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霞

摘 要：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认为“五四”就是反传统，其底色应该是激进的，然而“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并非只有一種颜色、一种色调，而是激进与保守并存。其中以现代作家群对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家族文化的态度上表现得最明显。家族文化俨然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后五四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然是维系家庭血缘纽带的基本规范。

关键词： 家族意识 文化选择 集体无意识

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认为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的一个时期。在人们的心目中，“五四”就是反传统，其底色应该是激进的，一旦向传统回归，就意味着对“五四”精神的背离，然而问题是，“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并非只有一种颜色、一种色调，而是激进与保守并存，二者交织，整个“五四”可以说就是处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其中以现代作家群对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家族文化的态度上表现得最明显。

一、家族意识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家庭伦理、家族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表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一部分的内容，俨然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五四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然是维系家庭血缘纽带的基本规范。

纵观现代文学作品，有一个现象极为引人瞩目，那就是，在现代文学众多的作品中“家”和“铁屋子”的意象比比皆是。从鲁迅的《故乡》到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曹禺的戏剧《雷雨》、《原野》、《北京人》，再到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张爱玲的《金锁记》、《创世纪》及其他大量的家族题材小说，作家们（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始终走不出“家”走不出“铁屋子”，或者说是走不出类似于“家”和“铁屋子”的外部环境。

在这里，“家”是传统文化的象征。钱穆先生曾说：“‘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①可见家庭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生存之地，更是情感和精神的皈依之所。家园意识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也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特点。

“铁屋子”这一意象是现代文学中现代作家对“家”的一种变形的表述。它是一代文化巨人和思想家鲁迅用自己的精神痛苦铸造出来的一个意象，是鲁迅在现代文化理想的关照下，从文化视角对僵化的封建传统文化统治下的现代中国现实生活的最深刻的感悟。

从现代文学史上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意在暴露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害。鲁迅以其忧愤深广的批判精神塑造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反叛封建宗法家族的狂人形象。

此外，“家”和“铁屋子”并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一个家庭或大家族式家庭，在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稳态环境中，“家”和“铁屋子”也可以扩而广之，推到这个家庭所在的外部环境，一个村，一个镇，乃至整个社会。

如果说宗教对西方人的思想、心理、行为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话，那么，在中国，人们更多地接受的是家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族文化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二、“家”与“铁屋子”是激进与保守之间乡土中国的两种记忆

鲁迅笔下就描绘了形形色色的“铁屋子”和“家”。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他的故乡，包括他《朝花夕拾》、《故乡》、《在酒楼上》中那些反复出现的场景：S镇、鲁镇、咸亨酒店，无不像是一座铁屋子万难破毁。同时他在未庄、土谷祠、乌篷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也无不表现出一个封闭性的，充满“温情的愚昧”的自足的“家”。因此，鲁迅笔下的故乡有两幅面孔，一幅是“现实的故乡”——“铁屋子”，“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一幅是“回忆的故乡”——“家”，“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期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②。后来出现的乡土派文学直接受鲁迅的影响，故乡几乎成了他们创作的源泉和表现的共同母题，并由此形成了两种孑然不同的风格。一方面它是一种真实展开和进行着的人生，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有意味的符号，是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永远的文化记忆，一种农耕文化情结，是作家们体验生命，感受现实的一个重要参照。

其中，一派是20年代以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为代表的寓居于京沪等大都市的游子，农村生活的见闻和流徙生活的体验，使他们常常带着愤懑和乡愁描写熟悉的生活，发泄压抑在心底的悒郁和痛楚，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如许钦文的《鼻涕阿二》中外号叫鼻涕阿二的妇女在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下，受尽欺凌和痛苦，但当她被卖给师爷做妾之后，便照着当初祖母、母亲对自己的态度虐待丫头海棠，并以84块钱的身价把她卖掉，买者恰恰是当年相恋过的龚木匠。本来自己是受害者，如今却成了封建礼教和专制的维护者，可见封建礼教对民众毒害之深。从中透视出作者对毁坏这“铁屋子”的悲观，这一点和鲁迅很相似。

王鲁彦则是以冷静的观察，冷淡的笔调，描写故乡浙江宁波的农村生活，如《柚子》、《黄金》、《菊英的出嫁》。这一派的作者大多延续了鲁迅对“现实的故乡”——“铁屋子”的观念，通过对野蛮的铁屋子中野兽般的行为的描写，对充满着愚昧、陋习和恐怖的“绝望的土地”，发出不息的悲叹。

另一派则是30年代初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文学的独立与自由主义立场的文化守成主义学者群。从辜鸿铭、梁启超，到梁漱溟、学衡派等，众多的知识精英都为本土和传统文化张目。其中京派作家们在“乡愁”的发酵，“古都”的回眸，“原始人性”的塑造及“古典意象”的挖掘上进行了多角度尝试。他们出于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的不满，有意识地采取一种回避时代潮流、回避现代文明、回避时尚的态度，转而从文化视角而不是政治视角表现已经被人们所淡忘的乡村生活和民间生活，注重以传统的和民间的道德重写人生，认真地挖掘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他们的作品则选择了鲁迅笔下“回忆的故乡”——“家”，作为他们的创作对象。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汪曾祺的“大淖”、师陀的“果园”这一片片充满诗意和生机的土地上，都蕴藏着一个温情脉脉，让作者魂牵梦萦的“家”。

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河上柳》描写的都不再是乡村小镇的野蛮、落后、闭塞、沉重的气息，而是用最绚丽原质的色彩、无名目的存在和神话般的英雄传说组成的想象空间，这个空间是作为世外桃花源似的由幻想构造的乌托邦，是一个充满东方诗境的田园梦想世界，从中表现出来的是现代作家对故乡的留念，对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状态的依恋和缅怀。正如周作人所说“宜在树荫下闲坐”时读废名小说。废名书写的人生其实也是在一方静土中安天知命的人生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恰好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很难抛弃和割舍的精神上的“家”的情结。

中国现代作家们是通过作品中对“铁屋子”和“家”的塑造，通过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开始了对精神家园痛苦而漫长的追寻过程的。对于从僵化的封建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因袭着历史重担的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现代作家们来说他们虽然接受了西方现代的价值观，但理性上的认同并不能代替情感上的归依。他们别无选择地成为精神上的漂泊者、无家可归的孤魂，无家的痛苦是现代作家始终摆脱不了的心理重负。

正如鲁迅《故乡》所说：“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③在这里，故乡不但成为一种文学题材，更体现了一种文化情绪。从中反映出现代作家们内心不安于悲剧角色的命运，总有一股力量促使他们外出寻找灵魂的最终归宿。

注释：

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l.

②③鲁迅.故乡[A].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45-346，345.

基金项目：该文系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研究《遂宁观音民俗文化源流与影响研究》（13SA0050）的研究成果之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