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连云+邹太龙

摘 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教师德育胜任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其内涵应重新定义，而且也面临着德育思维由经验思维转向数据思维、德育重心由集体式教育转向个性化服务、专业能力由传统素养转向数据素养的时代诉求。教师德育胜任力的培养，需要多方统筹、诸措并举。教育部门应调整教师专业标准与资格证制度，变革德育培训模式与课程体系；研究者要加大研究力度，开发适用的教师德育胜任力模型；学校应鼓励教师间协同开展德育工作，多途径提升教师数据素养；教师自身则需树立和强化“数据育德”意识，提高慎独能力和道德修养。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教师德育胜任力；转向；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G40-0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7）05-0064-05

随着教育信息化、“互联网+”行动的不断推进和数字校园建设、“三通两平台”工程的精准实施，教育也正式迈入了以网络为平台、数据爆炸式增长为标志、云计算为支撑的大数据时代 [1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整个教育系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也必将对教师的教育教学与个人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2 ]，对教师的德育胜任力提出新的要求。在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削弱了教师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权威；网络化生存中的人机互动更加凸显出了师生间面对面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性；多維多变的价值观念和学生复杂的价值诉求使得教师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当下显得更为沉重 [3 ]；慕课和翻转课堂虽然减轻了教师的教学压力，但却对教师在学生的思想引领、价值型塑、人格感化和情感陶冶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总之，在新形势下，教师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使命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

教育作为镶嵌在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其发展必须与时代潮流相适应。这种适应虽然表现在调整课程内容和结构、革新教学模式和方法、应用新兴设备和技术等多个方面，但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教师要与时俱进地更新教育观念，优化知识结构，提升专业水平。教师若想在大数据这股浪潮中游刃有余，就必须以自信的姿态、主动的精神和切实的行动提升自身的德育能力。那么，在大数据时代，教师德育胜任力的内涵应如何界定？它有哪些特征？教师德育胜任力又需实现哪些转向？我们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培养教师的德育胜任力？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德育研究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大数据时代的教师德育胜任力

胜任力研究虽有将近百年历史，但真正进入教育领域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主题聚焦在教育管理者的胜任力培养上，如美国中学校长协会构建了校长胜任力指标体系，以此来指导校长选聘和职业发展工作 [4 ]。在我国，关于教师胜任力研究的最早文献是2003年的《未来教师胜任力测评：原理和技术》一文，该文认为，“教师胜任力指教师个体所具备的、与实施成功教学有关的一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价值观” [5 ]。迄今为止，我国教师胜任力研究已走过15个年头，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从概念界定、模型构建、研究方法、胜任力测评及具体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在整个教师胜任力研究中，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教师德育能力、教师德育素养（素质）、教师德育专业化展开了相关研究，如檀传宝教授认为，教师的德育素养结构由道德与文化素养、学科专业素养和教育专业素养三部分构成 [6 ]。但目前尚未有人提出“教师德育胜任力”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研究，更没有人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来阐述教师的德育胜任力。进入大数据时代，传统的德育环境不复存在，教育对象在不断发生变化，教师德育胜任力的概念也需重新定义。在批判借鉴国内外学界关于胜任力、教师胜任力及教师德育能力（素养、素质）等概念的基础上，并结合当前时代发展和社会环境对教师德育能力提出的特殊要求，我们认为：大数据时代的教师德育胜任力是指大数据时代下每个教师能够成功实施德育工作需要具备的一系列显著的个体特征；这些特征主要包括高尚的道德修养、先进的德育理念、丰富的专业知识、高超的德育能力和良好的数据素养。

上述概念具有五个主要特征：一是全员性。由于“没有离开教育的教学，也没有离开教学的教育” [7 ]，所以“教师即人师”，每位教师都应承担起教书育人的使命。二是相对独立性。虽然教师胜任力、教学胜任力、德育胜任力三者有重叠和交叉，但德育胜任力应该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三是综合性。教师德育胜任力是由知识、态度、能力和价值观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整体。四是时代性。教师德育胜任力是一个随时代发展的动态概念，不仅传统的德育素养不可或缺，而且教师还要“加强对时代发展的了解，与时俱进地进行道德学习，从媒介素养到国际理解，不断增强自身的价值敏感性和价值选择力” [3 ]。五是个性化。教师除了要具备通用的德育胜任力之外，还应彰显出卡里斯玛特质，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

二、大数据时代教师德育胜任力的转向

整体而言，大数据进入教育领域，既是一场革命，也是一种挑战；既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遇，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负担。大数据在给学校德育的改革创新与转型发展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对教师德育胜任力提出了全新挑战，需要所有教师的主动适应与积极作为，但在付诸行动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大数据时代下的教师德育胜任力究竟面临着何种挑战，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转向。

1. 德育思维由经验式思维转向数据式思维

大数据不仅是一种信息资源和技术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即让数据开口说话，让数据成为人类思考问题、做出行为决策的基本出发点” [8 ]。思维方式上的变革是置身于大数据时代的教师遭遇到的最大挑战。这是因为，在教育领域，教师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依靠自身的常识、直觉、经验或有限理性进行思考和决策，而很少去倾听身边数字所发出的声音 [9 ]。然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这种经验式的德育思维难以为继，教师的德育决策需要基于数据分析而制定。大数据具有的相关性、开放性、个性化和前瞻性思维可以帮助教师采集到有关学生品德发展的海量数据，通过数据挖掘和关联分析，就能够比较全面而准确地掌握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征、思想动态、价值取向和行为趋势等重要信息，教师就可以在此基础上为学生提供符合其需求的个性化教育服务。显然，这种数据式的德育思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仅可以为教师的德育工作打开新的思路，而且还能增强学校德育的实效性，因而也对传统的德育思维造成了巨大冲击。如今，当教师在德育实践中遇到棘手的德育难题时，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尝试着从数据视角去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沿袭传统思维。endprint

2. 德育重心由集体式教育转向个性化服务

由于师资力量、技术手段和思维习惯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当前的学校德育基本上是根据学生的平均水平和总体特征而实施的同质化教育，这使得我国古已有之的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始终难以落到实处。然而，有了大數据的支持，教师就能够观察和收集到每个学生的品德发展数据。这些数据为教师读懂千差万别的学生打开了一扇窗户，也将促使德育重心从宏观的群体教育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服务。在大数据时代，学生道德需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趋势日渐凸显，教师就应该根据学生不同的品德发展水平和独特的学习风格，选择合适的德育资源组织德育教学及相关活动，其工作重心“从知识传授逐渐演变为开展教学评估，根据学生学习节奏、进度和效果，为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和方案，与学生就学习效果、学习方法和学习计划等进行有效沟通” [10 ]。此外，学生每一种品德的形成，其知、情、意、行四个要素的发展方向和水平也不尽一致，这就要求教师能够根据相关数据识别出学生品德发展结构中的短板或不足，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补救。当然，大数据只是为个性化德育服务提供了条件支持和技术可能，若要真正实现，还需要教师付出果敢的努力和行动，不断提升自身的德育素养。

3. 专业能力由传统素养转向数据素养

大数据虽然为教师能够胜任德育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对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从传统素养向数据素养转变。首先，教师要具有强烈的数据意识，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海量数据中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并能快速而准确地捕捉到这些信息。其次，教师要具备筛选和清洗数据的能力。大数据的海量性和复杂性特征导致了数据的价值密度离散、容错率增大，如何通过强大的机器算法实现数据的去冗降噪和价值提纯，是教师面临的一大难题。再次，教师要拥有较强的数据解读和分析能力，能够挖掘出数据背后的隐藏价值，赋予数据特定背景，使其成为信息，再对信息进行归纳总结，使其升华为教育智慧。譬如，在一次百以内加减运算的数学考试中，甲、乙二人的成绩分别为100分和98分，如何看待这一微弱差距，不同的教师会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数据解读能力强的教师会结合二人的知识基础、学习习惯、性格特征等相关数据，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其中原因，进而在接下来的教育教学中为乙同学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服务，如巩固已学知识或克服粗心毛病。反之，数据解读能力弱的教师可能会将这一差距仅仅看成是数字间的不同，出现解读不够或解读过度的现象。前者认为二者间没有本质差别而不问不顾，后者夸大二者间的差距而引发晕轮效应，这两种做法都会为乙同学的发展埋下祸根。最后，教师还要具备对大数据德育应用进行伦理审视的能力，谨防大数据在德育应用中出现侵犯学生隐私、践踏教育伦理、限制学生自由和阻碍学生发展等伦理风险。

三、大数据时代教师德育胜任力的培养路径

如上所述，在大数据时代新形势下，教师的德育胜任力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这些问题能否有效解决，不仅会影响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关系到教师立德树人使命的完成效果与学校德育实效的切实提高。因此，作为教师德育胜任力的培养主体，教育行政部门、研究者、学校和教师个人应当采取统筹谋划、多措并举的思路，提升教师的德育素养，帮助教师适应并创新大数据时代的德育工作。

1. 调整专业标准与资格证制度，变革德育培训模式与课程体系

作为教育工作和教师教育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只有在思想上高度认可和重视德育胜任力在增强学校德育有效性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才会在政策支持与制度供给方面做出真正的变革努力。就教育行政部门的具体行动而言，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相应变革。

第一，调整教师专业标准与教师资格证制度。我国在建立健全教师德育专业化的政策和制度上，应该借鉴、吸收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如邻国日本就在教师资格的获取条件中明确要求申请者必须修满教育伦理和道德教育等课程的学分，不合格者不得进入教师行业。虽然我国已于2012年和2014年分别颁布了K-12阶段（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培训课程标准，但却没有就教师的德育专业标准作出明文规定和相关要求，也没有就如何提高教师的德育素养进行政策规划。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组织专家进行充分调研和仔细研究，在《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资格条例》等文件中“明确规定新教师在入职前必须完成有关德育的专业课程的学习才能获得教师资格；同时，在教师资格定期更新时，也应有针对在职教师的德育专业化的明确、具体要求，以促进教师德育专业方面的终身学习” [11 ]。

第二，变革教师的德育培训模式与课程体系。教育行政部门除了在教师行业的准入门槛上要担负起“守门者”的角色外，还应领导教师教育机构对在职教师进行相关培训，从而提升教师的德育素养，使其能够胜任德育工作。一方面，需要变革教师的德育培训模式，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校内校外相结合的联动培训模式，将高等院校里的教育学院作为专门的德育师资培训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除了保留普通教育学、公共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等一般课程外，还应增加道德哲学、德育心理、德育基本理论与实践操作等与教师德育专业化发展紧密相关的课程，并且可以适当提高这些课程在所有课程中的权重。

2. 加大教师德育胜任力研究力度，研制适用的教师德育胜任力模型

作为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的探索者，研究者在教师德育胜任力培养中的角色和责任十分清晰，那就是从学理层面将教师德育胜任力及其培育和提升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阐述清楚，为教师德育胜任力的培养实践提供有效参考。

第一，加大教师德育胜任力研究力度。自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对教师期望的不断提高和教师胜任力研究的逐渐深入，学界开始关注和探讨教师德育能力、教师德育素养（素质）和教师德育专业化等问题，并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和重要观点。但截止目前，“教师德育胜任力”还没有作为一个概念而被正式提出来，更没有人就大数据时代的教师德育胜任力展开相关研究。这都充分表明“教师德育胜任力”还是一个新鲜话题，不仅其重要性尚未得到普遍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其现状、内涵、模型、影响因素、具体应用及培养路径等核心问题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为了给教师德育胜任力的培养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高等院校里的教师教育研究者和德育理论研究者应该加大研究力度，组建专业化的研究团队首先攻克这些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endprint

第二，研制适用的教师德育胜任力模型。胜任力模型（competency model）是指担任某一特定的任务角色需要具备的胜任特征的总和，它是针对特定职位的表现要求而组合起来的一组胜任特征 [12 ]。模型构建在教师德育胜任力研究中举足轻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它不仅可以丰富胜任力研究和教师教育研究的学术理论，还可以为教育部门检验教师教育机构的培养质量提供参考，为学校的教师岗位招聘、绩效考核和继续教育培训提供衡量标准，为教师个人的职业规划指明方向，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13 ]。因此，研究者需要以专业化的行动尽快研制出切实可行的教师德育胜任力模型。其主要内容包括胜任力模型的研究方法、各级指标及其划分标准、信效度检验、测评流程和具体应用等。此外，研究者还要在参考通用胜任力模型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学校的教师德育胜任力模型进行分门别类的细化研究，更要结合时代背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教师德育胜任力模型，以增强其灵活性和适用性。

3. 鼓励教师间协同开展德育工作，多途径提升教师数据素养

相比于教育部门和研究者这两大主体而言，各级各类学校与教师的联系更为天然和紧密，理应在教师德育胜任力的培养中承担起直接责任。学校只有建立和培养一支数据意识强烈、业务水平精湛、合作机制完善、数据素养优良的师资队伍，才能在大数据时代出色地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第一，鼓励教师间协同开展德育工作。德育工作具有的复杂性、长期性、示范性、生成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已让教师深感德育之难。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更让德育的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德育的时空环境今非昔比，德育对象的道德需求多元易变，就连德育的开展方式也将从传统的经验主义走向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教师若想制定出符合学生品德发展而又深受学生喜爱的德育方案，就需要广泛搜集和分析能够反映学生思想动态、价值观念、情绪变化和行为倾向的数据。这个过程涉及到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清洗、数据共享、数据分析和数据预测等多个环节。很显然教师个人难以胜任这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德育方式。所以，在大数据时代，学校应该鼓励教师间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开展德育工作，在发挥教师个人经验和创造力优势的基础上，寻求与其他教师的合作。具体而言，学校应该尽快成立学生道德发展协同服务中心和大数据驱动下的德育教联网，选聘具有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和计算机等学科背景的教師组建工作坊（workshop），以集体的智慧共同面对德育问题的挑战。

第二，多途径提升教师数据素养。在大数据时代，教师的德育胜任力除了要包括传统的德育素养外，还应将数据素养纳入其中。数据素养不仅关系到教师个人的专业发展和职业生存，也影响着学校德育实效的提高。学校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帮助教师成为“数据脱盲者”（data literate）：首先，在教师招聘条件中明确提出对数据素养的相关要求，以便从源头上保证教师的德育胜任力。其次，对拟聘用的教师进行集中的职前培训，课程设计应尽可能覆盖数据素养的各个方面，即数据意识、数据知识、数据技能和数据伦理。而且，培训结束时还要对拟聘教师的数据素养进行考核，未达要求者需重新接受培训。最后，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为在职教师开展专题讲座，并鼓励和支持在职教师外出交流学习和继续深造。总之，学校应该主动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校本培养模式来提升教师的数据素养。

4. 树立和强化“数据育德”意识，提高自身的慎独能力和道德修养

教师是学校德育工作的直接实施者，不仅在学生的道德成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在自己的德育胜任力培养中承担着不容推卸的责任。而且，教师自身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是关系到其他主体的努力能否产生实效的决定因素。为此，每位教师都应将自己视为提升德育胜任力的主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出应有努力。

第一，树立和强化“数据育德”的意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教师只有充分而正确地认识了大数据在学校德育中的应用价值及其限度，才能在实践中采取果敢而慎重的行动。一方面，教师要以自信的姿态接纳大数据，不能因为大数据是勃兴的新鲜事物而产生心理拒斥或技术恐慌。尽管大数据在德育中的价值和功能还未完全显现，其具体应用也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但教师“要消除思想障碍和心理畏惧，树立主动挖掘数据的隐藏价值并服务于教育教学的思维和意识” [1 ]。当遇到德育难题时，教师应摆脱习惯性的经验思维，尝试从数据的视角打开德育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教师也要以审慎的态度看待大数据，既肯定它对学校德育改革创新与转型发展可能带来的巨大契机，也要警惕大数据德育应用的诸多弊端和伦理风险，如品德监测侵犯学生隐私、过往数据束缚学生发展、概率预测剥夺学生道德选择自由，等等。质言之，乐观而谨慎的态度是教师对待大数据在学校德育应用中所应持有的理性态度。

第二，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慎独能力。大数据时代的预言者舍恩伯格教授指出，大数据正在催生一个零隐私的“数字圆形监狱”——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将被存储在数字化记忆中，大数据强大的关联分析和交叉检验功能几乎使任何人的行为踪迹都无所遁形，“全民监控”已成为现实生存境遇的构成性要素。因此，我们必须好好表现，即便没有被人监视 [14 ]。教师作为学生道德成长的示范者，更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除了在学生面前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之外，更要在“至微至隐”、“幽隐细微”处谨慎不苟、自律不怠。一个道德高尚、举止优雅、人格健全的教师，其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德育风景，一种看似无形而力量无穷的德育资源，会在不知不觉中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反之，如果教师言行相悖、表里不一，在学生面前和私底下表现出双重人格，其数字足迹一旦为学生挖掘所知，那么不仅先前的教育努力付诸东流，教师在学生心中的威信和地位不断式微，更会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之后的德育努力就注定摆脱不了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尴尬局面，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参考文献：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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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檀传宝.再论“教师德育专业化”[J].教育研究，2012（10）：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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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郭春才.信息化教育环境下教师胜任力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2（9）：65-69.

[14]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袁 杰，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8.

Abstract：The arrival of big data era makes new demands on teachers competency of moral education，not only its connotation should be redefined，but also it faces with the times request，namely the thinking of moral education needs to be transited from empirical to numerical，the focus of moral education needs to be transited from collective to individual，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needs to be transited from traditional quality to data literacy.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moral education competency needs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and various measures. Education department should adjust teachers professional standard and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and reform the training model and curriculum system. Scholars should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set up an applicable competency model. Schools should encourage teachers collaborative work and enhance their data literacy. Teachers should heighten the awareness of“implementing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big data”and raise the ability of self-restraint.

Key words：big data era；the competency of teachers moral education；transition；the path of cultivation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