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奚浦

北京胡同里的大杂院

文/奚浦

历史上，北京城里的人大多是居住在胡同里的，除了帝王，王公大臣均居住在胡同里的王府或四合院里，一些知识分子如谭嗣同、齐白石、老舍、鲁迅、林语堂等更不要说了。胡同的出现，要追溯到在大都（北京）建都的元世祖忽必烈，在规划与建设大都时，他颁发命令，赐予大臣和贵族每户8亩方方正正的土地建房，即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的平房形成的一个封闭格局的院落，供一家人居住，四合院由此成为北京住房的基本模式。当一排排四合院建成后，留出的通道便成为了胡同。在北京解放初期，北京的胡同竟多达七千多条。

20世纪50年代以后，北京城人口逐年增多，独门独户的四合院抵挡不住人口的蔓延和渗透，原来宽阔的花园被分割成一家家的“领地”，盖起了形形色色大小各异高矮不等的自建房。特别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自建房如雨后春笋般占领了四合院所有的空地。四合院里挤进了几家、十几家甚至几十家住户，就连曾经的王府也随处是违章加盖的房舍，其中孚王府成了300多户家庭的民居，就像昔日香港九龙寨城的大杂院。那时候，住单元楼的人们是很“牛”的，习惯把住在大杂院里的人叫作小市民。

“文革”以后，大杂院成为北京房屋的主体，四合院慢慢就没了“形儿”。大杂院成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聚居之地，住户来自天南地北，职业各不相同，性情千差万别，学识互有长短，品格自有高下，他们收入微薄，几乎都是城市最底层的人群。院落是公共的，水龙头是公共的，厕所被盖在胡同里，也是公共的。基础设施的简陋带来了生存竞争的严酷。大杂院里堆放着大白菜、蜂窝煤、砖块瓦片，窗台上摆放着鞋子、花盆。大杂院的声音和气息能够穿透空气，谁家在炖排骨，那香味儿一个院子都能闻见，大杂院里的人呼出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有蒜味、辣椒味、醋味、酱油味。与住楼房的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氛围不同，大杂院的人普遍注意邻里关系，这是世代浸染的儒家文化培养了人们温和善良、谦让恭谨的品格，公共空间也为人们提供了沟通交流、消除隔阂的场所，形成温馨和谐的气氛。大杂院里，几个孩子在一块儿能玩一下午。大杂院里，一到过年过节，各家互相走动，拜年的、送好吃的，即使真正的亲戚都做不到。大杂院里，人们就像一家人，谁家办事，娶媳妇、嫁闺女，忙的可不只是本家主儿，街坊都跟着忙。

大杂院里，平民百姓演绎着平静从容、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即使在身处困窘时，也没有人自暴自弃、自轻自贱，而在挣扎着寻求做人的“体面”和尊严。但是这种“挣扎”又是阿Q式的，就是伴随着北京土话的插科打诨，用对人对己的善意嘲讽消解生活的不足。大杂院里无法实现“天棚、鱼缸、石榴树”的精致富足，就在屋檐下用破脸盆种上五颜六色的“死不了”。春天摘香椿芽，夏天栽草茉莉，秋天打枣，平时养猫遛鸟逗蛐蛐，喝茶下棋扭秧歌，老祖宗留下的乐观心态和悠闲气度，是这里的人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法宝。

随着社会发展，大杂院的居住方式终究是会消失的，但曾经在由杂院体现的“老北京”的风俗人情会不会也一起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