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

【摘要】：中央大学艺术系迁至重庆办学后，并未因为战争改变自己的人才培养方案，其师范性质决定其课程设置是艺术类与教育教学类各占一半。为培养美术干部，发挥艺术的教育和美育作用，通识课程占一定比例。为抗战需要，素描课程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人才培养；素描

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被习惯性称为“中央大学艺术系”，人们往往忽略了其办学的性质和宗旨。其实在1936年，当时的教育学院（1938年前师范学院称作教育学院）艺术科人才培养方案就定位为：甲、培植纯正坚实之艺术基础，以造就自力发挥之艺术专材；乙、养成中学及师范学校之各种艺术师资；丙、养成艺术批评及宣传之人才，以提高社会之艺术风尚，而陶铸优美雄厚之民族性[1]。在这份方案中，艺术系的人才培养目标为艺术专才、中等教育师资和艺术宣传人员，他们应该具备坚实的艺术基础，从事创作、教育和美育工作，这种观点在抗战时期成为艺术界的主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藏身象牙塔进行悠游式创作已为人们抨击，利用专业从事教育与宣传成为艺术家的个人选择和时代要求。

叶浅予1941年在抗建堂作了《抗战美术的新任务》演讲表明了类似的观点：

（一）原则上我们不需要造就“大师”，训练“天才”，而是要新的美术干部，从培养的新干部中建立新的美术教育。（二）养成美术学生能够有正确认识及批判社会人生的能力，打下将来创作的基础。（三）建国工作，必定需要大量美术人才在各种生产部门中服务。今日就该注意到实际上的应用，以备将来的需求。（四）普及国民美术知识，除了给国民多多接触到美术的机会外，提高每个人处理日常生活达到美化的要求，这不是说华丽就是美化，而是要使每个人处理日常生活，做到整洁有条，使每个人在美化当中得到满足和愉快[2]。

不培养大师，而培养社会需要之美术人才，中央大学艺术系开出了下面的专业课程单：风景静物，素描，勾勒，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色彩学，图案，实相摹写，各种临摹，国画概论，书法，篆刻，解剖学，构图，艺术学[3]。从课程内容看，这是一份既重技法训练，又重理论提升的课程，而且是中西融合的课程：来自西方学校教育的课程有风景静物、素描、西方美术史、色彩、解剖等，而各种临摹、国画勾勒、书法、篆刻、鉴赏等课程与传统的中国画教学差不多。作为民国的最高学府，为提高学生素养，中央大学艺术系还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开设了很多非专业课程。

共同必修科目：国文六学分、外文六学分、社会科学十二学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通论任选二种各六学分），自然科学六学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高等数学任选一种），哲学概论六学分，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各六学分，教育概论六学分，教育心理学六学分，中等教育学六学分，普通教学法六学分，专科教材教法研究八学分（各系不同，但均须有此科）。此外，三民主义，体育，军训为当然必修课，不计学分。又各系毕业论文为二学分，教学实习十六学分（临时略有伸缩）[4]。

国文、外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历史等，都占有相当比重。为培育教育师资，学校注重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类课程的开设，大部分的学生将作为中等教育的师资充实到中学或师范中去。当然，也有三民主义、体育、军训、毕业论文、教学实习等课程，与现在的艺术类师范教育差不多。为更好地发挥学生专长和爱好，学校实行学分制，这种借鉴于西方教育的体制一直延用至今。

在低年级课程中，“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得到贯彻。档案显示：一、二年级的课程中，素描占有很大的比重，高年级的主要专业课也有很大比重。为此，艺术系专门申诉了详细理由：唯查素描、油画、国画、风景静物、图案等学科，为艺术学系之主要课目，且需长期训练，始能纯熟，复得实益。……查敝系一、二年级素描每周9小时（半年4.5学分，全年9学分）三年级实像模写及素描、油画每周15小时（半年7.5学分，全年15学分），四、五年级油画及国画每周15小时（半年7.5学分，全年15学分），图案每周3小时（半年3学分，全年6學分），风景静物每周3小时（半年3学分，全年6学分），系依照艺术最低限度之学习时间而支配，否则即失去各科目之意义与作用[5]。依照这个标准，风景静物、图案、国画、实像模写等课程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但倾向于用西方写实法来改造中国画教学的徐悲鸿，对现有的课时及效果充满忧虑，他认为：“两年级严格之素描仅能达到观察描写造物之静态，而捕捉其动态，尚须以积久之功力，方克完成。”他要求学生在学校时打下坚实的基础，掌握造型的方法，要每日勤练，他说：“要立志画一千张素描，一千张是言其多，意在必须在量中要质，其实是越多越好，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最好是经常画，天天画，砍柴还不惜磨刀工，何况是搞艺术”[6]。借鉴西方造型观念，徐悲鸿把素描看作是改造国画的重要途径。在徐悲鸿的思想中，他是警惕天才的，这与传统观念有很大差别。为使学生勤学苦练，徐悲鸿经常亲临其学生吴作人、艾中信、曾宪七等任助教的素描画室指导。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在徐悲鸿等人的坚持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教学形成了重基础、重苦练、重积累，警惕天才的学风，体现了现代教育和大众教育的特征。

在国画教学中，徐悲鸿意欲让他的学生在普学两年素描之后，变更工具，师法造化，从而走向他所标举的“新中国画”创作家之路。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徐悲鸿“鼓励学生们将写实的素描语言和色彩等西方画法与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即毛笔、宣纸和水墨）结合起来进行探索，并且重点把李斛、宗其香两位同学作为进行中西融合试验的重点对象来培养[7]。”李斛因其对形体的敏锐感觉，高超的素描才能得到徐悲鸿赞赏，徐悲鸿有意识地指导他将素描的造型方法融入水墨画中，李斛用这种造型方法在宣纸上创作人物，其写实性的中国人物画新样式收获特别的效果。1946年，徐悲鸿为李斛题词：“中国画向守抽象形式，虽亦作具体描写，究亦不脱图案意味。李斛弟独以水彩画情调写之，为新中国画别开生面。[8]”徐悲鸿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宗其香则尝试用水墨和西画技法表现重庆夜景，作于1944年的《重庆夜景》既有水墨韵味，又有光影效果。

重素描，鼓励形成严整作风，学分制的实行，又充分发展学生个性。抗战时期，中央大学艺术系以实用人才培养为目标，课程开设吸收西方现代教育的优势，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它为“抗战建国”培养了众多人才，保证传统文化和民族血脉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万新华. 也谈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的中国画教学[J].美术与设计，2011（1）：141.

[2]叶浅予.抗战美术的新任务[N]，新蜀报，1941-7-28.

[3]杨玉清.中大指南[M].重庆：南方印书馆，1944：37.

[4]杨玉清.中大指南[M].重庆：南方印书馆，1944：34.

[5] 转引自万新华. 也谈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的中国画教学[J].美术与设计，2011（1）：143.

[6] 艾中信.徐悲鸿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7][8]黄宗贤.大忧患时代的抉择[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248-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