清晰、感性而又富于理性的叙事主人公形象。小说对麦其土司家族由盛到衰的描述，穿插意识流、幻想、梦境等叙事手法，使整部作品充满魔幻、荒诞、神秘的色彩，将古与今、生与死、自然生物与人性选择灵活转换，很好地传达出历史过程中家族的衰亡与人性的张扬、现实物象与心意信仰交织转换等的复合性叙事母题。

赵德利 宝鸡文理学院

注释：

①此处用俗民家族以区别贵族家族和已经脱离传统家族生活方式的现代家庭。为了避免与其他家族母题概念产生歧义，本文使用俗民家族而弃用民间家族称谓。

②《礼记·大学》，见朱熹：《四书章句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页。

③[法]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页。

④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184页。

主持人语

张清华

在莫言的创作谱系中，《红高粱家族》具有“原点”和原典性的价值和意义，它建构起了作家“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这一充满悖论情结的文学故乡，它无拘无束同时又有如诗如歌的章法的叙事，超出常态的时空跳跃，生气勃勃的人物形象，以“高粱酒”泼显的“酒神精神”与生命意志，以及以此对当代叙事传统与习惯的大尺度改写，都使得它超出了自身的文本意义，成为可以参与到当代中国人精神解放与思想变革的进程之中的标签和符号式的作品。

我本人最早着迷《红高粱家族》还是在研究生时代，在1990年前后参与了一部莫言研究著作的撰写，我所写的部分是聚焦莫言与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之间的关系，据此我提出了莫言小说具有多重文体结构的看法，且发现其中有大量传统美学的因子。在1993年发表的《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一文中，我对此进行了稚嫩的阐述，认为在莫言与中国传统的酒神精神、庄玄禅宗哲学中的神与物游的酒神、民俗与民间文化中超现实叙事的习惯、还有动物与灵异现象的描写之间，都有着复杂而密切的传承与变异关系，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传统文体功能与现代艺术的贯通融汇的自觉。作为寻根文学的正果，它使得前者那些激动人心的宣言，终于得以落实于一部信息庞杂、文化含量丰厚、艺术形象凸显的作品，使其有了一个可信赖的交待。

2006年，当我再次重读《红高粱家族》时，我感到它在格局、气象和精神上的复杂性依然是有效和动人的，而且我更关注到二十年之后，它在整个当代长篇小说的文体演变中的意义与作用的凸显——比如，它是新文学以来第一部真正打破线性时间叙事的长篇小说，第一部以反进化论的历史观和文明的“降幂排列”为叙事立场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整体上作为“文明寓言”的长篇小说，第一部将当代文学由社会学命题带入到人类学领域的长篇小说。它以破坏与创造的双重活力、写作观念的狂飙突进，推动了当代长篇小说的质的颠覆与变化。

这些观点今天当然已算不得什么高明见解，重提这些是意图唤起读者对这部作品的重新解析。当初莫言并非一开始就准备构思一个中规中矩的长篇小说，而是以饱和的笔法不加节制地一口气写出了五个中篇，最后是略显粗率地将其“攒”成了一个长篇。但就是这种“攒成”而非“写成”的方式，反而成就看它的生命力，以及在变动中常读常新的形貌与气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和历史上留下来的优秀作品一样，它给各个时期的读者和研究者都留下了不断改写看法的空间和可能。相信本期发表的两篇文字，在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中又贡献了新的东西：刘汀的《“物世界”的辩证法：重读〈红高粱家族〉》，以小说中与人类一样具有了生命、有了主体性与本体性的“物”为论述轴心，阐述莫言小说之所以焕发出灿烂生命活力的原因，并且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谱系中诠释其意义；刘诗宇的《断裂中的续接：在当代文学史视阈中》一文，对于前人的很多看法提出了反思，虽然不是见前贤之所未见，但也颇有些独到之处。

重解经典，不只是为了致敬，而是要在不断产生历史的新质之时，在历史不断被“推远”“不断”被“再历史化”之后，重新的审视与理解。只有在不断的再审视之中，一部作品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诠释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