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琦

【摘 要】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生死场》改编自萧红同名小说，该剧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脱离传统话剧的“三一律”的戏剧结构，采用散文式的故事构架。文章主要探讨话剧《生死场》的悲剧意识的体现，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对生命意识的思考笼罩整個戏剧，剧中人轻视生命中最具有仪式感和庄重感的“生”与“死”；剧中人物扭曲的认知，是非曲直不分，欺软怕硬；剧中的女性地位低下，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话剧《生死场》探寻了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也是导演极力追求和反思的生命悲剧美学。

【关键词】《生死场》；田沁鑫；悲剧意识；“生”与“死”；女性悲剧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9-0025-02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问世65年之后，1999年由田沁鑫担任编剧、导演的同名话剧再次引起轰动。话剧《生死场》突破了传统话剧的“线性结构”，采用“回环结构”，没有连续的故事构架，将“散点式”的时间和空间交错组合在舞台上，看似结构松散，但是有据可循，以“生的愚昧”作为开端，以“死的重生”结束，整个剧都在“生”与“死”的主题间循环反复，探讨生命的真谛。

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1]63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切合古希腊的悲剧艺术。近代有黑格尔、尼采、鲁迅等诸多著名学者、思想家都对悲剧进行界定，从古到今，不论中外，在艺术界悲剧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美学范畴。田沁鑫有一句经典的独白：“我做戏，因为我悲伤。”[2]131话剧《生死场》是她的悲剧作品代表作之一，她将对生命的崇敬寄托在《生死场》，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去审视和挖掘人性深层的渴望和诉求，透过对“生与死”这一命题的阐释体现了田沁鑫对于悲剧美学的独到见解。

《生死场》有新时期实验戏剧的典型特征，以现代主义表演方式来表现现实主义的题材，用“蒙太奇”的手法将“散文式”的故事场景组合起来，形成一部多场次戏剧，通过演员简单的、仪式化的象征性表演展现了思想贫瘠的人对于生老病死的冷漠，更加注重将人物内心情感外化。田沁鑫在《生死场》的导演阐述中写到了二度创作《生死场》的初衷，“《生死场》触动我的，是那种非爱非恨的生活图景，及面对‘生、老、病、死不动情性的麻木态度。这恰与某些现代社会中的景象近似。”[3]32田沁鑫继承了小说对“生”与“死”母题的探析，对于生命本质的独特思考也体现了田沁鑫的话剧意识，艺术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北方农民“生死两难”的困境，以及长期受男权社会压制的女人的悲惨命运，对于现在的社会有同样的美学意义。在探寻究竟何为“生”和“死”时，带给观众视觉和心理双重震撼。

一、淡薄的生命意识

戈国龙对于生命的悲剧意识解释为“问题是本质和真正的悲哀来自于对人的生命有限，人的灵魂不能永恒，过去了的永不回来的悲剧意识，这是真正的生命的悲剧意识。”[4]4对于生命的意义、价值，人生活的价值等话题的探讨成为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话剧《生死场》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其中一个侧重点是：人们对生命意识的淡薄。闭塞地区的人思想文化落后，对于生命中最严肃和庄重的“生”与“死”，是一种轻蔑的态度。甚至人还不如一只牲畜贵重，话剧用人与动物价值进行对比，结果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还不如一只牲畜，从而引起人们对生命的深思。

序幕中，一个女人即将分娩，四个男人不断推搡女人，然后合力将女人扛起，男人对于这种血淋淋的场景感到十分快活，这一场景更像是“丧葬”仪式。男人说道“生老病死，没啥大不了的。生了就让他自个儿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就算了。”[5]232将“生老病死”看做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然后女人问“活着为啥？”男人回答“吃饭穿衣”女人又问“人死了呢？”男人欢乐地回答“死了就完了呗！”“生”应该是神圣的，当女人在痛苦地分娩时，男人却是兴奋和欢愉，女人高风险的“生”也就意味着“死”，“生”与“死”的界限已经模糊。剧中人对于“生、老、病、死”的冷漠态度，以及对于女性的不尊重，将观众慢慢引向对“生与死”主题的思考之路。

赵三因为沉重的赋税，无法忍受地主二爷的剥削，在妻子王婆和众人的怂恿下去杀二爷，却错杀了一个穿长衫的小偷，二爷拿了钱将赵三赎回来后，后来赵三对仇人二爷俯首称臣，这一情节的设置讽刺意味十足。第四场，众人开始盘算赎金三块大洋的价值，“一块大洋能够牵家两头牛，三块大洋能够牵家六头牛，十吊钱能够换十二个小鸡仔……”[6]266物质条件匮乏，他们不知道三块大洋具体价值是多少，只能够用他们熟知的动物进行换算，在他们的眼里，生命可以直接用金钱、物质进行换算，廉价到与牲畜相提并论。剧中二里半时常对着他的羊（老瞌）吐露自己的心声，还说道“成业跑了，他还打我，我的亲生儿子，他不是人揍的。老瞌，你是我儿子，不闯祸，还陪我唠嗑。”[7]242二里半把羊唤做自己的儿子，反倒说自己的亲生儿子不是人，由此可见，羊在二里半心中的地位高于人，他不能向旁人吐露的事情可以向羊倾诉，二里半颠覆常人的思维方式愚昧至极，发人深省。

二、扭曲的认知

话剧《生死场》着力揭示剧中人物的扭曲的认知状态，颠覆观众认知“三观”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力。不能辨别善与邪，仇人转身就成了恩人，导演田沁鑫用反讽来批判这种认知“乱象”。究其原因，在农村经济条件落后的大背景下，人们不能解决基本的教育问题，人们只有依靠本能生存，小农经济文化也决定了农民自私、愚昧的劣根性，具有社会属性和历史意义。

二爷将赵三从监狱里赎出，出狱后的赵三面对“仇人”二爷，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感谢二爷，赵三主动提出把自家的牛送给二爷，当二爷说要加租时，赵三说“加，加！咋还兴商量呢？春天的活儿您保管不用操心。”[8]256二爷只不过耍了一个手段，赵三便是服服帖帖的、死心塌地的要跟着二爷，对二爷感恩戴德，俨然已经将原来对于二爷的仇恨抛至九霄云外。这个五尺男儿已经变成了二爷的奴隶，他已经没有了自己信仰，精神已经迷失，思想上的“软骨病”已经无药可治，不再是王婆原来口述的“高高的”男人。

赵三的对头是二里半，这个角色性格是自卑自闭、逆来顺受。他因为妻子麻婆未婚先孕成为全村人笑柄，不能抬起头做人，一辈子弯着腰，儿子成业和金枝也步入后尘。当“亲善”的日本人来到他家里时，他以为找到了靠山，能够一雪前耻，他对日本人言听计从。当日本人强奸并且杀害了他的妻子麻婆之后，他没有向杀害妻子的日本人反抗，而是愤怒地给了死去的麻婆一记耳光。这一情节的设置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直接揭露了日军的残暴，讽刺了抗日时期的软弱者。二里半错将坏人当英雄，把自己善良忠贞的妻子认为是荡妇，他的行为愚昧可笑至极。二里半的“生”与“死”是毫无目的性的，他竟然把“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一只羊上；他对于“死”又是麻木的，日军在村里肆虐、成业归来号召村民抗日，二里半身上表现出是当时国民的麻木不仁，也是导演想要表达的人性的挣扎。剧末这两个男人加入抗日的敢死队伍，赵三问“咱们今天亲自去送死，为什么？”众人回答“活着”。此时的“生”与“死”被赋予了新的民族和历史意义，不再是愚昧、无知，他们向死而生，这才真正认识到生命存在的價值，也完成了人物的转型。

三、女性的悲剧命运

从鲁迅笔下的《风波》《祝福》到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再到张爱玲的女性小说，女性话题在现代文学中一直受到高度关注。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生死场》都关注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她们没有自己的权利和权力，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9]54话剧《生死场》中，麻婆作为传统女性的代表，隐忍、善良和纯朴，金枝则是懵懂无知年轻女性的代表，而王婆则有新女性的胆大、无所畏惧。处于社会大环境中的她们，都是男性的奴隶和发泄的工具，每一个女人，无论老、少、美、丑，无一例外都挣扎在死亡线上。田沁鑫深刻地揭露了女性悲剧，以柔弱的女性之声拼命地呼唤着人性尊严和男女平等。

金枝作为年轻女性悲剧的典型代表，未婚先孕带给了她无尽的耻辱和恐惧，直接把她逼上了绝路。话剧的序幕中女人生产一个场景，而且剧中多次将女性的生育与猪牛的生育相提并论，预示了金枝生孩子的悲惨结局。金枝的女儿刚刚生下来就被赵三掷出，啼哭两声后死去，随后二里半还乐呵呵地说道“赵三，我不欠你了，咱俩两清了！”[10]282赵三和二里半，一个是孩子的外公，一个是孩子的爷爷，他们对于刚刚出生的女婴没有任何怜爱，在二里半眼里儿子成业让金枝未婚先孕是丢人的，女婴生命被看做是一个抵偿的工具，女婴死了，他也就不欠赵家的了。金枝和她的女儿，成为了赵三和二里半追求面子的牺牲品。

金枝母亲王婆和《原野》中的花金子一样，具有东北女性的坚韧、烈性，生命力顽强，不受人的摆布。王婆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她是胆大的。女儿金枝未婚先孕，受到旁人异样的眼光，为了给女儿金枝活下去的勇气，她理直气壮地说：“娘的丫头金枝不是泥！你俩的孩子，娘给带！”[11]274当赵三和村民合伙谋杀二爷那晚，她果敢地拿出一把洋枪，穿一身红衣为赵三庆祝，高唱着“高高的，她爹。”即使她有思想，但在父系氏族社会中，王婆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生命个体存在，王婆唯一的依靠赵三投奔二爷后，王婆的精神世界完全坍塌了，她选择了自杀。

四、结语

话剧《生死场》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历史关怀，展现了导演田沁鑫着对生命的沉重思考，她睿智的思维方式就像一把刀子剜进人的心灵深处，剖析了国民对待生命的愚昧和无知，以及人性中致命的弱点。田沁鑫用她对生命美学的独特审视，重塑了一个个具有悲情的人物形象，不管体现的是正面抑或是负面，都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在剧中也无不透露着导演的悲剧意识。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3]田沁鑫.田沁鑫的戏剧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戈国龙.道上的风景生命意识的觉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5][6][7][8][10][11]田沁鑫.田沁鑫的戏剧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