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玩玩　肖伊绯

曹丕是不是昏君，不太好说，不过，与他对后世的影响力不同的是，曹丕之于曹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曹操更重要

最近《军师联盟》播出，引发了不少热议。李晨所扮演的“曹丕”一角，被许多朋友亲切地称呼为“丕公子”。有人说《军师联盟》里的曹丕和以往的形象很不一樣，不像那个无缘无故就要杀掉兄弟的人，应该是加入了不少创作成分。

真是这样吗？历史上真实的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英雄的儿子当然理应是英雄。

可惜曹丕不是英雄。

曹丕他爹曹操，放眼整个中国，不知道的，恐怕没有几个。他弟弟陈思王曹植，知道的人也不少。曹丕另一个弟弟曹冲，小小年纪就能想到用船来称大象，这事儿还被写进语文课本过，您说有不有名？更不用说曹丕身边还有个晋高祖司马懿，史书上说他有“鹰视狼顾”之相，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抢了曹魏的江山。

这些人风头一个比一个高，曹丕在他们中间，理所当然地不会有什么名声。后世人知道他，大多还是通过曹植——据说他让人家曹植在七步之内就要写一首诗出来，写不出来，就要杀曹植，大家都讨厌他这样平白无故要杀兄弟的暴戾，因此骂他是昏君。

曹丕是不是昏君，不太好说，不过，与他对后世的影响力不同的是，曹丕之于营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曹操更重要。

因为他是曹魏的开国皇帝。真正的三国，要从曹丕开始算起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过了几个月，汉献帝就举行了禅让之礼，把皇位“让”给了曹丕。曹丕称帝以后，改元黄初，自此便是曹家天下。

我们读《三国演义》，看里面说三分天下，就总觉得三国应该是曹操、孙权和刘备这三个人，各据一方。但其实历史上，真正的三国，要从曹丕开始算起。

他在公元220年称帝，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1年，刘备打着延续汉代的旗号，也称帝了。孙权称帝，其实要晚一些，是在公元229年了。在曹丕建国之前，其实曹操啊，荀彧啊，郭嘉啊，他们都是东汉人。

当时人的心态，和咱们也有很大的不同。咱们看《三国演义》，最喜欢的就是蜀汉刘皇叔，曹操一向都是唱白脸儿的大奸臣。可在东汉末年那时候，大家可都不那么想。刘皇叔说自己是汉之正统，可天子汉献帝是在曹操手上哪！“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手上有个汉献帝，很多人都愿意跟着他。所以咱们也会发现，当时人才哪儿最多？还是曹魏！

不过，天下人到曹操手下做事，也不单单是因为他手上有个傀儡一样的汉献帝。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本事不但有，还很高，所以大家愿意跟他。

愿意跟曹操，和愿意跟曹丕，那可是两回事。

曹操刚死的时候，跟了他很多年的青州兵哗变，觉得他一死，万事都到头了！居然打算自行解散，解甲归田了！这是武将。文臣方面，也是类似的情况，州郡官员，大多都是呈现观望状态，觉得曹丕虽然是曹操指定的魏世子吧，但这统领国家的才能到底如何，还不好说。没了曹操做把控，真能行？

文武如此，曹丕真是焦头烂额！

但他好歹也是跟着曹操历练了很多年的人，又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世子，曹操的手段就算没学到十分，至少也有五六分。贾诩、华歆这些亲信自然不必说，其他相干不相干的人，但凡有些功劳，纷纷提拔上来。等稳定好大部分的人心以后，曹丕就打算出兵伐吴了。

当时战乱频频，曹魏的经济衰退得厉害。虽然曹丕后来减了税赋，甚至还解除了皇家园林的禁令，希望能分些好处给老百姓们，可经济恢复这种事儿，哪是一天两天就能行的昵！现在的曹魏，不比黄初末年时候的仓廪实在。按常理来说，这不是一个出兵的好时机。

曹丕可管不了这些。他六月从邺城出发，一路上收了不少人才——蜀将孟达就是其中一个，又连续颁布了好些关怀百姓臣下的诏令，探探朝廷里头的口风。您想得没错，曹丕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出兵伐吴只是个幌子，他真正想做的，其实是看看朝廷里的动向，大臣们到底反不反对他接管汉献帝那个位置。

几次试探下来，曹丕终于得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回答，于是班师回朝，叫人开始准备禅让的事儿了。

孙权？不来最好！建安七子，是曹丕给弄出来的

跟后世很多权力斗争不一样，曹丕做了皇帝以后，还是一如既往地优待汉献帝。汉献帝活得时间比他还长，一直到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登基做了八年皇帝以后，汉献帝才去世。

从这个方面来说，曹丕确实是个挺温和的皇帝，甚至有时候性情温柔得不像一个杀伐决断，掌握天下大权的君主。

他有一回给吴质写信，信上说，我和你分别已经过了三年，这段时间里，只是书信往来而已。这种方式实在太肤浅了，怎么能纾解我对你的思念呢？

这种话，写给朋友倒还好说，可您要说是皇帝写给臣子的？较真的人就得说了，这叫“不成体统”！

可曹丕却管不了那么多。君臣是君臣，朋友是朋友，他还是吴质的朋友，所以在这封信里，他也没有太多掩饰，深切地怀念了其他因为疫病去世的文友们。

他说，我有时总想起从前的岁月，大家喝酒游玩，吟诗作赋，好像就该这样热热闹闹长久地在一起似的，可没想到世事无常，如今我们和他们，已经是阴阳两隔，生死陌路，实在令人伤心。我想为他们编一本册子，把他们以前写过的诗文都记下来留作纪念——为后人所熟知的建安七子，王粲、陈琳、阮踽等人，归在一起的原因，也在这封信里。

后世听说建安七子，都想大概是曹操时候的事儿，其实不是，是曹丕给弄出来的。

只是曹丕虽然对朋友深情，对汉献帝照顾，但他总是显得挺漫不经心的，有时候人家都分不清他到底是开玩笑，还是说正经的。

譬如当时王粲去世，他在王粲葬礼上跟来吊唁的官员说，王粲喜欢听驴叫，你们每个人都学一声驴叫吧，权当为他送行了。

您瞧瞧，是不是又是那句，“不成体统”？这种近乎调笑的纪念方式，古往今来，别说君主了，普通人也没几个做得出来！难怪有人说曹丕是变着法子侮辱王粲呢！

可您别忘了，后世“建安七子”的名声，可是曹丕给弄出来的，后来王粲许多诗文得以保存，也得给曹丕记上一笔功劳。

活在当下，日子确实过得精细

曹丕不光对王粲是这个态度，对他老子曹操，也是这个态度。曹操去世的时候，曹丕写过一首《短歌行》，言语简约直白，但哀思静约，读来很让人感动。真正的痛苦，其实并不需要太多言语来填补，它自发而成，给人沉重的打击。曹丕这首《短歌行》之所以好，也是好在这里。

只是他诗写得伤心，实际生活里却纵酒放歌，违背礼法，所以后世有人就骂他假模假样，做样子讨同情，是个伪君子。

这个说法呢，或对，或不对。

曹丕一生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一首《善哉行》，里面说，“今我不乐，岁月如驰；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就是说人都是要死的，我要是不高兴，日子还是这么过了，那还不如活在当下，生就快快活活地生，死就从从容容地死，珍惜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多好！

曹丕的人生观，是这个。所以您看，曹操也好，王粲也罢，他们的死对曹丕来说，当然伤心；可他更觉得，人都已经死了，伤心也没什么用处了，那我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吧！

他日子确实过得精细，连弹棋这样的小玩意儿，他都能写篇文章，更不用说柳树、槐树这些本来就很有话题的物件了。

他还兴致勃勃地记录了自己跟人家切磋打架的事儿。

有一回曹丕和奋威将军邓展喝酒，喝高了以后两个人就说要来比一下剑法。刚好旁边就有很多甘蔗，他们两个就各自拿了一根切磋起来。曹丕赢了很多次，所以也特别得意，只是他闷骚惯了，记录这件事儿的时候，也假装自己不是很在意，可笑得很。

曹丕一生中，像这样叫人会心一笑的事有很多，种甘蔗，吃葡萄，再小的事，他都能找到乐子，写文章记下来。

不过可惜的是，他对生活虽然有百般留恋，但还是没活到岁数。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曹丕病重去世，时年四十。按他生前嘱咐的那样，不树不坟，实行薄葬，埋在了首阳山。在他还是魏世子的时候，便有人给他算过命，說他可能活不过四十，结果真的没活过四十。

但对曹丕来说，早死晚死，大概也只是笑笑而已——你们要好好活！（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

曹植有无《七步诗》？

提到曹植，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有名的《七步诗》。“七步诗”的典故，源自《世说新语》一书。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杀），应声便为诗……帝深有惭色。”大意是说，曹操死后，曹植的哥哥曹丕继位之后，要想迫害曹植，命令曹植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一首诗，做不成就要杀头。结果曹植应声咏出一首《七步诗》，曹丕感到十分羞愧。

这源自南朝时期（公元420—581年）笔记体著作《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典故，因为距离曹魏（公元220—266元）时代不算太远，后世读者认为书中记载大多可信，遂流传至今。

然而，在大约一百年前，有一位北大教授认为，曹植传世的诗作能确认的只有七十四首，而且并不包括那一首著名的《七步诗》。他将这七十四首诗合辑一册，并详加校注，以《曹子建诗注》之名出版。他认为包括《七步诗》在内的另三十三首诗，“以其有传讹者、误入者、疑存者、复增者、断落不完者，无取乎畸零辏杂为也”，所以，皆没有采纳辑入。

这位北大教授名叫黄节（1873—1935年），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广东顺德人。清朝末年，他在上海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

作为“国学”“国粹”概念的首倡者之一，黄节参与创办的国学保存会，始终把“研究国学，保存国粹”视为办会宗旨，特别强调在国学研究上的“去伪存真”。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他着力研究汉魏时代的古诗辞赋，并严格甄选史料，精心校订注释，对于没有文献证据的传说类诗文，一律不予采辑。《曹子建诗注》一书，之所以没有将《七步诗》采辑收入，正体现了其严格的学术方法。

从1917年开始，黄节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至1922年，这五年时间里，黄节的诗学课程，以其自撰、经由北大出版的《诗学》一书为课程主干。在《诗学》之后，1920年代泉涌而出的六本黄氏诗学著述，如《汉魏乐府凤笺》《魏武帝魏文帝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鲍参军诗注》《谢康乐诗注》《曹子建诗注》等，一脉贯穿于北大任教时期的黄节之学术生涯之中。以上六本书，不过是《诗学》的扩写与精编，迄于汉魏诗学、涵摄六朝诗学的这些个案专著，终篇却以1928年完稿、1929年由北大初版、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修订新版的《曹子建诗注》而尘埃落定。这部著作，可谓黄节诗学研究的“盖棺之作”。

从此，这本辑有七十四首曹植诗作，但确无《七步诗》的《曹子建诗注》，成为中国学术界公认的最佳版本，也是后世读者深入了解曹氏生平及文学的重要指导。至此，中国读者对“七步诗”典故的认知分成了两拨，一部分是仍认定源自《世说新语》的典故属实、对此深信不疑的普通读者；一部分则是从黄节所编注的《曹子建诗注》中获得权威解释，不再采信“传说”的研究型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