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泽宝

[摘要]李永泉著《〈儿女英雄传〉考论》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文康及《儿女英雄传》的学术著作。全书涉及文康的家世生平、小说本事、思想意蕴、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诸多方面，考证精审，颇多新见，不作蹈空之谈，更有方法论的意义，可称《儿女英雄传》研究领域有开拓性的作品。

[关键词]《〈儿女英雄传〉考论》；小說史；书评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1006004

《儿女英雄传》是晚清有名的长篇白话小说，问世以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代小说名家李涵秋曾做出如是品评：“幼年读《儿女英雄传》一书，几于爱不释手。然此书未尝享赫赫名，至今不过流播评话中，与《落金扇》、《义妖传》、《珍珠塔》相提并论，至可叹也。其滑稽处不亚于《儒林外史》，其缠绵处不亚于《红楼梦》，其刻划豪侠处又不亚于《水浒》，不过首尾用笔不能相称，为全书之憾。然精金美玉得一足以把玩，较之七宝楼台专以辉煌灿烂博人啧啧叹赏者，不可同年语也。十三妹之憨媚，憨媚已到极处；安龙媒之迂阔，迂阔又到极处，不是写出来，真是画出来，文章至此，吾何间然？”[1]李涵秋站在小说家的角度，认为《儿女英雄传》在某些方面足以和《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比肩，不是信口虚谈。李涵秋抱怨《儿女英雄传》的名声与其实际成就极不匹配，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学术界依然存在。学界对《儿女英雄传》的评价要远低于另外三部名著，研究水平更是大为逊色，许多关于《儿女英雄传》及作者文康的基本问题仍無定论。目前，对《儿女英雄传》的关注不可谓不多，但多偏重一隅而略其大局，或谈语言特色，或析人物形象，或与《红楼梦》作比，而缺乏一部对文康及《儿女英雄传》全面加以考论的专著。而李永泉先生的《〈儿女英雄传〉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李著”）在此情形下问世，共30余万言，举凡文康家世生平、小说本事、思想意蕴、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方面都有所考论。全书考论结合，功力精深，在疑难问题上常独有创获，在常见问题上又每出新见，为近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佳作。细读后，李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学界注意。

一、考证详审，骊珠独探

作者研究和本事考证是古代小说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往往是反映古代小说研究水平的试金石。永泉先生考证工夫极佳，具有深厚的朴学传统，以此学力研究稗官小说，常有可喜发现。李著的前两章——“文康家世、生平考”和“《儿女英雄传》人物原型、情节本事考”最见功力，解决了长期困扰学界的文康和《儿女英雄传》研究中的问题。对于文康及其家世的研究肇始于现代学术开端的20世纪20年代，李玄伯、孙楷第、林薇、弥松颐等学界前辈都曾早着先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始终有几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如，文康家世显赫，其曾祖、祖父皆为清室重臣，但父亲是谁、对其有何影响，学界一无所知。又如，马序谈到文康曾“出为郡守”，而文康究竟曾出任何地知府也不清楚。至于文康的生年及其生平对《儿女英雄传》的创作有哪些影响，此前也都没有得到解答。永泉先生不殚辛劳，爬梳清代各类原始文献，在书山文海中寻找文康在历史上留下的雪泥鸿爪，文康的真实面目以此前所未有的程度完整呈现在这部书里。李著通过检阅《清代硃卷集成》所收道光五年（1825）书洛应顺天乡试的硃卷，确定文康之父为英绶；再据《北京满族费莫氏续谱资料》确定英绶行三，文康为其第二子；最后，从嘉业堂钞本《清国史》梳理出英绶的生平事迹，通过对英绶卒年的考察得出文康仅出任数月福建盐法道的原因。剥茧抽丝，有理有据，这样精彩的考证同样出现在对文康生年和仕宦的考论上。通过在吉林省图书馆发现文康为谦福的《桐华竹实之轩诗草》所作的序，判定文康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马序“出为郡守”说法太过笼统，清代州府以数百计，后人难以考查。李著却在祁嶲藻赠文康的诗中得知其为松江知府，再由《松江府续志》、《大清缙绅全书》、《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考知文康的出任时间及政绩。其他诸如对文康任职理藩院、徽州知府、福建盐法道、天津兵备道、驻藏大臣等职始末的考论亦同样精彩，兹不赘述。

李著对文康生平的考证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文康研究长期存在的难题，更对小说家考证工作起到示范意义。身份不详、事迹模糊是中国古代小说家研究时常要面临的问题。如果说元明小说家的事迹由于时代久远、文献不足无法坐实，清代以来的小说家研究就不应存在这类情况。李著在考证文康生平时，征求的材料遍及经、史、子、集诸部，涉及政书、地志、家谱、别史、原始档案、稀见别集等。这些材料分藏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私人手中，收集起来颇费工夫。李著却能据其作出崭新的成果，用功之深，方向之确，可见一斑。清代以来的各类文献浩如烟海，学者若能如李著这样沉心考求，清代及近代小说家的研究当大有可为。应指出的是，李著对文康生平的考证虽详实却不琐碎，更不穿凿，反而每一步考证都有助于对文康其人的理解和《儿女英雄传》的解读。如，其详述文康之父英绶擒获天理教首林清而被授显官的事迹，是为说明文康的心态及小说中对应的安家的荣耀和安骥曾任官职的意义。再如，征引大量材料细述文康在松江知府任内修筑海塘、稽查鸦片的政绩，是为了反驳胡适在《〈儿女英雄传〉序》中对文康的评价。胡适说：“这部书的作者虽做过几任官，究竟是一个迂腐的学究，没有高尚的见解，没有深刻的经验”[2]416；还说，“文康是一个八旗陋儒”[2]418。胡适的这些评价，立论根据当仅是《儿女英雄传》一书，并不知晓文康的实际经历，而他的观点却影响深远。李著通过对文康政绩的梳理，知文康不仅不是陋儒，还是颇有干才的能吏。胡适的结论不攻自破，其对《儿女英雄传》意蕴的解读恐怕也须重新思量。在对书中本事情节的考证时，李著亦非泛泛而谈，其考证皆为解读小说意蕴而设。如，李著敏锐地指出二十九回安学海亲书的匾额实是朱熹的《敬斋箴》，安学海学儒守礼的道学形象立即跃然纸上。李著固然以考证见长，但所有考证皆立足于文学本位，为要说明《儿女英雄传》中切实存在的问题。

二、立足文本，守正出新

李著除在作者研究、本事考证等实证性研究上大显身手外，对作品思想意蕴的推论也极为出色，独出己见而不囿于成说。近代以来的小说研究史上，多位大家都曾评论过《儿女英雄传》，且流传甚广。鲁迅将《儿女英雄传》列入“清之侠义小说”[3]195，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化界的特殊地位和《中国小说史略》在现代小说研究形成中的典范作用，這一结论在后来的传播中渐渐深入人心。后人谈《儿女英雄传》，总是津津乐道于十三妹的侠义故事，并为后来十三妹渐渐褪去侠女光环而遗憾。侠义化的解读不能完整地阐释整部小说的意义，反而将全书的内容一分为二，并造成后半部不如前半部的印象。小说作为一种综合性文体，其内容往往包罗万象，某一种观点在解释局部情节时或许会圆融妥贴。但若将这种解释辐射到全书，以局部解读代替全面客观的分析，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的情况就在所难免，原来的观点也逐渐站不住脚。这种情况在小说研究史上屡见不鲜。如，“张竹坡在评论《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时，十分强调一个孝字”[4]，现代学者以“农民起义”说来评价《水浒传》，类似这样的观点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学界的质疑。另一种在近代以来学术史上长期流行的观点为《儿女英雄传》是宣传忠孝节义的小说，这明显受文康在“缘起首回”中说法的影响，然而恰恰误入彀中。这种观点倒可以阐释全书内容，且有利于迎合反封建的需要、树立起一个生动的反面教材，因而长期在通行本的文学史以及其他文学教育类书籍中出现，以至于成为老生常谈。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就认为，“《儿女英雄传》浓厚的封建道德说教、陈腐的纲常名教观念以及夫荣妻贵的庸俗人生理想成为小说的主要思想缺陷。”[5]464尽管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但均没有拿出有效的反驳证据。

在此莫衷一是的局面下，李著独辟蹊径，提出《儿女英雄传》的主题是“感恩与报恩”，摆脱了传统道德意识体系的束缚，令人耳目一新。报恩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中常见的母题，李著赋予《儿女英雄传》以报恩主题，不是出于跟风附会，而是建立在全面细读文本基础上的有力之谈。分析《儿女英雄传》的情节建构时，作者敏锐地抓住了“施恩——报恩”这一主线。如书中所说，小说经典情节十三妹大闹能仁寺是埋下恩情的种子，其本人却不望回报。后来安学海辞官寻十三妹是出于报恩的心理，张金凤劝何玉凤与安骥结合是以感恩为借口，而何玉凤成婚后正是在报恩思想的驱动下才“菊宴激夫”，勉励夫婿奋发。安骥最后“聆兰言一心攻旧业”，也是出于对贤妻的感恩之心。报恩俨然成为书中一切故事发展的原动力。文康在书中表面表彰忠孝节义，实则在大力弘扬报恩思想。正是报恩思想铸就了文康理想中的道德世界，由此可见李著的慧眼独具。这样的主题解说既不空洞无物，也贴合全书内容，更对正常社会人际关系构建有着积极意义。

李著在谈论《儿女英雄传》时，不专谈生冷、无人言及的领域，反而在最常见的地方独抒己见，实在是难能可贵。如十三妹，在书中的前半部是义勇大胆的侠女，后半部则变成温婉贞慧的贤妇，如何认识这一形象转变，历来是《儿女英雄传》研究聚讼所在。鲁迅、孙楷第等人将其归结为文康思想的迂腐，认为是人物形象塑造的失败。反对者亦不乏其人，但所持的理由却人言言殊。如，太田辰夫认为这是环境的改变造成；刘叶秋认为安静娴雅是其本性，行走江湖则是权益之举。李著却别具只眼，拈出十三妹的孤女身份，指出孤女容易被感化的事实，列出大量分析，入情入理，直指要害，且暗合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习见的问题上发出新见，这类精彩描写书中还有很多，皆建立在对文本极其熟悉的基础上，不为蹈空之谈。

三、融通古今，匠心独运

李著考据详审而立论精辟，多发前人所未发，精彩论证背后贯穿着作者精当的研究方法。除上文谈过的考证与知人论世的方法，李著清晰地呈现出推源溯流的历史意识与取法西洋学术的观念。

《儿女英雄传》作为清代晚期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李著在考论相关问题时，时时注意上溯中国小说传统，始终立足于小说史的意义探索某种问题。首先，就选取论述的主题而言，李著很有针对性。《儿女英雄传》包罗万有，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有学者所说：“宫室园林、家具器皿、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科举官制、刑罚课税、家庭结构、宗教活动、艺术娱乐、婚姻爱情等等，无不可以在古代小说中搜寻到有关资料。”[6]21其次，就《儿女英雄传》所反映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而言，官场腐败、科举历程、江湖豪侠、儿女姻缘无不具有探究的价值。李著对这些方面略作勾勒后，单列一章论述“《儿女英雄传》与满族文化”，由此可见作者的识力，更是清晰的小说史意义的呈现。古代小说中反映诸如科举、官场、婚恋等问题的著作很多，其中不乏经典之作。若从这方面谈《儿女英雄传》的文化意蕴，不足以显示其特色。但是，就全面展现满族文化而言，《儿女英雄传》是最知名也是最重要的一部。

在具体问题的讨论时，李著同样透露着“史”的意识。如探究十三妹的形象时，历数此前小说呈现的“侠女”形象，借鉴其他学者关于唐代女侠小说主题的三种概括，指出“十三妹的故事则是三种主题兼之”[7]220，在这基础上，一个有血有肉、恩怨分明的女性形象开始清晰。就是谈到《儿女英雄传》的报恩主题，李著也没有孤立而论，而是借此论述《儿女英雄传》的小说学意义。正是着眼于“报恩”文学的范畴，李著确立了《儿女英雄传》在文学史上独特地位。“纵观报恩文学，在《儿女英雄传》之前，尚没有一部长篇白话小说自始至终表达的是报恩思想，而一部《儿女英雄传》，始终贯穿着‘报恩思想，宣扬施恩不望报，知恩必报，甚至以德报怨思想……堪称是报恩文学的集大成之作。”[7]129

《儿女英雄传》首尾贯通，布局谨严。国学大师陈寅恪曾高度评价：“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寅恪读此类书甚少，但知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在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國以前，为罕见之著述也。”[8]67就“结构精密”而言，陈寅恪俨然推其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可与西方现代经典小说相提并论。面对这样一部深染现代小说气息的佳作，分析其结构、叙事等问题时，若仅从传统印象式方法入手，无异于隔靴搔痒。李著在论述此类问题时明确地借鉴了现代小说研究方法。如讨论《儿女英雄传》的叙事策略时引述现代叙事学方法，关注其中的时间安排、时间变异形态和独特的时间刻度选择等。对故事情节的梳理中生动地呈现情节性叙述、介入性叙述等叙事学概念，更借助叙事学概念的引入将文康结撰全文的匠心彰显无遗。可见，以现代叙事学理论剖析《儿女英雄传》当大有用武之地。

當然，以上所言并不意味李著完美無缺，李著也不可避免有不足和缺憾。一是在考证方面，尚有继续深入余地。如李著曾据阳海清主编《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发现文康撰有《答陈芝楣中丞问禁烟书》钞本一册（藏广东中山图书馆），其中当会展示出文康对于禁烟的深刻思考，是研究文康思想的珍贵文献。但也许限于客观条件，未得利用。二是其某些论断亦有可加强完善处。关四平先生在为李著所作序言中提到，李著第七章“对于《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的比较，尚可作更为深入的细致的辨析。……若从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等文化层面比较二者的异同，可拓展的研究空间还很大。”此外，第四章关于小说与满族文化的论述，相关知识的提供比较丰富，而对于满汉文化交融深层原因的探讨还应当更深细；第六章中关于京语运用的分析也嫌稍粗，实际上，《儿女英雄传》京味儿语言非常醇厚，此处可有更精彩的论述。此处所谈，难免吹求，或可视作《春秋》责备贤者之意。

总之，李著融考论于一炉而二者兼擅，考证详实确凿，立论基于文本而每寓新解。在《儿女英雄传》的研究史上可谓一部绕不开的著作。

[参考文献]

[1]李涵秋.我之小说观（三十四）[N].时报，19211223.

[2]胡适.儿女英雄传序[A].胡适文集（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黄霖.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J].中国古典文学丛考，1985（1）.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王平.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7]李永泉.《儿女英雄传》考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8]陈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9.

[责任编辑]李献英

Convincing Argument，Reative Idea

——Bookreview of Study about " The Tale of Heroic Sons and Daughters"

ZHU Zebao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Fudan University，Fudan 200433，China）

Abstract：Li Yongquan's study about " the tale of heroic sons and daughters" is the first academic work which comprehensively study Wen Kang and " the tale of heroic sons and daughters " .The book relates to the family life， the original novel plot，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characters and artistic feature， careful research， new ideas and accurate arguments， without empty content and i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methodology.It can be called prominent work in history of studying" The tale of heroic sons and daughters ".

Key words：" the tale of heroic sons and daughters "；novel history；book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