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纯的文学：莎士比亚的美学理念与文学精神

2017-11-13李建军

小说评论 2017年1期

李建军

李建军

按照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区划，人类高级形态的精神活动，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哲学的求真，一类是伦理学的求善，一类是艺术哲学的求美。这种划分虽然有助于人们认识不同学科的特点，以及研究的特殊领域，但是，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活动来讲，如果将它教条化和绝对化，就有可能导致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失。因为，作家是以情、知、意三种主体因素共同介入的方式感受生活，是以整体性的方式来把握生活，而作为文学创作的最终成果，文学作品的内容世界，更是一个包含着道德意味、认知内容和审美体验在内的复杂的多元构成。就像汉密尔顿在谈到希腊艺术时所说的那样:“美和理性在其中同时显现。他们发现精神的结论和理性的结论并不是互相冲突的。理性和感情不是对立的。诗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都是真理。”

事实上，不只艺术和文学，几乎一切人类的智性的活动，都与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都要发挥将人们的生活向上升华的作用，就像爱因斯坦在《道德衰败》中所说的那样:“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与那些过分强调艺术的特殊性的理论相比，爱因斯坦的思想无疑更具真理性，因而也更为重要。

是的，近代以来，文学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主张文学的纯化，即追求“纯诗”“纯文学”和“纯艺术”，反对诗歌和艺术在伦理方面的介入，将“善”与“真”当作文学实现其纯化价值的累赘和障碍，认为要求文学和艺术承担“教育”的责任是“反诗”和“反艺术”的。这种貌似清高脱俗的文学主张，究其实，不过是一种短视而偏颇的文学理念。

所谓“纯艺术”和“纯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和庸俗的个人主义文学观，就像梁实秋在《文学的严重性》中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缺乏严肃性的文学主张，它“有技巧而无思想，注意技巧而不着重思想”；它全然没有搞明白，“有史以来，凡是健全的文学家没有不把人生与艺术联络在一起的，只有堕落派的颓废文人才创出那‘为艺术的艺术’的谬说！”在《文学的美》一文中，梁实秋进一步论述了文学价值构成的整体性特点:“批评家而（如）忽略美学与心理学诚然是很大的遗憾，但是若忽略了理解人生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理论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历史的智识，那当是更大的缺憾！”在《文学讲话》中，他将善置于首要的位置:“如果以真、善、美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文学当是最注重‘善’。在西洋文学思想的传统里，文学一直是被认为‘严重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末流，……却矫枉过正的揭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以为艺术与实际人生无关，应以‘美’为指归。”梁实秋的美学理念和艺术观，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成熟的人文精神，远比那些偏执一隅之见的见解要高明。

雅克·巴尔赞注意到了追求“纯粹”的艺术家的狭隘性和极端性，并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审美人士对一切东西都虎视眈眈，类似于在他之前出现的政治人士、宗教人士、经济人士。所以，人们必须摆脱他。以上种种角色全是帝国主义式人物，希望整个宇宙像一条穿过他们的单一小孔的铁丝。……这样的艺术家永远是平庸的，粗俗的，对其环境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在过去这半个世纪中，艺术已经使实际的人失去其本来的品质。”事实上，到了“现代主义”阶段，文学上的“分离主义”倾向，显得更加严重，以至于丹尼尔·贝尔称之为一场“动乱”:“现代主义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面:对艺术与道德分治的坚持，对创新和实验的推崇，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和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现代主义文化“强调反认知和反智模式，它们都渴望回到表现最初的本能”。

作为一种“主宰性的价值观”，“现代主义”的这种“扩大艺术的自治、反对道德约束”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的文学和艺术，要接受“限制”，要承认“有限性”:“现代人的傲慢就表现在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地扩张，现代世界也就为自己规定了一种永远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贝尔所批评的现代主义，以一种激进主义的“先锋”姿态，颠覆固有的文化秩序和文学价值观，严重地撕裂了古典文学所提供的“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伟大经验。

美国政治学家阿兰·布鲁姆是一个对文学和艺术有着很高鉴赏力的学者。他从政治学的角度，发现了现代艺术和文学在观念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人们对诗的本质的理解产生了变化。诗是大自然之镜，诗歌意在教化，这些观念被视为对艺术圣殿的玷污。人们相信诗没有意图，而史诗和戏剧是独特的，不应当由市民社会或宗教标准来评判。这个世界存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使行动中的人类心潮澎湃，如果仅仅把莎士比亚戏剧当作文学作品，它们将与这些重大的问题失去联系。”事实上，诗与“教化”并不是不兼容的对立关系。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作者有什么样的“意图”，就决定于这样的“意图”与人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关联性。

所以，阿兰·布鲁姆就强调文学与生活和意义世界的关联，强调诗人必须关心那些重大的问题:“诗人面临双重任务——了解他试图表现的对象，同时了解他与之对话的观众。他必须把握真正永恒的人类问题，否则作品将渺小而易逝。他谈论的事物与观众最关注的话题必须有所呼应，否则作品不过是展示了娴熟的技巧。面对伟大的书，一个人意识不到技巧甚至艺术家的存在，他只会感受到手段与目的的完美契合，词语之美不过是事物之美的反映，诗人沉浸在事物之中，那才是真正的美的唯一来源。”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就是值得诗人关注和表现的生活内容。正因为这样，布鲁姆才说，“政治与诗在当代的对立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它促使我们想到另一种哲学——敏感地谈论人类事物的哲学，和另一种诗——结合激情之魅与智性之力的诗。”最理想的文学，是真善与美融为一体的文学——哲学之思和伦理之意，应该具有诗性之美，诗意之美应该包含着求真和求善的热忱。文学的创造活动，应该是统一和完整的，而不应该是分裂和残缺的。

在阿兰·布鲁姆心目中，莎士比亚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作家。作为第一流的诗人，也是第一流的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将政治体验和道德体验当作戏剧写作的重要的主题内容。正因为这样，政治哲学就是进入莎士比亚作品的一个入口，也是阐释莎士比亚作品的重要角度:“简而言之，莎士比亚是一位卓越的政治作家。这种观点大大不同于地下的信仰或偏见，因为不论政治哲学还是心理学都被理解为诗的对立面，某种程度而言，研习这两门学问只会使人错失诗歌的真谛。……根据现代观念，诗超越了对政治基本的公共的关注，艺术家更像是反政治的波希米亚人，而不是彬彬有礼的政客。一旦有人从政治角度诠释诗歌，他要么被怀疑把诗当作意识形态的武器，要么被怀疑试图进口外来学说——比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于是莎士比亚被当作他们无意识的先驱。当这一切发生时，被遗忘的恰恰是戏剧本身。”文学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整体。这个世界是由很多东西构成的。拿掉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将影响文学的完整性和生命力。作家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开阔的视野面对这个完整的世界。

总之，真善美是一个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有机整体，是很难被简单地切割开来的。文学从来就不是纯粹“求美”的审美现象，而是广泛涉及人类生活的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那种完整而深刻地了解和叙述人类生活的作家，而不是那种在狭隘的一隅，满足于摆弄形式主义或趣味主义小玩意的作家。在对文学的理解和态度上，他们属于健全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者:“与唯美主义不同，功利主义具有外向的、开放的倾向，往往站在社会的立场，把文学当做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精神现象，因而强调作家的责任感，强调文学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关怀，倾向于限制作家的个人主义倾向，批判文学上的纵欲主义、拜金主义等一切反文化的文学现象。从气质类型来看，态度积极、富有力量感的人，很容易成为文学上的功利主义者。”

莎士比亚无疑就属于这种健全意义上的功利主义作家。他把文学看作一种追求美的艺术现象，也把它看作求真的认知现象和求善的伦理现象。在《雅典的泰门》中，一位诗人告诉一起聊天的商人和宝石匠说:

诗句当为美善而歌颂，

倘因贪利而赞美丑恶，

就会降低风雅的声价。

在剧中的这位诗人看来，诗歌是灵感的自然激发，就像树脂从树干上分泌出来一样自然。他所传递的，其实就是莎士比亚的声音和理念。在《十四行诗》的第一○五首诗中，莎士比亚更加昭彰而深刻地阐释了他的诗学思想:

不要把我的爱叫作偶像崇拜，

也不要把我的爱人当偶像看，

既然所有我的歌和我的赞美

都献给一个、为一个，永无变换。

我的爱今天仁慈，明天也仁慈，

有着惊人的美德，永远不变心，

所以我的诗也一样坚贞不渝，

全省掉差异，只叙述一件事情。

“美、善和真”，就是我全部的题材，

“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

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演才，

三题一体，它的境界可真无限。

过去“美、善和真”常常分道扬镳，

到今天才在一个人身上协调。

莎士比亚的“三位一体”文学理念，包含着一个真正伟大作家成熟的人生经验和文学经验。就像夏洛克没有办法按照鲍西娅的要求，割下一磅不带血的肉一样，一个真正以人生经验为内容的作家，也没有办法写出一部不含道德内容和认知内容的作品。美学上的健康与伦理学上的健康有着内在的同构性，也就是说，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情感完全病态，但却能够在美感上吸引和征服所有读者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莎士比亚的美学理念中，美应该是内外统一的有机整体。如果仅有形式上的美，那么，它的力量和生命，就是有限的。在《十四行诗》的第五十四首诗中，他通过对野蔷薇与玫瑰的比较，说明了这一点:

哦，美看起来要更美得多少倍，

若再有真加给它温馨的装潢！

玫瑰花很美，但我们觉得它更美，

因为它吐出一缕甜蜜的芳香。

野蔷薇的姿色也是同样旖旎，

比起玫瑰的芳馥四溢的姣颜，

同挂在树上，同样会搔首弄姿，

当夏天呼息使它的嫩蕊轻展：

但它们唯一的美德只在色相，

开时无人眷恋，萎谢也无人理；

寂寞地死去。香的玫瑰却两样；

她那温馨的死可以酿成香液：

你也如此，美丽而可爱的青春，

当韶华雕谢，诗提取你的纯精。

由于野玫瑰只有“色相”之美，所以，就无法真正赢得人们的关注和欣赏，而玫瑰却有更内在的价值，有可供人们提取的“纯精”，所以，它就让人觉得“更美”和更“可爱”。在原诗里，不同形式的“温馨”（sweet）总共出现了四次，“芳馨”（sweet odour）和 “纯精”（sweetest odours）各出现了一次，“气息”（tincture）出现了一次，而这几个词都是与玫瑰的精神性的内在品质，密切关联在一起。显然，这些内在的品质有着利人的性质，有着“善”的德性。莎士比亚的这首诗，是关于爱情的赞美诗，也是关于“真善美”的哲理诗。

莎士比亚无疑就是人类文学花园中的美丽而芬芳的玫瑰。在他看来，文学也应该有玫瑰的品质。他自己的伟大和影响力，一方面，固然来自于他的文学才华和创造美的能力，但是，也同时来自于这种精神上的“芳馨”，来自于他认知上的深刻和道德上的健康。英国二十世纪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斯图厄特在《莎士比亚的人物和他们的道德观》（1949）一文中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很喜欢向我们保证，莎士比亚在道德方面是十分健康的。毫无疑义，他们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得到的结论是:莎士比亚是彻底健康的。有些剧本令人感到暗影重重。但其空气是清新的，土壤是肥美的，其丰足景象（和乔叟的诗一样）显然是上帝那里才有的。”具体而深入的阅读，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莎士比亚自己清醒地意识到了求善对于自己的戏剧写作的意义，所以，他从来不单为了满足“纯艺术性的需要”而写作，正像斯图厄特所指出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他无时无刻不在处理道德问题。在所有的戏剧中没有一段话，没有一首歌不接触到伦理的情绪。他总在处理道德，但他向来不是一个道学家。他不为我们解决道德问题，然而在他离开我们这些有道德感的生物时，我们比未见到他的时候更有警惕性了。”伦理强化美感。伟大的道德本身就含有美的意味。一切真正有力量的美，都会带给我们道德上的愉快感受和积极体验。

毫无疑问，莎士比亚将人类生活看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他内心从未产生过为了显示“文学”的价值而割裂这种整体性的企图。在他看来，人和社会的主要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哈兹里特在评论《一报还一报》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任何一出戏中莎士比亚几乎从来不压低自己‘响亮的道德议论’，它或者出现在激情的间隙，或者与刚强有力的性格冲动混为一体。”莎士比亚也曾在《哈姆雷特》的第三幕第二场，借人物之口，表达过这样的思想:“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莎士比亚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人物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也试图在特定的道德冲突和道德氛围里来展开叙事。

在他的观念里，美是无法脱离善和真的，否则，它就是苍白和脆弱的。《第十二夜》中的安东尼奥说:

可是唉！这个天神一样的人，原来却是个邪魔外道！西巴斯辛，你未免太羞辱了你这副好相貌了。

心上的瑕疵是真的垢污；

无情的人才是残废之徒。

善即是美；但美丽的奸恶，

是魔鬼雕就文彩的空椟。

剧中人物所表达的美学观，也可以看作莎士比亚自己的美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美的形式，应该与美的内涵相统一；美的“相貌”，应该与有情的心灵相匹配。否则，那“美丽”就有可能是“奸恶”的，是徒有其表的“空椟”。

伦理上的善是莎士比亚所有作品的精神光辉，也是他的作品之所以打动和吸引读者的一股内在力量。阿兰·布鲁姆说:“莎士比亚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教育资源，提供人类美德和高贵人生的必要课程。”是的，在他的作品中，善的旗帜一直飘扬在精神的天空。《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说:“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所以，犹太人，虽然你所要求的是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真的按照公道执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后得救的希望；我们既然祈祷着上帝的慈悲，就应该按照祈祷的指点，自己做一些慈悲的事。”莎士比亚借自己作品中最优雅和智慧的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道德情感和伦理思想，显示出高贵而伟大的境界，充满了高尚而慈悲的善意。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就连已经陷入绝境的李尔，也会在某些时候，表现出博大的善意和同情心:“请你自己进去，找一个躲身的地方吧。这暴风雨不肯让我仔细思想种种的事情，那些事情我越想下去，越会增加我的痛苦。可是我要进去。（向弄人）进去，孩子，你先走。你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你进去吧。我要祈祷，然后我要睡一会儿。（弄人入内）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这一段话，初看时很有些出人意外:昏庸老迈，怒气冲冲，怨天尤人的李尔王，怎么会突然想到“穷人”？然而，再一深想，就觉得这是一个极为自然的心理反应:触景生情，由己及人，往往而是，毫不奇怪。这种刹那间流露出来的真情和善意，极大地强化了《李尔王》的悲剧感，也极大地提升了这部悲剧的人文精神，甚至赋予了它以超越庸常的道德境界。

像《圣经》的作者一样，莎士比亚也是以宗教般神圣的态度来写作的作家。从真善美的角度看，从对善和爱的态度看，他的作品简直就是文学形态的《圣经》:“莎士比亚注重的是圣经中那个充满‘爱’的世界的和谐完善，以及失去‘爱’以后仇恨带来的混乱无序。于是他从中吸取了博爱、仁慈的精神理念，‘将仁慈、怜悯、和平与爱作为人性的真实写照’，在创作中编织了一个个爱的梦想，使‘爱’成为一种对社会和人的终极关怀，在他的众多角色身上闪烁出最耀眼的光芒。”他的几乎全部写作都有着自觉的伦理目的和伟大抱负。他将写作看作影响和建构生活的伟大手段。他试图在智力、道德观念、情感方式和生活态度等方面影响自己的观众和读者。他想帮助人们了解人类生活的历史和现状，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把握生活。

莎士比亚的作品的确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他的叙事会极大地影响到读者的心灵生活。一个人在阅读了他的作品之后，会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以往，思想会变得更深刻，情感会变得更丰富和细腻。就像《莎士比亚的政治》的作者所说的那样:“当莎士比亚被更本真地阅读，当他最生动而广泛地展现出暴君的命运、明主的性格、朋友的情谊和公民的责任时，他触动了读者的灵魂。读者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因莎士比亚而更深刻，于是他成为不朽的领路人和同行者。他扮演着《圣经》曾经扮演的角色，人们通过他的眼睛观看到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这恰恰是我们已然失落的视角。只有教导人们莎士比亚真正说过什么，莎士比亚才能重新影响亟需他影响的这一代人——在最后要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深谋远虑的意见。因此，批评的正确作用在于复兴莎士比亚的教诲，并且成为他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永久训导的代理人。”

是的，莎士比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的作品的巨大而普遍的影响力，也不是因为偶然的因素才获得的。一个没有伟大的伦理精神的作家，一个对写作缺乏高远的目标追求的作家，一个仅仅出于美学目的而追求“纯文学”的作家，不可能凭着纯粹的意外和偶然的机遇而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也不可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持续对全世界的读者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人的内心世界尚未分裂。一切都是和谐的。正如阿兰·布鲁姆所说的那样:“一个自由人，一个优秀的公民必须在知识与激情之间拥有自然的和谐，这才是有修养之人的含义，但我们的时代似乎无法造就这样的心灵。我们知道，不理解道德现象的政治科学是粗鄙的，而不为正义之情所激发的艺术是琐屑的。在莎士比亚写作的时代，这些事物尚未分崩离析，我们感到他不仅拥有明澈的思想，还拥有充沛的感情，并且它们没有相互抵触、彼此削弱。如果静心聆听莎士比亚，我们也许能够重获生命的完满，也许能够重新发现通往失落的和谐的道路。”

是的，莎士比亚的充满“美”的精致形式，充满“善”的伦理光辉，充满“真”的认知内容的伟大经验，确实包含着“道路”的意义。今天和未来的文学家，倘若想有所成就，想创造出有价值的伟大作品，那么，他就必须像莎士比亚那样写作，必须将莎士比亚的完美经验，当作自己依循的方向和依赖的资源。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注释：

①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②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6页。

③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345页。

④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346页。

⑤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510页。

⑥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575页。

⑦雅克·巴尔赞：《艺术的用途和滥用》，严忠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1-182页。

⑧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30页。

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