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强?

摘 要：众所周知，立碑颂德、刻石纪功为营丧纪事之头等环节，自秦汉时期已蔚然成风，颇为盛行。然曹魏时期葬制相比秦汉奢侈浮华厚葬之风就显得格外俭薄严厉，隶属于葬制的墓前立碑也被封建统治者明文规定限制禁止。“禁碑令”的出台导致了当时葬制格局为之大变，其形式表现为墓前立碑由转入墓内的石质、砖制墓志取而代之。我们究其曹魏时期葬事从俭禁止立碑这一历史现象的缘由，笔者认为无非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而形成薄葬禁碑通行的时代局面。

关键词：曹魏；立碑；禁碑；薄葬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9-0154-02

立碑颂德是生者向墓主表达敬意的一种礼仪，意图在于借用碑石之凝固传名于后世，碑文价值更是不可估量，据其内容可考墓主姓名、乡里、升迁官职与事迹、卒年等。东汉以来刻石之作名目渐多，作为统治者实施“举孝廉”政策下催生的产物，碑碣云起，“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1]”由于社会风气要求和驱使，出现了一批精良的刻工，他们将碑的形制纹饰等方面做到一定程度的精美和讲究，且达到了汉代之鼎盛。

东汉末年，战乱不断，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但正是在这样一个拥有“魏晋风度”的时期，统治者却出台了严厉的禁碑令，不禁使人疑惑重重。本文试图依据文献史料记载对曹魏禁碑缘由加以考证，探讨其产生的历史根源，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碑”释名

我们从书法史料中可得清代崇碑思潮的兴起使奉为圭臬的经典帖系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战冲击。阮元作《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提“碑学”之名，述“尊碑”之情，后学包世臣与康有为继之。在师法碑志的同时，康并在《书镜》里作《尊碑篇》将阮元的思想进一步推衍开来，其主张更加铿锵有力。阮导其源，包、康助其澜，弘扬金石碑版，鼓吹穷乡儿女造像，至此“碑学”始成巨流。那么既然存在“碑学”，我们便会发问具体何为“碑”，其用途又谓之何？

春秋战国时期《仪礼·聘礼》中就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宫必有碑，可以使日影，引阴阳”等这样的记载，这就表明碑并非秦时所有，更不是始于汉代，而是在春秋战国便已产生。据考，先秦时期立于宫庙用来辨认“日影”的竖石，竖于墓穴用来引棺下葬的石柱，建于庙门用来拴牲口的石柱谓之“碑”，但此“碑”的功能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碑”均为识日影栓牲畜之实用，尚无颂德记功之碑刻铭文，直至西汉时期，“追述”葬铭文字与无字碑结合才变为今天大众口中的刻碑铭石。

汉末刘熙《释名·释典艺》云：

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3]。

根据刘熙所言，我们清晰地得出汉碑铭石与春秋战国的实用碑确实用途不一。从先秦时产生的无字、无固定形制的“竖石”原始碑，发展为汉代有“刻辞”、有固定形制、多半为记功以表万世之用碑，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而“刻石”即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碑的主要表现形态。因此我们大胆推测曹操所禁之碑实为臣颂君之功德、子扬父之功勋的刻碑铭石，并非下棺、系牲用的原始碑。

二、碑禁之由

《宋书·礼志二》明确提到禁碑始于魏武帝曹操：“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3]”《三国志˙武帝纪》也有记载：“（建安）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诛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私讎，禁厚葬，皆一之于法。[3]”

曹操为何实施禁碑薄葬制，我们试图把原因列为以下几点。

1.经济状况的优劣与薄葬禁碑有密切关联

从东汉末年绵延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动乱使得中原地区遭受惨重破坏，农业人口锐减，经济状况一直未能恢复到汉代水平，就是上层达官贵族手中余粮也屈指有限。黄巾之乱以后，曹操攻克袁谭逐步统一北方，此时社会刚经历无数大小战乱，天下凋敝，民不聊生，史载“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4]”战事的结果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曹操是不会在兵力都不无保证的情况下，调用大量人力财力为自己修建陵墓。“禁碑令”的出台也正是为了“整齐风俗”，遏制奢侈浮华的厚葬之风，恢复百废待兴的经济，这并不是当人们主观愿望，而是在这种经济条件下，人们被迫丧葬从简，不树不封。

2.经学没落，佛道玄等新生思想合力推动薄葬禁碑的发展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道德伦理规范依然对封建社会起导向作用，孝道观念根深蒂固，崇尚厚葬，一系列繁琐丧葬礼仪皆为社会风俗之主流。曹魏时期，虽仍以孝道治天下，但玄学罕畅，魏晋风度卓然。在生活观念上玄学家们苟且偷安，及时行乐，思想上则寻求顺应时变处世之道，他们蔑视孝道陋俗之厚葬，清淡不仕，主张“以身亲土”痛恨立碑的丧葬观。佛教主张转世再生，生死轮回，反对厚葬，没有“孝”的伦理思想，几乎不扫墓祭祖，人死火葬，不收骨灰，不用土埋，更不立碑。另外本土宗教道家则尊奉并发展老庄“无为”思想，反对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生活态度，对人生持虚无态度，重薄葬而轻厚葬，摒弃孝道观念。曹魏议郎沐其终制言：“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坎，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奠。又戒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4]”他的这种“反真”思想和“裸葬”做法，对后世丧葬有很大影响。至此，天竺佛学、清淡玄学以及本土道学的合力使得人们对厚葬树碑变得淡漠，关键是将作为厚葬理论依托的儒学推下了至尊地位，成为曹魏薄葬禁碑的缘由之一。

3.曹操自身一些因素也是诱发禁碑的缘由

（1）曹魏时期，战乱纷争，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暴露无疑。曹操出身阉宦，政治先天条件不如其他名门望族，且一些世家大族在地方拥有一定势力影响，而“碑”恰恰又是某种权利、地位、威望的象征，尤其是抛之于黄天化日公之于众的碑文，考虑到会被其他敌对势力利用，也能混淆视听，蛊惑人心，危及到来之不易的统一局势，禁碑令的出台与此不无关系。

（2）《三国志》引注《魏书》说“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洁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在生活上如此节俭之人，必然不会在丧葬之事上大肆铺张，曹操这种节俭对身边的臣属影响颇大，并产生了切实的效果，后代君主及其曹魏皇室、官员大臣都实行薄葬，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承袭父制，丧事亦从简，说明薄葬禁碑观念已深入人心。

（3）灾荒年代，社会上盗墓之风猖獗，这种盗墓之事直至汉末接踵发生。况且曹操在征战中，设置“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率领部下从事盗墓，以获取珠宝金银充当军饷之用。以免自己的坟冢遭到不测，陵墓不留任何痕迹。曹丕之语更是表明其对掘墓之忧：“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室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4]”

4.厚葬树碑潜在的危害导致丧葬制度由厚到薄，碑铭由树到禁。生活潦倒的普通百姓难免会大肆盗墓以获取金银器具和珍珠宝石等。基于种种危害，曹魏统治者提倡以俭率人，生而节俭，死而薄葬也是禁碑这一现状缘由之一。

刘涛先生在《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一文中推测曹魏时期经朝廷特许仍可树立私碑，情况有二：其一为官方旨意为忠臣树碑，以示优礼；其二表现为普通庶民或故吏上表恳求为清官良将树碑，朝廷“降敕许之”，顺应民意。曹魏统治下的黄河流域薄葬禁碑一直被贯彻执行，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这一时期仅存的碑，如《孔羡碑》、《曹真残碑》、《王基残碑》、《范式碑》、《郛休碑》等皆是如此。由此可见曹魏禁碑实为勒令限制私家刻石纪功之自由，并非禁绝立碑颂德之民俗。

三、结 语

曹操不曾料到“禁碑令”的出台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行的政令，墓前的石碑之制既少，埋入墓穴的墓志之作大兴，但各朝执行的情况不一样，时而严厉，时而宽缓，尽管树碑未绝，却无复东汉之盛。

综上所述，不仅是曹魏，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虽葬制不一，却大都不行墓祭，信奉“礼不墓祭”，则必然消减人们在丧葬上的耗费，使之成为简便，成为趋势。禁碑是汉末至曹魏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种种因素下的必然产物，由于当时统治者的法令约束和社会经济、政治动荡以及特殊思想氛围，使得薄葬禁碑能得到长期的推行，但归根结底薄葬禁碑还是在于统治阶级选择丧葬制度的着眼点是否能维护其统治的稳定性。总而言之，碑刻“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故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5]。经过几千年历史的积淀，碑已经具有极其丰富而深厚的内涵，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倍加重视和珍惜。

参考文献：

[1] 朱剑心.金石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4] （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