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晶晶

共识即共同的认识，既可以指普遍同意或一致，也能够表达为全体一致，还可以指普遍意見。如何在社会分化、价值与观念多元化的现今社会，跨越差异、克服矛盾，建立和维持相对秩序，成为了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影响社会全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回溯了共识理论的源起、共识研究的类型及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了影响共识形成的因素、共识达成的方式并介绍了用于共识建构的技术工具；探讨了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本质探索中的应用包括对旅游本质的探索、对旅游科学的建构、识理论对旅游实践主体研究的启示、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客体研究中的价值、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媒介研究发挥的作用等；最后以批判的观点，反思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中的应用，并简要分析了共识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微观实践中的应用前景。

一、共识理论

（一）共识的定义与内涵

共识在汉语表达中是一个词组的含义，即共同认识。英文通常被译为consensus，此外consensual也表达与之相类似的含义，但是前者的使用范围更普遍。对共识内涵的把握要注意以下几点：从能指来看，共识既能够是群体在情感或者是信念上的一致的达成，也能够是在目标、价值、问题等上表示一致的看法；从所指来看，共识既能够是宏观的整个社会的共识，也可以是对微观的细小事物的共识。

（二）共识与冲突——共识的理论源起

要深入研究共识，就必须对与之相对的概念“冲突”也进行深入探索。冲突孕育共识，共识中也暗含冲突，人们通过比对冲突从而认识共识，也通过对共识的认知从而发现冲突。从马克思主义矛盾的观点来分析，两者正是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对于共识的研究由来已早，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卢梭等都有对于“共识”的思想探析。而对于共识与冲突相关关系基本哲学观点的差异则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流派以及研究体系。而最明显的分化发生于19世纪后期，将“共识”作为解决现代社会尤其是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争论中。此时共识研究的思想流派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与功能主义流派为代表。

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不同回答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科学推理与论证一样，“共识与冲突”都描述了社会关系所处的状态，那么对于历史长河中发展的人类社会而言，究竟哪种状态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呢？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发了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功能主义流派的分歧，也继而促成了19世纪政治社会学领域有关共识理论的冲突学派与共识学派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者如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基于人类善良天性的假设，认为人类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即共识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惯常状态。但是这种发展状态会受到外部因素的诸多影响，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继而引发冲突与矛盾，因而研究的重点就是究竟是哪些因素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引发了冲突与矛盾，如何解决冲突与矛盾从而促使社会关系再度恢复平衡。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共识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冲突和矛盾”的机制与机理，社会分层与阶级关系成为其分析的重要工具与方法。功能主义者如涂尔干、托克维尔等则基于人性贪婪（尽一切可能为个体占有更多的资源），人类社会就是霍布斯所描述的丛林，人们的社会关系充满了竞争与威胁，因而冲突、矛盾成为了社会关系的惯常状态，但是功能主义者非常好奇，这样一种紧张的社会关系为什么能够在社会发展的某一个时期达到一种稳定与均衡的状态，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均衡状态的出现与维持。因此，基于功能主义思想的共识理论研究重点在于共识达成的诱因与机制，社会结构和地位成为其分析的重要工具和方法。虽然两大流派有着天地之隔的理论假设，但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两者确对某些理论问题有相近似的共识与分析。在后来的研究中，虽然学者各有侧重，但对两大理论派系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推动了“共识”理论的发展与深化。20世纪后，帕森斯、利普塞特、帕特南等政治社会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共识理论。

（三）共识的类型

从不同学科领域来看，共识研究的类型包括哲学研究的共识、心理共识、政治共识、社会共识、文化共识、道德共识；从不同研究取向来看，共识研究的类型包括对共识的质（正义性）的判断（包括普遍性的共识、特殊性的共识、实质性正义的共识与程序性正义的共识）；从社会关系中共识的层次与程度来看，可以将共识划分为规范性共识、认识性共识以及偏好共识；管理科学领域则依据共识的形成方式将共识的类型区分为自发的共识、突发的共识以及运作的共识。

（四）影响共识形成的因素

基础的信任：信任“描述个人群体假定他人对于运用明晰的集体行动规则所需的共享利益及知识分工具有良好意愿方式的一种方法”。能够减少“搭便车”、“投机”等机会主义行为，能够促使意见分歧的主体搁置争议，并通过求同存异的方式不断降低发展成本来提高社会效率。

知识与认识：学习机制既是共识的来源，也是实现共识的路径。共识的达成并不完全取决于权力博弈的结果，还有可能受到行动者的目标策略改变、修正利益诉求的影响，这一过程就是学习机制（Argyris，1993）施加影响的过程。

权力不平衡与相互依赖性：客观世界中的人类行为的相互依赖是一种客观现实，这种依赖既能够产生效率与合作，也能够导致低效与内耗，甚至应发冲突与对抗，以及产生外部性。权力的不平衡可能是导致冲突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样由于权力的作用，还可能会导致“虚假共识”的达成即受到权力胁迫而非自愿或是消极的共识。权力的相互依赖性又是共识建构的必要条件，共识达成的实践最早发生在冲突激烈的区域或领域，因为没有一个行动者有足够的权威或权力去忽视其它行动者，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之间有较高的互相依赖性，而多元化的主体必须在集体行动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都更有可能积极主动才遇到共识建构的过程中去。学界有关政策参与的实证研究结果则应证了权力分化、实力对比悬殊的多元主体达成的共识中“虚假共识”的成分更高，积极参与到正当程序中的共识构建的行动者较少在日后行动过程中违背共识。endprint

（五）共识达成的方式

哈贝马斯共识建构：基于以下基本的前提假設：合法性（交往的代表）、真诚性（交往的发言人）、准确性与被理解（交往的言语内容），实现①共识主体：全主体（理论上应该包含所有的或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②共识的主题：有意义（对所有参与者），时效性（一旦承诺，能够及时发挥效用）。③共识的信息内容：充分（最大范围共享）、可及（最大程度覆盖）。④共识的程序正义：起始——对彼此利益的充分认知（避免权力、地位等外部因素对过程的影响）；进行——主体间公平，享有尊重与被倾听的普遍权力；参与者能够自由决定达成的规则，达成的途径与方式，作出决定或是提出新的内容等等；不应当受到时间、地点、召集人的任何限制；必须是一个自组织过程，不受会议召集人限制时间、内容，允许质疑现状和所有假设；达成——穷尽原则（所有的利益都得到了讨论，所有满足这些利益的努力都得到了尝试）。⑤有任何没有达到上述程序标准要求都可能无法达成共识，即使达成了也有可能只是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共识。哈贝马斯提出的基于交往理论的共识建构能够被用于解决基本价值观冲突，是涉及到实质性共识达成的建构理论。

协商民主共识构建：包括不受限制（包括时间、地点、外部观点等因素）的交流，潜在促进变化；提升理性水平与交流，通过改变认知实现共识。随着社会发展的自由与民主转向，自上而下的共识达成与利益集团对抗式的共识达成方式困难重重、阻力不断，取而代之的合议、论证式的共识建构模式则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其优势体现在能够显著的实现对冲突的把控，提升共识的规模与层次，并收获积极的参与反馈。此外，在共识建构的过程中，还能够促进新的信任关系的形成、建立新的学习与认识机制、推进合作实现新进展。但是协商民主的共识建构也面临风险与挑战：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分析，可能面对的风险是共识的共同体内部共识的差异性，以及共识一旦达成反而可能巩固既得利益者的地位而削弱了其他力量，由此引发的僵化、消极执行或对抗将致使共识的实现异常脆弱，此外，共识建构过程中的理性的程度以及“谁的理性”等因素都制约着共识建构的成果。

CBA策略：即共识建构途径（consensus building approach），借鉴交往理论成果，是一套在实践论证过程建构共识的普遍性策略。一般遵照以下流程实现：①召集共识大会。以有效沟通、达成共识为目标，对共识建构的程序形成合意，包括合法性的界定、代表的选取、商议的方式、共识达成的保准以及执行等；②人员的确定（内部人员/外部人员、执行人员/监督人员等）、职责的明确、人员活动的规则制定等等；③以激发主体积极性的主题与形式、采取信息最优的策略方式准备尽可能全面的可选择方案；④运用权衡博弈策略等综合协调方式，呈现最接近每个人最感兴趣的利益方案；⑤采取策略督促主体兑现承诺，包括履行责任以及实施中的各项调整。CBA策略的实施更强调实践逻辑论证的运用，与形式逻辑的限制性的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异，更强调在特殊情境中评估问题，寻找与当前研究最适合的方法和途径。

“中国式”共识建构：伴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中国发展也深受社会分化、价值与观念多元化的诸多挑战，建构共识同样也成为中国谋求发展与进步的必然路径。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共识建构也经历了变革式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动员、以会议和临时组织为平台的协商、基于文件圈阅会签制度的认同模式，开始进行开放性与广泛参与性的变革与实践，积极探索贴合自身历史背景与发展条件的模式。

（六）共识建构技术工具

主要的建构技术包括以定性分析法提炼核心观点、主要偏好、潜在规则的Q-方法论；通过假设分析来规划共识建构流程的假设分析法即（assumptional analysis）；通过书面问卷通过书面问卷、个人或集体访谈、电话或电子邮件访问、计算机会议等方法的政策德尔菲法：即（PDM policy Delphi method）；修正原有政策理论固定偏好假设参与式政策制定的共识模型；能够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规则和偏好条件下的合作博弈的成果，从而得出集体偏好得以满足的效能条件要求的埃奇沃思盒状图（Edgeworth Box）模型；针对一类评价信息不完全的多属性群决策环境下的群体共识问题，提出一个基于相容关系的群体共识达成的基于相容关系的群体共识建构法、琼斯和杜兰特（1995）发展的共识大会（consensus conferences）策略等等、茵斯和布尔提（1999）提出的合作政策制订策略（collaborative policymaking）等等，美国还有CBI（Consensus Building Institute）的专门组织机构提供全球性的建构共识专业服务。崔静（2012）还探索了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主要沟通渠道的网络集体行动的共识达成方式。

二、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中的运用

旅游活动是以空间流动、文化交流为主要特征的人类实践活动。而在这一活动场域中，存在相比较其他类型实践活动数量更多、文化更多元的主体类型，更多层次也更加复杂的利益诉求。而伴随着这一活动的开展，在旅游区域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旅游场中更是充满了“争夺”或“共享”的利益差异。在充满张力的旅游场中，如何实现差异间的沟通与交流、协调中的进步与发展？共识成为了旅游实践中重要的理论基础与策略工具。从旅游基础概念的界定到学科框架体系的构建，从旅游形象的建构到旅游产品的设计，从旅游者行为到社区居民及相关利益者博弈、从旅游伦理的梳理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旅游理念的普及，可以说在旅游发展的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时刻围绕着共识的主题与思想；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处处都在展现着凝聚共识的力量。虽然共识在旅游实践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力量，但是究竟发挥着那些作用？在旅游研究中还缺乏系统的梳理。这一作用力与其他人类实践活动有和不同？在学界也还缺乏相关的比对研究。这一作用力的源头是什么？系统架构如何？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效果到底如何？这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的答案就是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中能够发挥的核心价值。而在当前旅游研究领域中共识研究“形式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倾向都极大的限制了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中价值的发挥。因此，积极探索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中的运用，将构建出一套指导未来旅游发展、解决冲突与矛盾、克服风险与危机的理论体系与策略工具，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中的运用的可能应当包括但是不局限于以下内容。endprint

（一）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本质探索中的应用

1.对旅游本质的探索

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正在日益深刻的影响世界经济的格局与人类社会发展。旅游活动开展的价值与意义，绝不仅仅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旅游业还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改善民生的重任。《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指出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是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对于扩就业、增收入，推动中西部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意义重大，对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有重要作用。其背后蕴含的观点其实就是促成全社会形成对于旅游发展的共识并作用于旅游实践。而共识理论相关研究能够探索人们对于旅游活动本质的认识来源、旅游意识转变的影响因素以及指导人们旅游实践的思想观念，从而揭示旅游活动现象所蕴含的的本质。而共识理论中相关策略工具的应用，则能够通过对有关共识的达成施加影响从而作用于旅游实践，促进“绿色”、“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

2.对旅游科学的建构

旅游学科研究要走向成熟，必须建立起一整套陈述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有基本假定、概念、术语、特定现象、命题、解释、理论、检验方法、方法论和价值观念等。张凌云（2008）梳理和归纳了当时国际上流行的30中有关旅游的定义域概念，并指出其“多异性”给旅游学科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困境。并分别撰文为旅游学术研究的“规范”与“创新”、学科体系建构提出了策略性建议（张凌云，2014，2012）。徐菊凤（2011）也撰文指出分歧性意见对旅游科学研究的制约，并强调关于旅游学科基本概念达成学界共识的重要性，并强调在共识建构过程中兼容并蓄、补充融合的“共创”精神的重要性，积极推进学术共识的形成。除了现象学、范式研究等理论方法外，共识理论也能够成为旅游学科建构提供理论基础与现实支撑，而共识理论中的策略与技术方法则能够被用于推进学术共识的形成，有着广阔的施展空间。

（二）共识理论对旅游实践主体研究的启示

旅游实践主体包括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体以及由个体有机组成的群体，类型包括旅游者、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类型的旅游利益相关者。

共识理论对于旅游实践主体相关研究的指导意义体现在，共识是主体进行身份识别、构建认同的来源，影响着旅游实践主体的行为模式、个体与群体互动过程中自我身份的觉察和对同类群听的共同性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感体验。

此外，共识理论对对于旅游实践主体研究的贡献还体现在，共识理论强调打破陈旧的静态分层，而以能动的策略设计实现新的社会建构，而在旅游实践中加强共识理论的应用有助于打破僵化的社会分层、弥合差异化主体间的隔阂，为多元主体的沟通与对话提供新的路径与方式。

（三）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客体研究中的价值

旅游实践客体即旅游实践的对象物，在客观世界中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包括物质表现形式与非物质表现形式，为旅游实践主体实践提供对象并为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各种方式保障，是旅游实践得以开展的基础。

共识理论对旅游实践客体研究的价值体现在，通过对共识理论的运用，一方面能够为旅游实践客体的价值判断提供依据，这主要体现在共识理论能够被用于发现和影响旅游实践主体偏好，从而影响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选择；另一方面又能够通过共识策略赋予实践客体以价值，这主要体现在通过规范性、权威性共识建构策略，扩散共识的影响范围与影响力，从而反作用于旅游实践客体，例如“世界遗产”、“国家休闲度假区”、“旅游城市”等等都是具有代表性与说服力的实例，也都体现出共识理论对旅游实践客体价值建构的重要影响。

此外，共识理论还是人地关系分析的基本理论，也是和谐人地关系建构的思想源泉。合理的共识建构策略能够积极作用于旅游实践中主客体的互，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

（四）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媒介研究发挥的作用

可以说任何媒介策略的目标都是为了达成或促成某种程度的共识，由此可见，共识理论的应用能够为旅游实践媒介提供目标并构建目标实现的框架体系。而反过来看，旅游实践媒介的目标达成也依赖于科学、有效的共识建构。再者，共识本身也是主体实践媒介的有机组成，是主体达成目标的路径和方式，共识理论能够提供相应的策略与方法，拓宽旅游实践媒介的渠道，提升沟通效率。当然，需要更深刻的意识到，共识是媒介性与目标性的高度统一，共识理论能够借助策略工具促使其在旅游实践媒介研究中一致性作用的发挥。

三、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中的反思与实际应用

（一）共识理论应用的反思

从当前的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中的应用来看，主要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必须要克服形式主义的不良影响，受到传统文化与治理方式的歷史影响，“共识”大批量出现于政府、区域合作的新闻中，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常常流于形式，结果也往往不了了之。不仅缺乏实质性的内容，更看不到实质的反馈，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科学的共识理论研究的内容，也让“共识”被拓上了形式主义的烙印。以实质性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冲破樊篱，也是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研究中作用得以发挥的突破口。

二是必须要纠正工具主义的偏颇。社会的分化，价值与观念的多元化给共识理论的研究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的新机遇。学界兴起了差异化研究的热潮，在共识理论的基础上热衷于借鉴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的知识来分析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解决了社会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热讨论的背后还应当有冷思考：光怪陆离的差异性被热烈追捧，然而对人类本性的思考、对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探寻却备受冷落更缺乏充分的关注和讨论。因此，在功能性价值探索的同时，不应当忽视对共识实质价值的思考，惟其如此，共识理论的研究方向才能立足于历史发展的长河，指导人类的普遍实践并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目标。在旅游实践中也需要我们在运用共识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共识，对旅游的本质与价值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三是共识理论的薄弱环节在于对共识成果的效率的测评，目前除了企业层面（微观）的小范围共识有一定的测度工具外，其他层级的共识成果还没有有效的测度方法，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中的应用的局限性也突出体现于此。因此，有必要引入可以评价的测度工具——共识成本。共识成本的理念源自于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应当是交易成本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共其测度可以参考交易成本的相关理念，由此概念可以引申出旅游共识成本，作为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研究中的测度工具，值得深入研究。

（二）共识理论在旅游实践中具体应用

从微观来看，未来共识理论有望被应用于广泛的旅游实践领域之中，例如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共识研究（可以运用的领域例如符号、标示研究，旅游形象，解说系统设计）；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共识（例如政府、社区居民、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补偿、拆迁、利益分配等具体的问题的解决）；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对于旅游行为的共识（例如目的地居民认为旅游者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与旅游者认为目的地居民应当为旅游者提供的支持之间的共识建构）；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共识研究（例如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对企业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的共识研究）；旅游政策制定的共识研究（例如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政策探寻共识的来源以及共识达成的路径）等等。

（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学院生物与地理科学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