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欣晗

摘要：

湖湘诗媛在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浸润中，培育以家族、姻亲、地缘为核心的女性诗学文化圈，不仅承传了深厚的屈骚传统，而且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异乎寻常的坚贞之德与卓越的性别识见，呈现独具地域特征的文化品格，成为湖湘文化的有机组成。

关键词：湖湘诗媛；文化品格 ；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

道光十四年（1834），毛国姬有感于前人“于湘兰沅芷，采撷寥寥”，“欲使湖湘近时吾属之颂椒咏絮者，不至湮没”①，乃用心辑录《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十二卷，共收录湖南籍诗媛131家，诗作近2000首，成为收录湖湘诗媛作品最多的一部诗歌总集。湖湘诗媛在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浸润中培育出以家族、姻亲、地缘为纽带的女性诗学文化圈，承传悲慨激越的屈骚之风时，还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守凄婉多情的贞烈之德、具先知先觉的性别识见等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品格，成为湖湘文化的有机组成。

一、贞烈之德与凄婉之音的绵延

从远古时起，湘女多贞烈。据晋代张华《博物志》卷八记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舜帝二妃娥皇、女英闻帝崩而痛绝于君山的传说凄美而神圣。斑竹、湘妃、湘灵更成为坚贞爱情的文化符号，为湖湘文化涂抹上“贞烈”这一凄婉底色。

正如君山二妃墓对联所云：“君妃二魄芳千古，山竹诸斑泪一人。”湘女多情而贞烈的文化品格就在如此独特文化的源頭中丰润起来，生守死殉者比比皆是。或未字而守节，如益阳郭氏；或为乱兵所掠，誓死不从，如王素音；或因丈夫远戍而独守空房，如胡安与李源；更多女性年轻守寡，如吴竹邻、覃树英、车梦余、长沙荣氏、郭步韫、郭友兰、王慈云、周诒蘩、周翼杶、李星池、杨书兰、杨书蕙、郭筠、黄婉璚等均早寡，年轻者仅十六岁。更为震撼的是，不少女性选择了死殉，如杜湘娥、益阳陈氏、李玉容、江峰青、成达娥、邵阳尹氏、长沙黄氏、丁玉蟾、何慧生等，均以非常手段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能诗女性将各自的清操劲节见于咏言，就有了诸多绝命诗、孀居诗、悼亡诗、闺怨诗，悲惋之音不绝。杜湘娥之诗事在《明诗综》《武冈州志》《辰州府志》《长沙府志》等书中均有记载，其《绝命诗》曰：“远涉风涛谁是伴，深深遥祝两灵妃。”②表白自己是湘妃同道中人。李玉容《哭外》曰：“斑竹有痕俱是泪，令人千载仰灵妃。”③也以斑竹与灵妃支撑自己的信念。毛国姬评其《悼别十二首》曰：“其悼别诸作，哀激回飙，如闻呜咽，则九歌之遗响也。”④她们均以湘妃的殉情为榜样，“但得清名在，红颜何足悲。”⑤追求节烈清名而不惜生命，壮烈而悲惋。

如钱衡龄《孀居感赋》所云：“凄凉冷月荒山冢，寂寞残灯独坐人。”⑥孀居者不仅要忍受寂寞孤独的情感折磨，还需面对生活难以为继的窘况。当她们在以十指谋稻梁的艰辛生活中寻找心灵慰借时，如周寿龄《冬夜》所云：“三更漏冻人声静，惟有诗书慰寂寥。”⑦诗文成为不离不弃的知己。

女性贞烈之风与主流社会的推波助澜紧密相关。宋盛慎《归宁日题〈姜烈女传〉后》的写作原因是家人“示我奇文传烈妇”。石承楣《读吕新吾先生〈闺范〉题词》洋洋大观共138首，与吕新吾细致入微地宣传女性德行紧密相关。直到清末，毛国姬选辑《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时，“意在激扬表著，有关节义者必收入，期有合女史之箴，无失性情之正。”激扬节义，足见扎根湖湘之深。

二、屈骚之风与悲慨之气的氤氲

“自来香草偏因地，闻讯湘沅说美人。”⑧屈原以“香草美人”传统树立起来的屈骚精神是湘楚文化的精髓。正如黄侃为民国诗媛陈家庆《碧湘阁集题辞》所写：“兰芷芬芳自古今，湘流渺渺洞庭深。”⑨兰芷芬芳的屈骚传统如渺渺湘水、茫茫洞庭氤氲着这方诗媛，无论是诗歌意象的传承、语体特征的表达、还是人格精神的砥砺。

于是，香草、湘灵、湘妃、兰花、斑竹、楚辞等屈骚特有意象成为频繁借用的情感寄托物，如：

斑竹有痕多是泪，布帆无恙一开颜。（左寿贞《舟过君山大风》）

伤心诉灵瑟，余韵咽湘波。（刘照《题〈清湘楼诗钞〉》）

丛绿萧骚斑竹暗，雨声多处吊湘君。（黄婉璚《湘江夜雨》）

骚体诗歌的标志性特征是“兮”字句与楚语声韵，湖湘诗媛自觉学习这一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语体形式。李湘鸾《闺怨杂拟》四首均为骚体，诗句如：“秋风瑟瑟兮秋色苍凉，长笛一声兮独夜神伤。”“落叶萧萧兮梦难成，托柔翰兮宿离情。”⑩作者用了秋风、秋水、落叶、美人等与楚骚体诗歌相同意象来表达悲秋情绪，四首均为“兮”字句。又如罗金淑《霜叶黄》：“西风飒飒兮秋气深，万木萧萧兮霜露清。浮云亘天兮黄叶满林，羁人怀土兮闻暮砧。”B11也以“兮”字诗诉说悲秋之情。

最令人感慨唏嘘的是屈骚中那份忧时爱国的慷慨之气与壮志未酬的悲怨之情。屈原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奠定了湖湘文化忧时悲慨、以死明志的爱国之基。湖湘诗媛自觉将之融入女性诗学血脉中。周诒蘩、李楣、郭筠、何慧生、唐群英、张默群等人多叙写社会现实、反映战乱，抒发爱国忧国情怀，慷慨悲壮，意气昂扬。如经历了咸丰之乱的周书兰《贼退喜次商农表弟》曰：“烽火销尽楚江东，却后仓皇感慨同。喜与阿连同酌酒，新诗犹带杀声雄。”诗人欣喜于烽烟已尽，田园恢复宁静，为了庆祝胜利，与兄弟举杯同庆胜利时犹带有杀敌雄风。郭筠诗歌对当时国家所发生的大事几乎都有反映，如《阅申报有感》：“汉使乘槎解组归，忧国忧民壮心违。烽烟未烬徒申约，划界难清已失几。杜老酸吟聊志慨，贾生垂涕事应非。和戎稍喜边防弛，海宇何时泯祸机。”诗人以杜甫、贾谊的忧国忧民为榜样，仅从“忧国忧民壮心违”一句就可以感受女诗人深深的壮志未酬之憾。

三、湖湘之学与经世之用的取向

南宋时期，湖湘学者开创了具有地域性的湖湘学派。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和重践履的经世务实学风是湖湘学派的主要特征。B12湖湘诗媛也传承了这种学风。endprint

经世务实学风直接影响了湖湘诗媛的诗学观与诗风。明显不同于其他地域诗媛的是，她们很少有自贬、自毁、自匿的写作行为。戴珊云：“德以身为基，学以固为本。妇职司中馈，读书亦何损。……君莫泣牛衣，书中有华衮。”B13她们认同才德兼备的女性才能更好履行人生职责，因此，女性读书写作应该被认可。“平生几得惊人句，一代谁传后世名。”B14湘媛们非常珍惜得之不易的诗句，希望能流名于世，几乎没有诸如“焚余”之类的诗作与诗集出现。在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清代诗媛使用以“红余”“织余”“纺余”“爨余”等名集者有数十部之多。

湖湘理学还影响着湘媛的创作题材，咏史诗、农事诗、时政诗的创作倾向与学问化、经世务实理念紧密相关，咏史怀古一直是考验诗人学识的重要诗题。郭佩兰、周诒端、周翼杶、李星池、李楣、杨书蕙、刘鉴等人的诗歌大多意境阔大，气势雄浑，很有须眉气象。周诒端诗集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咏史怀古诗，多达五十余首，分咏自秦始皇到南宋的五十位著名历史人物，足见作者博通今古的学识。从戴珊《读史》得知，她从战国时期的《荆轲传》一直读到南明王朝的秦淮八艳传文，并用诗歌来抒写自己所得。诗媛们史识越多，史胆就越壮，风云变幻的历史在她们笔下鲜活演绎。如吴家楣《赤壁怀古》：“江涛浩浩乱风秋，吊古来从野鹤游。……豚二自合嗤刘表，虎子还应笑仲谋。烽火未消降表出，只今巉壁使人愁。”B15面对赤壁的浩浩江涛，笔端描画当年的英雄人物如何翻云覆雨时，对风云人物刘表与孙权尽情嘲笑。罗金淑《杨妃》则曰：“异志胡儿久酿成，江山岂必美人倾。六军尽乞红颜死，敢向君王怨薄情。”B16批驳世人常说的红颜祸国论，指出正是君王的薄情与六军的误识造成了杨妃的薄命。

与大多田园诗借以表达高洁隐逸情怀不同的是，“结庐依山泽”的湖湘诗媛心系田园，书写闲适而真实的农家生活。刘松涛《江村》《村居》《家居》《幽居》无不洋溢着浓浓的田家风致而又“寓情闲逸，发音温雅”B17。如《江村》云：“芳草绿铺茵，槐阴接四邻。柴扉临苇岸，鱼鸟自亲人。”B18芳草与槐荫铺就了满村的绿意，临苇而建的柴扉前，飞鸟与游鱼成为亲密的伙伴，一幅水乡渔村恬淡自然景象跃然笔端。这是农村生活清苦的真实再现，也是诗人清贫雅致的生活情趣的诗意表达。

湖湘诗媛秉承务实济世之心，颇多关注时政，李楣、宋盛慎、周挈、凌兴凤等均有不俗表现。李楣《望岁行》曰：“年年春浪泻江渎，漫入农田漂嘉谷。哀鸿嗷嗷靡所依，悬耜嗟叹空仰屋。四方谋食苦流离，异国何时复邦族？诗歌直接抒写当时的湖湘景况：每年春天洪水漫漫，农田被淹，哀鸿遍野，百姓无所依靠，所以诗人期盼寰海清平，百姓安居乐业。宋盛慎《闵旱》详细描述了旱魃为虐给农村带来的残酷景象：“嘉禾方苞槁将死，瓜圃蔬畦焦欲然。”B19就连蜴蜥、蚰蜒等动物也改变了习性：“蜴蜥入瓮久遭絷，蚰蜒粘壁无余涎。”诗人与望雨欲穿的农民一样焦心，“朝朝披发拜木偶，夜夜布席占金钱”。用农家特有的方式如拜木偶、占卜等祈祷上天普降甘霖。周挈《田家杂诗》六首诗中，有“鸡犬嬉道傍，牛羊杂川谷”的田家物华，有“日夕饷馌还，缫车终夜声”的农事辛苦，还有“但求四体蔽，宁复求余嬴”“溪流濯足归，一饱愿已足”的平和心态，可谓田家知音，表现出诗人以农耕为本的民本思想，受到名家好评：“《田家》诸作，尤不似闺阁中语。”B20

湖湘诗媛甘当贤内助，在相夫教子中既能分忧，又能在精神上进行鼓励与督促，成就了不少湖湘名人。劳文桂《夜纺听外子读书》云：“诗书君自勉，盐米妾能愁。”B21鼓励丈夫安心诗书，至于家庭所需的柴米油盐之张罗则留给自己去应付。周氏姐妹的助夫进学更被传为嘉话。晚清名臣左宗棠妻周诒端《秋夜偶书寄外》云：“书生报国心长在，未应渔樵了此生。”力劝丈夫左宗棠不要放弃功名之念，不能以渔樵身份了此一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张声玠妻周诒蘩《赠外》曰： “不须泪落穷途辙，何必门多长者车。偕隐纵无三亩地，谋生幸有一囊书。檐喧燕雀春初老，径掩蓬蒿意自如。惟念白头慈母德，雄心未敢付樵渔。”前四句是在显示诗人的淡泊名利及归隐之心，后四句则在尽孝的名义下，力劝张声玠不要轻言归隐而放弃雄心壮志。三举会试不第的左宗棠和七次会试落第的张声玠都是家境清贫且久困科场之人，如果没有妻子的一再支持和劝慰，很难想象他们能否坚持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而周氏姊妹能够常年坚守孤独和操劳，从不动摇丈夫求取功名之心，这种动力恐怕与她们自己对功名的热念有关。

湖湘诗媛也坚持务实的教子成立理念。因为左宗棠长年在外，周诒端把教育儿子们的启蒙教育全部承担起来。“儿甫三岁，即削方寸版书千文，日令识数字，检前人《养正图》为其讲释，坐立倾敧，衣履不整，必呵之。”B22左宗棠给儿子左孝威的书信中言及：“家下事我无心问及，一切有尔母在，谨听教诫。”B23可见周诒端治家有方，取得了左宗棠的全部信任。另有张氏《示儿》曰：“大块光阴须爱惜，休将事业让前贤。”B24以不让前贤的训诫敦促儿子爱惜光阴，努力学习。朱瑞妍《偶成，示持谦持谨两儿》：“会得穷通理，悠然闭草庐。人凭工狡狯，天已定乘除。雪后梅无恙，风前柳自如。绡囊萤火在，莫遣夜光虚。”B25既教育孩子尽人事听天命的穷通之理，表现出通达的人生观，也告诫要脚踏实地，学习车胤囊萤的刻苦精神。

无论是作诗、务农，抑或相夫教子，湖湘诗媛都体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这是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

四、“三缘”之态与性别之识的啟蒙湖湘女性以血缘、姻缘、地缘为基础形成数个闺秀诗群，为女性文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与延续的力量，创造了湖湘文化史上独具性别意味的文化生态。

湖湘女性诗学对家族文化的依赖很大。周际华《麦香山房诗集序》指出：“所谓一人善射，百夫决拾，其观摩者近也。况家传诗教，风雅宜人，有不目染耳濡，相率而起兴者耶？”B26一人导于前，数代继于后，一个家族诗群必须在浓厚的诗学氛围下历经数代发展而成。湘潭郭氏、湘阴李氏、湘潭周氏、湘乡曾氏、宁乡黄氏、长沙李氏与黄氏、杨氏等均风雅满门，形成了数个后先相继或相互交织的家族闺秀诗群，撑起了湖湘女性诗国的大部分天空。endprint

湘潭郭氏乃“名冠湖南的第一大诗媛家族”B27。在嘉庆、咸丰年间，郭氏闺秀四代相继，有诗集《湘潭郭氏闺秀集》行世而“震惊京城”。据编者郭润玉回忆：“吾家诗事以姑祖母为先导，一传而至两姑母，再传而至诸姐妹，皆嗜诗共性成焉者。”B28首开风气者为郭步韫。郭步韫自幼熟读经史，号为女博士，善作诗，早寡后回母家依弟，毕生倾力以诗教侄女和侄孙女，相与讲习唱和，为郭氏闺秀诗群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代闺秀诗人有郭友兰、郭佩兰，是郭步韫的侄女；第三代有郭漱玉、郭润玉、王继藻等。第四代有郭秉慧。正如郭漱玉所记：“自幼兰闺学吟咏，一家机杼度金针。”B29郭氏闺秀诗群延续四代而不衰，与女性长辈的启蒙和熏陶密切相关。湘潭周氏为湖湘第二大诗媛群。《慈云阁诗钞》收录9位家族诗媛诗作，以王慈云为开端、以周诒端为核心，以周诒蘩为最高成就者，也是一部以女性血缘关系为中心的诗文总集。慈云老人出身书香门第，幼时便工诗，有识鉴，丈夫去世后，如左宗棠所言：“自先外舅撒手后，惟课女及诸孙读书史及女工杂作而已。”B30她利用绝大部分闲暇时间来教导后辈。女儿周诒端、周诒蘩、侄女周诒挈、周雅宜、孙女周翼杶、周翼枃，外孙女左孝瑜、左孝琪、左孝琳、左孝瑸均在她的教育下各有成就。湖湘诗媛的家族性特征还颇有特色。诗文集的出版不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中心，将女性诗文集附于男性诗文集之后，而是以女性血缘关系为中心形成文学作品集刊刻，代表了一种新的家族观念的兴起，也折射出清代中后期封建伦理思想出现松动，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女性自主文学意识加强。沈善宝就曾指出湘潭郭润玉辑刻《湘潭郭氏闺秀集》的目的是“以志家学”B31。

“文学世家孕育了女性作家，而文学世家间的联姻更进一步成就了女性文学。”B32湖湘女性文学的发展印证了这点。据考：“湘潭郭氏、周氏、湘阴左氏、李氏、长沙杨氏之间互相联姻。”B33湖南有名的诗媛与闺秀诗群就诞生在这些家族间。首先，联姻造就了不少诗侣，家庭联吟直接奠定了文学世家的基础。湖湘诗侣以郭润玉和李星沅、李楣与何庆涵、黄婉琳与李粲华、金应祯与凌玉垣、罗彦珩与张延珂等为代表。尤以李星沅与郭润玉夫妻唱和最为丰富。郭润玉记曰：“自归石梧，觞咏无虚日，得诗倍夥。”34郭润玉《簪花阁遗稿》收录郭润玉诗歌共43首，附录李星沅诗22首，均为夫妻唱和之作，另合作1首，闺房清课，唱酬之乐占据半数以上。另外，“《梧笙馆联吟》者，即伉俪倡和之什，琴琴之笃可继秦徐。”B35 “长日幽闺无个事，一春诗课是生涯”的夫妻唱和营造了浓厚的家庭诗学环境。另外，有姻亲关系的或娣娰竞爽，或妇姑济美，或姑嫂（堂、表）姐妹联吟，进一步扩大了闺秀诗群。《湘潭郭氏闺秀集》收入了王继藻《敏求斋诗》。王继藻为郭佩兰之女，年少时就与郭氏表姐妹们“雨湖楼上排吟卷，写韵轩中劈彩笺”。婚后又与表姐郭漱玉同在长沙生活，“从此居游共一方，春花秋月待评量。”甚至与表姐夫李星沅的姐姐李星池亦有颇多诗学交流。王继藻有《题李淑仪〈澹香阁诗草〉》6首。李淑仪即李星池。郭氏闺秀与湘阴李氏闺秀之间的诗学交流也非常频繁。李星沅姐姐李星沂、妹妹李星池与郭氏闺秀之间的诗歌唱和不少。李星沂有《消寒词次弟妇笙愉韵》，李星池有《寄怀笙愉嫂》，郭润玉有《和淑仪寄怀原韵》《留别诸小姑》《和淑仪寄韵》《答淑仪妹》等，“文化世族间所构成的姻亲等网络相联，甚至以一家族为母体不断衍展出新的文化望族，正是地域特定的一种文化景观。”B36湘潭郭氏闺秀诗群催生了湘阴李氏、长沙杨氏闺秀诗群，湘潭周氏对湘阴左氏诗群的形成也有直接影响。清代湖湘女性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式成为湖湘文化的一种特定文化景观。

湖湘诗媛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据学者统计，清初至民国时期女作家分布排在前列有：长沙60人，湘潭46人，宁乡24人，善化19人，湘阴17人，衡阳、湘乡11人，衡山10人，醴陵、新化、常德各9人，而慈利、酃县、桃源、保靖、永定、郴县、江华、桂阳、宁远、安化、龙山、黔阳、零陵则各只有1人。B37可见，古代湖湘女作家多集中于长沙、湘潭、宁乡、善化、湘阴、湘乡、衡阳等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且交通便利区域，而湘西、湘南等相对落后偏僻地区就很少甚至没有妇女作家。

综上，以家族为支点、以血缘为纽带、以婚姻缔结为凝结点，湖湘诗媛得以网状式铺展，成为一种牢固并生生不息的结盟，加之师承、社团等多维度的联系，诗媛文化群作为一种特定形式对文学多样化生态形成有效补充。

敢为天下先的湖湘诗媛自然成为性别觉醒的先驱者，在男权文化中建构起自己的性别文化生态。首先，对女性身心被困表示不满。王继藻《述怀酬笙愉姊》曰：“足未逾闺闼，见闻安得广。……虽抱焦桐志，绝无知音赏。”B38诗人对因困于闺闼而见闻不广表示无奈，感慨于女性即便有焦桐之志、高山流水之音，也无知音赏析。李佩琼《归会同留别筼秋筠秋芍云麓娟诸妹》曰：“敢违夫子意，生怨女儿身。”B39远嫁的诗人在留别娘家姐妹时虽有不舍，但夫命难违，只得抱怨给自己带来不自由的女儿身，显然对男尊女卑的家庭伦理颇有微词。其二，对女性才华的不被承认心有郁结。即便诗媛也无法逃脱“蕙心兰质，概与草木同腐”的性别悲剧，所以就有张氏《归庭省亲》的“笔墨纵能齐柳絮，功名终不到钗裙”B40的悲愤、石氏“显扬憾非巾帼事，无瑕誓守摆臂躯”B41的无奈。文廷凤在《寄王小梅》中更是绝望地表示：“近来忏绮语，痴愿学忧婆。”因为无人赏析的寂寞，加之识字忧患始的薄命认知，诗人竟然懺悔自己的诗人身份，决心舍身学佛。可见它已成为女性内心深处永远的痛。第三，寻找卓越的历史女性作为前行的依傍。诗媛试图拨开历史浓雾去重新品味历史，或希望从前辈身上吸取前行的力量，或寻找解决女性困境的办法，或痛斥两性的不对等地位。王璊专为曹大家、上官昭容、昭君、孙夫人、梅妃、琴操、苏蕙、蔡文姬、杨贵妃、卓文君等历史女性题诗。湘潭郭氏诗群成员有同题组诗“咏古十绝”，分咏明妃、杨妃、息妫、飞燕、虞姬、西施、红拂、绿珠、寿阳公主、花蕊夫人等十位知名历史女性，其中不乏超凡的性别认知，如认为明妃和亲“差胜防边十万兵”、虞姬自刎“犹有千秋烈士风”等等，对前辈的赞誉中明显带有诗媛的性别自豪感。戴珊《读史》纵论虞姬、卓文君、潘妃、张丽华、杨玉环、李师师、宋徽钦二帝后、娄妃、秦良玉、秦淮八艳等历史女性时，善用对比手法来突出男女两性的差异，彰显女性独有的风采。如诗句“南朝脂粉足风流，一例降旗出石头”指出南明时期，秦淮名妓个个心忧国事，坚守民族气节，而南京文人如钱谦益之流主动迎降，两性之高下自见。同样，覃树英《题秦良玉像》曰：“英雄更胜男儿胆，绝塞能驱十万兵。”“当时将相知何意，不许凌烟画美人。”控诉统治者对女英雄的偏见，“绝塞能驱十万兵”的秦良玉画像竟然无法进入凌烟阁，不知当时将相（当然是男性）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与目的！同时，诗人还无情嘲讽男性的无能：“岂有兵符到女流，宁南亦是枉封侯。”B42在危难时刻，兵符竟然掌握在一女流手中，这对于一向忌讳女性染指政治、军事的国家文化而言绝对是一个讽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临危受命的女流竟然干得轰轰烈烈，宁南侯也相形见绌了。endprint

湖湘诗媛或得江山之助，或仗性别之慧，或依千古之鉴，或仰性灵之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据沈善宝《名媛诗话》所录，清代湖湘诗媛多达29人，仅次于江、浙、皖三省，在各省中排名第四。B43她们在诗文中所传达的贞德之音与慷慨之气，诗学传承中所依赖的家族、姻亲、地域因素也是清代女性文学发展的共性。同时，湖湘女性文学地域特征非常明显，浓郁的湖湘风情、悲慨的屈骚情怀、多情而贞烈的女性形象、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等诗学内涵，均与湖湘特定文化底蕴密切相关。总之，清代湖湘诗媛的创作成就与文化品格，不仅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因其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与清代女性诗学的共生性，成为清代女性文学乃至文学史中的特殊组成。

【 注 释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B11B13B14B15B16B17B18B19B21B24B25B28B29B38B39B40B41B42贝京校点：《湖南女士诗钞》，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15、14、11、280、284、116、493、123、235、65、393、71、244、269、269、37、151、18、20、350、414、402、168、17、31、168頁。

B12石明庆：《略论湖湘学派的文学观》，《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B20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78页。

B22B2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院1987年版，第356、16页。

B26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5页。

B27赵志超序，郭力宜：《清代湘潭郭氏诗人作品选编》，岳麓书社2013年版。

B30左孝威辑：《慈云阁诗钞·叙目》，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B31B35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七，清光绪鸿雪楼刻本。

B32李真瑜：《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以明清吴江沈、叶两大文学世家为中心》，《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

B33B37寻霖：《湖南历代妇女著作考》，《图书馆》1998年第2期。

B34郭润玉：《簪花阁诗自序》，《湘潭郭氏闺秀集》，清道光17年（1837）刻本。

B36严迪昌：《“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B43顾敏耀：《清代诗媛的空间分布探析——以沈善宝〈名媛诗话〉为论述场域》，《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论文集刊》2006年第11期。

（编校：余学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