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春

【摘要】：1949年，凌子风和翟强联合导演了《中华女儿》。该片是凌子风的成名作，也是“十七年”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它既是新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故事片，又是东北抗联题材电影的开山之作。它是新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影片，它让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知道了东北抗联英雄的事迹。该片是建国初期生产的电影杰作之一，为新中国电影艺术传统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该片在新中国电影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但是一部壮烈史诗，同时还是一幅幽美画卷。

【关键词】：凌子风；中华女儿；抗联；史诗；画卷

《中华女儿》（东北电影制品厂1949年出品）是凌子风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并因此片一举成名。拍摄中途翟强参加演员排练工作，同为该片导演，并在片中扮演王大队长。该片是新中国最早获得国际荣誉的作品，也是“十七年”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1950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为争取和平自由而斗争奖”。在文化部对1949至1955年间生产的影片进行的优秀影片评选中获得二等奖（1957年颁奖）。它是新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故事片，也是东北抗联题材电影的开山之作，它让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知道了东北抗联的英雄事迹。该片是建国初期生产的电影杰作之一，为新中国电影艺术传统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该片在新中国电影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但是一部壮烈史诗，同时还是一幅幽美画卷。

一、壮烈史诗

《中华女儿》根据《八女投江》的真实故事改编，是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影片之一，也是新中国对“抗日”和“抗联”题材以故事片形式作的第一次经典展示，讲述的是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战争故事，充满了悲壮之美。

一九三六年，东北人民不堪忍受日寇的残暴统治纷纷投奔抗日联军打击日寇。被鬼子烧死了丈夫的胡秀芝为了报仇参加了抗日联军。指导员冷云的丈夫周小队长，在敌后做秘密工作，不幸被捕牺牲。冷云虽然很悲痛，但她仍然刚毅地接受了炸毁敌人军车的任务。在他们完成任务回来的路上，发现大批敌人正向抗联大队驻地奔去。冷云一面派人给大队送信，一面率领十几名战士把敌人引到牡丹江边。在战斗中，许多战士牺牲了，最后只剩下冷云、胡秀芝等八个女战士，她们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视死如归地投入江中。

苏联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把影片带到苏联并译制成俄文版向苏联观众放映，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凌子风在苏联访问期间曾与苏联观众一起观看此片，并认为译制后的俄文版被剪辑得更加紧凑了。

《中华女儿》还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放映过。抗美援朝期间，凌子风和刘白羽、郑律成、李瑛等人去过朝鲜。他们拜访过朝鲜劳动党中央、朝鲜人民军总部、志愿军作战总指挥部等。在美军轰炸机在附近滥肆轰炸的情形下，凌子风和朝鲜人民在一间草房里观看了《中华女儿》。“他们那么同情、热爱影片中的主角胡秀芝，他们看到影片中有朝鲜人和中国人一起战斗，发出一片欢悦的议论，有时看着看着还骂起来或鼓起掌来……我拍了不少影片，也经常和观众一起观看，但只有这一次，可以说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是在战争的情境下和那样的观众在一起！”[1]

关于这部影片，先看一段前苏联电影工作者的评论：

“这里一切都是很自然的、纯朴的，到处可以看到真理的伟大。虽然片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与日本侵略者战斗的严重岁月里所体验的许多艰难、困苦、贫穷，可是《中华女儿》这部影片，以乐观、信心、坚强意志等感觉，鼓舞人民走向胜利。在布拉格国际电影节影片竞赛会上，它获得了‘争取自由斗争奖。那些为了拯救和复兴民族而树立不朽功绩的中国儿女的光辉名字，将永远留在全世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记忆里。”[2]

再看一则中国影评：

“我含着热泪，一气看完了‘中华女儿——这部血泪织成的史诗，这部人民英雄的壮迹！”“‘中华女儿，是千万优秀的中华女儿的一个镜头，它告诉我们：优秀的妇女同胞，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自己的幸福与自由，是怎样的与男同胞一样的跋涉着艰辛的革命道路。这部血泪的史诗，就是在歌颂着中华祖国的儿女们那种忠于党、忠于人民而不惜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3]

影片在展现“七·七事变”时打了这样的字幕：……这无比的光荣是属于人民的，这壮烈的史诗是由人民的英雄儿女用鲜血所写下的，胜利不朽，人民不朽，烈士永生，英雄永生。

二、幽美画卷

凌子风在谈到《中华女儿》时把它称作自己学电影创作的一部习作，但并不讳言这是自己最喜欢的影片之一。该片虽是凌子风的处女作，但在此之前，凌子风已经走过了十多年在美术、戏剧等诸多领域的艺术道路。

1933年，凌子风考入北平美专西画系，后转入工艺美术系，毕业于雕塑系。1935年，他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舞台美术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凌子风去了武汉，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签订半年合同担任美工师。1938年11月，凌子风到达延安，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任该团编导委员长、团委，随团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太行山区戰斗、生活六年。

浓厚的兴趣和长期的艺术实践使得凌子风对绘画和雕塑等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他的影片造型意识很强，无论是面部特写还是表现自然环境的大远景镜头，或者表现蓝天白云的空镜头，都在画面构图、光线处理、气氛渲染等方面精心构思，给观众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和冲击力。例如在伪警察传达了鬼子要强制合并屯子晚上要来烧屯子之后，有这样一组镜头：一大群衣衫褴褛的村民扶老携幼挑担牵牛走上逃难之路。天空阴沉，几片灰蒙蒙的云彩，小路两旁的蒿草在风中瑟瑟地摇摆。一位黑瘦的老人停下来，拄着拐棍，回望即将失去的家园。这组镜头很像几幅苍凉的充满意蕴的中国画。

凌子风在谈该片的镜头运用时说：“在镜头方面，我不喜欢镜头感，推、拉，人为的感觉我不喜欢，也不喜欢让观众有镜头感。我喜欢正常的真实的镜头感觉。”[4]这种“正常的真实的镜头感觉”的追求，使他的电影画面像极了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山水画。这些画卷是如此的美丽以至于在六十多年之后一卷一卷慢慢欣赏的时候我们依然醉意阑珊。这些画卷之所以引人入胜也许是由以下三方面决定的：

（一）纪实性手法与考古学意义

《中华女儿》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用拍摄纪录片的方法来拍摄故事片。凌子风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有了拍摄纪录片的经验。作为“延安战地摄影队”队长，1947年1月，凌子风与程默一起奔赴前线，参加了彭德怀指挥的延安保卫战，并拍摄了大量有关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新闻电影素材。

编剧颜一烟的努力也增加了影片的纪实性。她长期深入生活，在东北地区跑遍了齐齐哈尔、佳木斯、哈尔滨等十多个地方，经常深入密林里去体验当年战士的战斗生活，访问了100多位抗联领导和战士。所以影片比较符合生活的真实，“编”的痕迹很淡。编剧对生活真实的追求为凌子风描绘他的画卷打下了坚实基础。

参加拍摄的演员大部分都是有丰富战斗生活经验的战士。他们对长年累月的战斗生活太熟悉了，拍片时根本不用“演”，而只是“温习”一下过去的岁月。

凌子风竭力追求真实，影片开始不久的那场大火，木头从房顶掉下来砸在胡秀芝丈夫的身上，完全是真实的，保护措施很简单。“导演凌子风和摄影师钱江的注意力并不仅仅集中在演员的身上，他们同时用了大量篇幅展示抗联战士艰苦生活、战斗的真实环境，他们知道这真实环境的展示同样可以显示抗联战士顽强战斗的性格。然而由于真实环境的参与，给演员提供了完全真实的环境，也给观众提供了真实环境的感受，使影片增添了许多真实的气氛。”[5]甚至所有打仗的场面用的全是真子弹。

凌子风很熟悉部队的战斗生活，又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搞过“田庄剧”——一种利用山村自然环境（村头、场院、院落）为舞台的富有真实性、战斗性的演出。他导演过田庄剧《石头》、《慰劳》。他编剧并导演的《哈那寇》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学奖”。这些经历和经验使他在拍电影时很自然地想到用实景拍摄。他将全体创作人员带到抗联战士生活的密林中，体验当年抗联的战斗生活。影片90%以上表现抗联生活的镜头是在东北镜泊湖地区的森林实景中拍摄完成的。

这些特点使得《中华女儿》有了考古学上的意义。

（二）抗联火热的生活图景

影片最成功最精彩最有魅力的是前面大约三分之二部分，即抗联集体生活战斗的图景。在连绵不断的群山中，在湍流的江河边，在广袤的林海雪原中，东北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抗联战士们的身影。他们经常前进在齐人高的鲜花和树丛中，与天上的白云相伴，也会在风雨中急行军，沐浴着闪电和轰鸣的雷声；宿营地上，袅袅炊烟升腾，野菜草根煮在锅中，夜晚篝火熊熊，幕天席地其乐融融；他们谈笑风生地捡蘑菇、兴致勃勃地打野猪，他们经常断粮缺盐却并不怎样痛；他们在党旗下高唱悲壮的国际歌，他们在森林中开着快乐的联欢会……他们除了一杆枪似乎一无所有，他们拥有解放全人类的信仰似乎又拥有了一切。他们经常要挑战人类的生存极限，他们又天天体验着生命的狂欢。那个时代是艰苦的，那个时代真让人留恋。下面就摘取两个段落来体验一下这种有质感的生活画面。

段落一：鬼子火烧屯子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横移的长镜头。镜头离开正在说话的指导员和胡秀芝，一直向右摇，画面中出现了连绵的群山和丛林，出现了抗联战士炊烟袅袅的宿营地：依次出现了一队战士在练刺杀、有人在生火煮饭、一横排战士在练习举枪瞄准、一个在窝棚下做针线的女战士，一直到另一个窝棚下一群嘻嘻哈哈给胡秀芝换军装的女兵才停下。这个28秒的横摇长镜头不知一下子虚过了多少时空，完全就是一幅徐徐打开的卷轴中国画，把观众一下子带进了大森林，带进了抗联战士们的火热生活。

段落二：抗联生活的高潮是森林联欢会。摄影机从一棵参天大树的树梢缓缓往下摇，摇过站在树腰放哨的士兵，一直揺到树下正在拉歌的抗联战士并继续向左摇，一直对着联欢打闹的男女战士，28秒的一个镜头，一气呵成。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滑稽表演，到大家随着安大姐的朝鲜舞一起翩翩起舞，联欢会达到了高潮。在大家跳舞的过程中，插入了几个战士脚部的特写：有的穿着破旧的布鞋，有的是草鞋，有的干脆是光脚丫。艰苦的物质条件和乐观昂扬的革命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战士们在艰苦岁月中的革命豪情跃然于银幕。

（三）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

景∕环境在《中华女儿》中叙事抒情渲染气氛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景∕环境在影片中绝不仅仅是烘托作用，而是已经成了影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很难想象影片如果不是在東北镜泊湖而是在其他地方拍摄会是什么样子的。凌子风和摄影师钱江以他们创造的一系列富于视觉表现力的情景交融的电影画面参与了新中国电影影像体系的创造。他们在片中首创的革命英雄牺牲以后运用富于象征意义的白云高山等画面的处理方式后来成了新中国一套新的创作成规而被无数次的模仿和复制。在“抗联火热的生活图景”中的一些段落就是情景交融的经典范例，下面再试举两例。

段落一：指导员冷云和周小队长话别一场戏，始终是在走动中进行的。他俩始终在树丛和蒿草的包围中，一会走过来，一会又被树枝蒿草半遮住。他们边走边谈，时隐时现，充满诗情画意。他们是一对情侣，但是与和平年代中花前月下旗袍高跟鞋与西装领带的一对传达出了多么不同的精神气质！

段落二：森林联欢会之后就是胡秀芝入党的段落：飞瀑、大树（从上往下摇）、江水三个镜头之后国际歌响起，接着是角度不同的五个树林的空镜头，在党旗下唱国际歌的战士们的全景，党旗特写紧跟着一个横移，镜头从左侧依次掠过唱着国际歌的战士们坚毅的面孔。胡秀芝眼含热泪面对党旗宣誓后，马上切入了大片硕大的山茶花、湖泊、云雾缭绕的山峰和飞流直下的瀑布四个镜头。这一段把胡秀芝入党的激动心情、愿意为祖国为解放全人类而牺牲一切的真诚和入党仪式庄严肃穆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没有一点虚假和造作之感。

《中华女儿》与前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72）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反法西斯战争主题，都是女战士最后全部牺牲，都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女兵们战争前或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等。后者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远超前者。《中华女儿》在前苏联的放映对后者产生了多大影响已很难说清楚，我们非常清楚的是它比后者早了23年。

注释：

[1]凌子风，我的艺术梦，文汇报，1994.3.17

[2]列·瓦尔拉莫夫，评《中华女儿》，人民日报，1950.9.13

[3]玉华，历史上永远留着她们的名字——《中华女儿》观后，电影文学，1959.3

[4]葛菲，凌子风导演访谈录，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2.1，第155页

[5]舒晓鸣著，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