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

2017年9月29日，美国高通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苹果侵犯了高通机电池管理和触屏技术等方面的专利权，请求禁止苹果在中国生产和销售iPhone。10月14日，苹果回应称，高通的指控“没有价值”。

苹果与高通的战火已经烧了十个月。2017年1月21日，苹果在美国加州起诉高通，索赔10亿美金。苹果控诉称，长期以来，高通收取芯片专利使用费，收费标准跟智能终端的价格挂钩，这有损公平合理原则。4月10日，高通在加州反诉苹果，指控苹果干涉苹果代工厂与高通之间的长期协议等。

谁是谁非，这不是这篇文章要解答或能解答的问题。知识产权是一个无比复杂、高度争议的话题。知识产权是人为设定的财产权，与有物理形态或物理边界因而容易界定的财产权很不一样。我买的房子是我的，你买的车子是你的，这种容易界定的财产只要不灭失，理论上法律的产权保护期限是永远。法律只是发现而不是创造了这类财产权。

但知识产权恰恰是法律创造的财产权，初衷是为了保护与促进创新，实践中要把握的是合理的度，以尽可能鼓励创新但不至于阻碍创新。为此，各国对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都规定了有限的保护年限。不过，不同国家对同类知识产权规定的保护年限往往并不一样，说明对这个度的把握并没有共识。

而且，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很难说尽善尽美。例如，美国一度连基因都可以授予专利权，这到底是促进了创新还是阻碍了创新？美国有一家叫Myriad Genetics的公司，1994-1998年间在美国获得了BRCA1和BRCA2这两种基因及其诊断方法的专利权，这两种基因可预示乳腺癌与卵巢癌的遗传易感性。女性检测这两种基因要支付高昂的授权费用；研究人员发现分离提取这两种基因的方法都不能使用，因为该公司有这两种基因的专利权，这完全背离了授予专利权鼓励创新的宗旨。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以“非发明”为由否决了该公司对这两个基因的专利权，造福了广大女性。

各国通常以发明与发现的区分来确定是否授予知识产权，这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不过，首先这种区分本身也存在逻辑问题：对发明授予知识产权，对发现则不授予，是否意味着发明比发现更重要？但显然，基础科学原理上的发现和突破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应该更大。其次发明与发现在实践中往往是伴生的。美国制药公司合成了新的有治疗价值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及合成这种化合物的技术都是可以在美国申请专利权的。但依据同样的逻辑，所有的人造化学元素都可以申请专利，所有制备提纯化学元素的技术都可以申请专利。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如果说这是发现不能申请专利的话，那他设计的获得电磁感应的方法可以申请专利。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在法拉第定律基础上运行，法拉第可能会是地球第一巨富吧？将这个逻辑贯彻到底，恐不利于创新，“合理的度在哪儿”是一个问题。

此外，专利持有者为了获得更多更长久的利益，往往在对既有专利进行不断的修饰后进而申请新的专利，形成持续不断的专利链条，以实质绕开保护年限的限制。还有大家熟知的专利流氓现象。这两类现象似不符合授予专利促进创新的法律初衷。

可见，知识产权保护的复杂性与争议性，就在于保护与促进创新合理的度究竟在哪儿。本次高通将与苹果的官司打到中国的法庭，是中国司法界亮出自己在知识产权方面观点的绝好时机，也是彰显中国法治水平的契机。希望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拿出一份经得起最苛刻目光审视的裁判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