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五味杂陈，甜为首

胡同情

白鸽

教子胡同31号大杂院，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我属于绝对的胡同串子。住大杂院其实没什么隐私的，因为隔音不好，谁家吵架了，邻居都得过去帮着劝两句。不过住大杂院也有好处，就是可以四处蹭饭，院里的小朋友基本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一个院子里十几户人家，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家做饭借个油盐酱醋，那是太正常不过了。那会儿谁家都不锁门，出去时候和隔壁大爷大妈打个招呼，大家便心领神会了。那时候的邻里关系，真的好像一家人。特别是谁家里面遇到事情，绝对是八方支援。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走丢过一回。平常跟着我妈去上班，结果那天没带我，我就趁我爸没睡醒，蹑手蹑脚偷溜了出去，想坐车去单位找我妈，结果走到虎坊桥就迷路了，后面的事情记不清了。据大杂院的爷爷奶奶说，当时我遇上了两个农村妇女想把我带走，幸好被大街上巡逻的民警给拦了下来，盘问了两句。后来民警问我住哪儿，想把我送回家，我支支吾吾又说不清楚自己住什么地方，就在这时碰见了蹬着自行车前来寻我的街坊，就这么着安全回了家。后来听我爸说，当时全院子的人都出动了，大家分头行动，满世界地找我。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大杂院最特别的地方——邻里情。

小时候，最喜欢胡同里的夏天。从树荫下面架个折叠床，躺上面睡个午觉，嘿！别提多舒坦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哈根达斯、星巴克，就喜欢穿个跨栏背心，然后蹲院子里啃两口西瓜，满足的不得了。那时候也没有热水器，都是太阳能的，家家房顶上都有一个黑黑的水袋，晒一天晚上就可以冲个热水澡了。最幸福的一点就是，胡同里有很多同学，因为大家都是就近上学，5分钟的路程能找出十几个我们班的，所以大家感情也特别好，放学就凑到一起嬉闹，就这样一起玩到了小学毕业。

题图/毕明

上了中学，教子胡同的平房拆了，我便搬到了炒豆胡同77号的僧王府。炒豆胡同位于南锣鼓巷，那时候胡同里可没有酒吧、咖啡馆，更没有老外。西边胡同口是公共厕所，对面是修自行车的，每天总是围着一群大老爷们，不是下棋就是聊国家大事。记得第一次邀请同学去家里做客，便闹了笑话。原来，我把“炒”豆胡同念成了“沙”豆胡同，把“僧”王府念成了“曾”王府。这也成为了我中学时代的最大“污点”，至今每每同学聚会，大家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这件事翻出来说上两句，哈哈。

虽然都是在胡同，可僧王府和大杂院又不一样了，虽然算不上标准的四合院，但保存得也是相对完整，现在已经被列为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生第一次看见明星，就是在炒豆胡同77号的院子里。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1年的冬天，高希希执导，陈建斌、徐帆主演的《结婚十年》来我们院拍摄了好几场戏，说是剧情需要一个老北京四合院的场景。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妈跟我说，冯小刚来了，让我去排队要个签名。结果当时我胆小儿，又不好意思承认不敢去，就找了个借口说出去跑个步，大冬天在外面溜达了40分钟才回家。后来我妈找不着我，只好自己去要了签名。那个笔记本我也保留至今，上面除了有高希希、徐帆、陈建斌的签名，还有当时来客串演出的金雅琴老师的签名。说来也巧，若干年后，我居然当了记者，前些年还去金雅琴老师家中采访，才又把那个本子翻出来。这些回忆对于来说都非常宝贵，无论是北城的四合院，还是南城的大杂院，都透着浓浓的人情味儿。

大杂院奏鸣曲

李雄峰

人上了些岁数，就爱回忆从前，而从降生就开始的十多年的大杂院生活，则是孩提时代印象中最深的。如今，大杂院不在了，大杂院里住着的老邻居，有些也不在了。可那样的日子，永远地印在心底了。就像是一首奏鸣曲，在脑海中久久地回响。

大杂院后排房住着王爷爷和王奶奶老两口，在我幼小的记忆力里，老爷子弹得一手好月琴。大杂院里双职工家庭居多，所以，各家各户的大人们下班回来，再起火做饭，天色已经渐晚了。那会儿，夏天经常可以看到天上红彤彤的晚霞，秋凉之后，天黑的早了，能看到天上亮晶晶的星星。这时候，一缕缕的炊烟从各家门口搭建的小厨房里升起，王奶奶乐呵呵地给老伴儿和下班回来的俩儿子做着饭。而此时，王爷爷戴上他的花边腿儿的老花镜，小竹椅子往当院儿一码，一坐，抱起他那把被抚摸得发亮的月琴，眯缝着眼睛，随性地从脑子里一段乐曲，异常陶醉地弹奏了起来。此时，幽蓝的淡淡的夜幕中，袅袅升起的炊烟像是飘荡在空中的五线谱，而隐约明灭的星星则成了那线谱上的音符，优美的乐曲在小院儿中回荡……

勇哥一家紧挨着我家，勇哥从小就是我们这个院子里的孩子头儿，机灵聪明的他带着十几家的大小孩子可能折腾了。可是，勇哥的爸爸庞叔怕他捅娄子，就想让他好好在家待着，而为了拴住他，庞叔让勇哥学拉手风琴。可庞叔太急于求成，这让勇哥在最开始学琴的时候，没少挨打。打得勇哥怕了，拼了命的苦练。要说勇哥这聪明劲真不是盖的，没过多久，很多首曲子就都熟练掌握了。可男孩子就是贪玩，每天放学规定练两个小时手风琴的，勇哥半小时就结束了，于是就想着玩，可又害怕被庞叔发现偷懒挨打，便央告我妈：“阿姨，我想玩会儿，您在门口边做饭边帮我放哨吧——等我爸一进院，你就大声跟他大声招呼，我听见后马上练琴。”我妈着实不愿意老看见庞叔揍勇哥，就答应了。从那以后，勇哥只要一听到我妈笑呵呵地高声喊道：“老庞，下班啦？”过不了半分钟，什么《喀秋莎》、《马刀舞曲》、《游击队之歌》等等的曲子，全都欢快地从我家隔壁流出。作为勇哥的“跟屁虫儿”之一的我，就像是打了个胜仗一样开心。

而住在小院儿尽里头的鲍叔则是十足的京剧票友，隔三差五地给邻居们送票，请大家去看京戏。其实，不管什么戏，鲍叔的角色只有一个——龙套，但台上的他异常的投入。也难怪，鲍叔没事就在家里带着身段咿咿呀呀地开唱了，其实，在我那会儿的印象中，鲍叔的唱功跟台上那些角儿也差不了太多。而鲍叔也特自信，“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能唱上主角儿。”鲍叔的独角戏，一直让我们听到了大杂院儿拆迁……

怀念大杂院里的奏鸣曲，怀念大杂院上空飘荡的亮晶晶的音符……

大杂院里的尊称“您”

常江

北京大杂院里把老北京的语言、礼节、吃食、社交等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语言更有特点，院儿里的人们不管对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都喜欢尊称对方“您”，让人听起来总有一种亲切感，邻里街坊们发自内心的相互帮衬也真实地应了那句话“远亲不如近邻”。

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曾说：“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魂是四合院。四合院一般是一户一院，但也有多户合住一座四合院的情况，多为贫困人家，称为‘大杂院’。大杂院的温馨是许多老北京居民无法忘记的情怀”。我喜欢大杂院里的氛围，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到放寒暑假，都会迫不及待地去亲戚家的大杂院里过，他们家的大杂院里，街坊邻居特别多，院里成群的孩子们都差不多大，能玩得到一块。到现在，我都能叫出他们的小名，相互之间都盼着能聚在一起玩儿。要是少了谁，我们就会不厌其烦地找他家的大人问他为什么还不来。假期里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有趣，白天，小伙伴们扇烟盒、弹玻璃球、窝弹弓、逮蜻蜓、推铁环；晚上，逮蛐蛐、斗蛐蛐，去路灯下抓小虫，喂小鸡。到了饭点儿，大人们就亮开嗓子招呼自己的孩子回家吃饭，于是乎，小伙伴们就会被最热情的家长招呼到家里去吃饭。虽然，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好吃的，但是，大家挤挤插插的在一起吃，总觉得那么香。回家后，舅妈说：“又到人家蹭饭去了啦，给你做了好吃的白做，饭都是别人家的香”。

我记忆中的四合院大多是几个家庭住在一起的，遇到刮风下雨时，在收回自家晾晒衣服被褥的同时，一定要大声提醒：下雨喽，谁家的衣服被子还没收?邻居会立马跑出来收收衣服，嘴里还要说着“谢谢您”。如果邻居不在家，大伙看到还会自觉地帮着收一下。这样随意的举手之劳，往往会极大地密切邻里关系。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不要独自长时间占用水龙头，以免影响邻居用水，更不能在水龙头处倾倒、冲洗粪便或其他污秽物，否则一定会让人嫌，讨人骂；孩子之间打架，首先要教育批评自己的孩子，更不能“护犊子”。还要注意邻里街坊的隐私，不能在邻居门前窗下乘凉闲坐；如果院子里有人上夜班休息，或者邻居孩子准备中考、高考复习功课，一定不要肆意喧哗。如果邻居不在家，但邻居的亲戚朋友来访，要视情况接待。如果是邻居的老人来了，一定要主动热情，可先让到自己家中，沏个茶倒个水什么的。而夜晚的大杂院里会传出邻居们的聊天声和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各种节目的声音，随着大院落门闩的声音而归于沉寂。

说起来，这些在四合院里发生的故事也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但大杂院里的邻里街坊之间那种和谐的关系，总让人向往，也让人倍感温馨。大杂院里的生活留下的是老北京那个年代的符号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咱也住过大杂院

毕明

在北京一提起大杂院，自然是老北京人对它最有感情，要不然，那著名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咋被现在的老北京原住民亲切地称作“北京最后的大杂院”呢，那可是神圣的“工体”啊，北京球迷的青春与辉煌都在那里被见证过。由此可见，老北京人对大杂院的那份骨子里迸发出来的“爱恨情仇”并非如今的新北京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较早北漂一族的其中一员，我当然也逃不脱大杂院的这段人生阅历。那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与一位心爱的北京姑娘结婚了，当然就是现在的老婆大人。我们在岳父母家附近租住了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近20平米的平房，潦草地收拾了一下就搬了进去。邻居大爷大妈和岳父母都是老街坊，平日对我们两口子也很是照顾。这个大杂院还住着其他几家老北京人和外地打工者，有中年夫妇带一女儿的，有退休的化学老师老两口，还有一位画国画的老太太，当然也免不了还有一家拉扯着两个小孩子开裁缝铺的外地夫妇。

这个大杂院的院子已经被后来各家搭建的小棚子挤占的没有什么富余空间，曲里拐弯的通道胡乱地切割着本就不大的院落，让人想起了焦庄户的地道，只不过这里在地面，而非地下坑道。院中无树无花，想必以前是有的。儿子在这里出生，跟邻居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很熟，他们没事就逗他，开心的日子很多，糟心的日子当然也有。

街坊大妈一日在院子中大声嚷嚷，说自己小煤棚子里的蜂窝煤突然少了十块，声称街里街坊的，先吱一声拿去先用，等有了再还；没有煤了，只要打声招呼也不是什么大事。这顿嚷嚷无疑像是捅了马蜂窝，院子里的邻居都说没拿，自家有煤啊。即便没有，向您大妈借几块，您还能不答应。当然只有外地裁缝一家没人出来没人吱声，于是大家纷纷开始猜测，认定没准就是他们家拿的。于是那几天，明显可以感觉到全院的人都开始冷对裁缝夫妇二人。直到有一天，街坊大妈再次主动说起这件事才知道，敢情那十块蜂窝煤是她住在外面的儿子回来拿走的接个短，碰巧那天大爷大妈都不在家，也没有邻居看见。这事儿让街坊大妈好一顿对邻居们表示歉意，说自己没调查清楚瞎嚷嚷，对不住大家。至此以后，院内院外找裁缝夫妇做衣服的人比以往多了不少，包括街坊大妈的夏季花褂子都是裁缝夫妇免费给做的，当然裁缝夫妇也收到了街坊大妈的免费饺子。没过几天，一进胡同就可以听到大杂院里传来的朗朗笑声。

当然在大杂院里我也遇见过倒霉的事情，自己新买没多久的永久26自行车刚停在山墙边不到15分钟就杳无踪影，真的没有找回来。那时胡同里还没有安装治安摄像头，这似乎印证了那时北京人流传的民间调侃——没丢过自行车的北京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北京人。这不免言过其实，但在我身上确实发生过。我就很郁闷：咱可不是北京人啊……

再后来，北京楼市大火了，我也搬出了那个大杂院。如今大杂院依然在，只是住在那里的人都不认识了，只是大杂院中的杂物越来越多，也不知道都是干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