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

参加过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文件起草的刘世锦认为，接下去在改革的方法上还是要继续加强顶层设计，指明方向，划清底线，同时要注重调动地方、基层和企业的积极性，给予更大一些探索的空间。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将改革进行到底》节目中回忆，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界规格最高的三大会议开幕式上作完报告后，万钢去送他，习近平总书记叮嘱道：“你观察到没有，和科技人员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掌声，是从后面往前边来的，楼上往楼下传的。”

南方周末记者 吴天适

2017年10月18日，中国迎来了今年政治日历上最重要的日子——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随着大会的开始，十八届中央的历史使命即将完成。对于十八大以来这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这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

过去5年，在新的形势面前，中央调整了工作思路，确认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定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

5年来，中共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完善，从“五位一体”到“四个全面”，中央不断勾勒完善中国的未来图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四个全面”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战略布局。

具体步骤上，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渐次展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下，各种标志性、支柱性的改革深入推进，依法治国在相关领域全面启动，从严治党方略也日臻成熟。

两个时间节点两个改革地标

“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一般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2013年初就开始萌芽。《人民日报》首次对“四个全面”进行评论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履新第一个月，起笔落墨之际，前进航标已然确定。”

文章列举了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一个月内的活动，其中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考察广东、纪念“八二宪法”颁行30周年、制定八项规定，被视作分别对应了“四个全面”的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改革是动力，也是十八届中央治国理政实践中贯穿始终的主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就在两个时间节点去了中国改革的两个关键性地标进行考察调研。

2012年岁末，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到地方调研，选择了改革前沿广东，作出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表态。在深圳，他向莲花山公园的邓小平塑像献了花篮，并在塑像后面栽下了一棵高山榕。

2016年4月，他又去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起点——安徽小岗村，这是他在“十三五”规划纲要出台后首次到地方调研。“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这次考察调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后一次调研，严金昌是个见证者。严金昌是小岗村当年18名“大包干”带头人之一。1978年，他因敢于签字分地成为带头人。多年后，当小岗因为他们当年的举动成为旅游景点后，严金昌再次成为“带头人”——2008年他利用自家住宅开起了农家乐。

2017年9月22日，已经74岁的严金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和习近平同志2010年就见过一面，当时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沈浩事迹报告会。沈浩是被下派到小岗村的第一支书，后牺牲在工作岗位。

第二次见面地点就在严金昌的家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对他提起了沈浩。“都过去6年了，总书记一见面还能认出我。”严金昌记得，总书记进屋后从前院走到后院，最后走进了厨房，得知农家乐让村民增加了收入，总书记说：“农家乐，乐农家”。

“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我打算在后院再盖一栋标准农家乐。”严金昌说，他已经打了报告，有关部门也已口头同意。现在，他家农家乐的大厅、包厢里都挂上了他与习近平总书记的合影。严金昌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件“高兴的事”：今年他家已被安徽省委党校列为教学点。

严金昌家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村的最后一站，之前还参观了小岗村4300亩农田示范区，在滚滚麦浪中察看了小麦的长势。接着他又来到小岗村的标志性景点——“当年农家”院落，1978年那个冬夜，严金昌等18个农民就在这间茅草屋里按下手印，签订了“大包干”契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年农家”感慨道：“当年贴着自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在小岗村参观了约1个小时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地召开了农村改革座谈会，他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发展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靠深化改革。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和小岗两次宣示改革的决心，新华网的评论称，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确：改革开放矢志不渝，攻坚克难绝不止步。

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也留下了不少“改革金句”，如“改革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集中解决社会矛盾 比较尖锐的问题”

2014年到2016年，中央深改组共确定了278个重点改革任务，各方面已出台改革方案1204个。2017年以来，7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已审议了69个文件。

新一轮改革总体方案是在全社会高度期待中推出的。与此前一些重大决定“闭门起草”，直到文件公布社会才知晓不同，2013年中央组织起草这一轮改革的“决定”期间，社会上已广泛知晓，并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还向中央提出了很具体的改革建议。

除了官方智库，民间智库、海外投行等机构也都通过各自的方式和渠道，送上自己的方案建议。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曾多次参加中央全会和“五年规划”的文件起草工作。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国经中心提交的改革方案建议，主题是“建立一个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具体包括：建立衡量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分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创新、放宽金融行业准入、土地制度改革等内容。

郑新立后来又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介绍了那次为改革建言的总体情况。他说，各个地方、部门提出了上万条改革建议，最后“总书记出了个高招，集中解决制度性的问题，集中解决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对“制度”的重视，最后体现在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改革的“决定”中：“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中国共产党文献中首次出现“制度体系”“制度定型”的概念。

此后几年，“制度”二字成为各项改革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制度设计”、“制度建设”、“制度完善”、“制度保障”、“制度衔接”、“制度安排”等概念广泛见诸各类改革事项中。

这轮改革的另一亮点是，文件起草期间，成立了深改组和国安委两个机构，加强了中央对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重要工作的直接领导力度和统筹协调能力，强化了最高领导人对重大事务的领导权。

其间，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7月21日至23日到湖北考察，第一次公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改革主张。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时，引用了一句古诗，接着他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而昌，逆之则亡”，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应对矛盾和挑战，化解困难和问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在湖北，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改革的五大关系，随后又提出了改革要研究的六大问题，为即将要推行的改革定调。他在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改革的几个关系，在湖北讲，实际也是对全国讲。”

4个月之后，于2013年11月份面世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启动了三百多项改革任务，涉及的内容之广、规模之大为过去所罕见。此后相关改革举措相继启动。

据统计，从2014年到2016年，中央深改组共确定了278个重点改革任务，各方面已出台改革方案1204个。2017年以来，7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已审议了69个文件。财税体制、户籍制度、高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科技体制等多领域的改革开始破题，而国防和军队的改革得以破冰推进，在军队发展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改革的下一步，还是应重点围绕土地、国企国资、财税、金融体制以及政府管理体制来进行。”经济学家、国研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参与了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接下去在改革的方法上还是要继续加强顶层设计，指明方向，划清底线，同时要注重调动地方、基层和企业的积极性，给予更大一些试错探索的空间。

确认“新常态”是个重大判断

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到了7.4%，创下了24年以来相对而言并不算低的历史新低，再次引发了是否要加大经济刺激力度的讨论。

一个大的背景是，这轮全面深化改革即将启幕之际，中国经济增长已转换到了一个新的平台，增速换挡，动能转换，结构优化。2011年GDP增速还是9.5%，到了2012年就降到了7.9%，此后持续下行。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就提到“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也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投资、出口的拉动力越来越小，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

中央财办副主任杨伟民曾在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节目中提到，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第二年经济时，就用了“新常态”这一提法。

不过在2013年，各类公开表述中还没有“新常态”这个词汇。2014年5月，习总书记考察河南时才首次公开提出了“新常态”。

此前不久，中国经济季度增速刚刚创下了24年以来相对而言并不算低的历史新低：2014年第一季度的增速下滑到了7.4%，再次引发了是否要加大经济刺激力度的讨论。中国上一轮大规模刺激经济增长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

2014年，尽管经济增速创下新低，但大规模刺激没有被再次使用，反而带来了中央经济工作思路的大调整，确认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刘世锦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判断”。

新常态的特点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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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新立看来，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反而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新机遇。道理很简单，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供给不论优劣都有市场需求，转变发展方式既缺乏压力，也缺乏动力，而新常态形成了倒逼机制，必然要求加快调整和优化供给结构。

实际上，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任务，在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后很快就被摆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上。2013年7月，他在湖北阐述改革主张的那次座谈会上，就已强调这个问题。“这个（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当然是要时间的，刚才讲了，很多是渐进式变化。”习总书记话锋一转，“但我们不能始终停留在口号上。”

后来的事实说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这一历届中央都反复强调的任务，在十八届中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判断后，开始进一步加速推进。

在刘世锦看来，确认经济“新常态”之后，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措施，“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变化，以前是以工业、投资为主，出口增速很高，现在则是更多地依靠服务业、消费和内需，过去主要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变。”

前些年，有些行业存在大量过剩的产能，但在“新常态”这一判断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得到了缓解。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中央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2016年，化解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压减粗钢产能超过6500万吨。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进一步延伸到农业、实体经济、房地产等多个领域。

对于经济的基本面，刘世锦的观点是“经过七年的调整后，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开始触底，基本上稳住了，并逐步进入新的增长平台”。

“接下去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也参与过五中全会文件起草的刘世锦举了一个例子，“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降成本”既是现实紧迫的要求，也符合长远利益，下一步应该围绕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做文章，就目前来说，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价格仍有下降的空间，“能否进一步打通国际国内市场，使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也让国外企业适度进入，参与国内市场竞争？”

中国电信的消费者世界最多，刘世锦认为价格理应也是全世界最低，但目前还不是这个状况。他的建议是，能否在行业内搞一两家民营资本为主的企业来参与竞争，目前中国联通的“混改”方案已经通过，这只是企业内部的混改，“重要的是放宽准入，推进行业内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此外，刘世锦认为物流、金融领域也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以降低企业的成本。

新发展理念引领“十三五”

由于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结构跟以前也有很大不同。

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新逻辑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十三五”时期。 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因此，这次会议也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次部署，全面小康正是“四个全面”的总体目标。

如何推进“十三五”建设，直接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五中全会达成的共识是，靠粗放式发展实现高增长的模式已成历史，必须摒弃传统发展思维，并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以此引领“十三五”。

一位列席了五中全会的十八大代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次会议上，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经济持续下行，以及新发展理念问题。分组讨论时，辽宁、河南、宁夏三个省份的与会人员被编成了一组，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较慢，来自宁夏的参会人员对绿色、协调发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五大发展理念是在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参与了这次全会文件起草的刘世锦说。五中全会结束不久，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进一步指出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

由于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结构跟以前也有很大不同。据刘世锦介绍，以前制定五年规划建议时，一般在形式上都有个“模板”，先讲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环境、目标等，然后是具体的政策措施。但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讲的是五大发展理念和原则，规划的布局和方法也有相应调整。

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的是“创新”，这是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之后多次强调的。2015年3月，他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201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同时召开的还有“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同步召开科技界规格最高的三大会议，三个会议的开幕式合并举行。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将改革进行到底》节目中回忆，习总书记作完开幕式的报告后，万钢去送他。总书记叮嘱他：“你观察到没有，和科技人员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掌声，是从后面往前边来的，楼上往楼下传的。”万钢也观察到，坐在后面的是年轻的科技人员，万钢说“要从掌声中感受到科技人员的期盼”。

不仅是创新，五大理念中的其他几个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也都各有侧重地强调过，比如跟绿色发展有关的，最著名的要数那句“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类似的“金句”还有，“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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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态，东北国有重点林区发生了历史性变革。2015年起，从大兴安岭到长白山，绵延数千公里的原始森林停伐，十多万伐木工人封存了锯斧。

与此前的生态保护政策有所不同，十八大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国家战略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开始破题。2015年新年刚过，发改委、中央编办等12个部委的负责人，就开始酝酿《生态文明总体改革方案》，并在当年9月22日正式对外公布。在中央深改组已经召开的38次会议中，共审议了四十多项与生态问题体制改革有关的方案。

“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2016年1月29日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学者们认为，新发展理念既有发展动力，又有发展布局，既有发展目标，又有发展保障，既有发展任务，又有发展目的，体现了“四个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四个全面”的落地生根。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十三五”规划，也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

全面小康补齐农村“短板”

要注意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空口许诺，不超越阶段，使改善民生工作具有可持续性。

然而，“木桶理论”提醒决策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有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向五中全会作“十三五”规划建议起草说明时就提到，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他首先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就是一个突出短板”。 “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贫困标准线以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出现这一局面，会“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

十八大之后，扶贫攻坚被摆到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2013年11月，习总书记在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此后全国“五级书记抓扶贫”，形成了举全国之力攻打脱贫攻坚战的局面。

井冈山是“精准扶贫”战略启动后，592个国定贫困县中首个宣布脱贫的。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曾考察了该市贫困程度最深的茅坪乡神山村。井冈山市分管扶贫工作的副市长兰胜华时任茅坪乡党委书记，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总书记对全村21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资料看得很细，“看完了一遍又往回看，来回看了三四次”，他在考察时提出了“井冈山要在脱贫攻坚中作示范、带好头”。

继井冈山之后，兰考成为全国第二个宣布“摘帽”的国定贫困县。目前已有数个国定贫困县已提出脱贫申请，正在接受第三方评估。

据统计，从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我国累计脱贫5564万人，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贫困发生率已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

在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种短板中，除了农村贫困人口，习总书记认为社会事业、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的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强调过补齐这几块短板。2013年他在湖北考察的讲话中，就用了专门的篇幅讲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说到底就是改善人民生活。”他要求“好事要办好”，但他更在意的是各种资金的“跑冒滴漏不容忽视”。

“钱要用在刀刃上，不要决策失误。”2013年7月，总书记在湖北阐述改革主张的那次座谈会上说，不要被各环节给消耗掉了，“过去那叫火耗，那个银子在铸造过程中火耗太大，有的是钻那个空子。”

强调要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但习近平总书记也提醒各级干部“要注意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空口许诺，不超越阶段，使改善民生工作具有可持续性”。

对于民生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最关心的还是农村。在湖北这次考察期间，他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他强调要加快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避免走弯路”。

“不要都搞成千村一面。”习近平总书记特意举了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例子，后来有个省也组织去浙江考察了一次，回去就要万村整治，一年8000个村，“但是我说你各地情况不一样，春兰秋菊一时之秀，各美其美嘛。”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些思路理念，5年来在治国理政的各项实践中都有体现。

依法治国是全面小康的保障

四中全会后中国立法进程明显提速，并罕见地在一届人大任期内对立法计划进行了重大调整。

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体目标，少不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保障。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属首次。

“决定”通过时，在学界和业界都赢得了赞誉，“因为学者们那几年提倡的一些理念如‘依宪治国‘公平正义等都被写进了文件。”参与文件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冯玉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尤以那句“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被视为文件的一大亮点。早在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群众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这句话。

“很多话领导人在以前也都说过。”冯玉军说，他们在起草四中全会文件时，首先要研究相关领导人的讲话，同时对过去同类的文件进行研究，可以说文件本身是个“集大成”的结果。

“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个方向肯定是好的。”冯玉军说，但不能期待一切一下子完成，只能说目前正走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征途中。

十八大之后，中央废除了劳教制度，在信访体制改革中也提出了“诉法分离”，并启动了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系统内，这5年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关键词是“依法纠正冤假错案”，截止到2017年10月，共纠正了重大冤假错案35件，涉及59名当事人，其中就包括具有里程碑式的“聂树斌案”被改判。

在行政领域，“依法行政”的目标也变得越来越近。十八大之后，中央多次强调要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并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少数一把手”。

5年来，各级政府推行了清单管理制度，制定并公布权力和责任清单，截至目前，全国所有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的权责清单都已公布。各地相继出台了大量减免证明的具体措施，砍掉了一系列的“奇葩证明”和“循环证明”，使简政放权再向前迈了一步。

推进简政放权，国务院紧紧抓住了“行政审批”这一“牛鼻子”。5年来，国务院各部门累计取消行政审批事项618项，“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正式成为历史。

在立法领域，四中全会后中国立法进程明显提速，并罕见地在一届人大任期内对立法计划进行了重大调整。

2013年公布的5年立法计划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了要修改68件立法项目。但在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召开之后，为落实“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人大常委会在2015年8月对立法规划作出了调整，立法规划一、二类项目从原有的68件增至102件，实际增加了制定能源法、房地产税法，编纂民法典等事关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化改革进程的34件立法项目。

冯玉军认为，立法项目的增加与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有关。此轮改革“以问题为导向”，在推进过程中，新任务会引发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就需要通过立法来解决。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改革任务也确实在逐步增加。2014深改组召开了8次会议，通过37份文件，平均每次会议通过4.6份，最多的一次通过6份。2015年召开11次会议通过了65份文件，平均每次5.9份，最多的一次通过10份文件。但2016年召开的12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激增到了114份，平均每次9.5份。

需要完成的改革任务在增加，但十八大之后又提出了“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客观上就对立法的数量和速度提出了新要求。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还提出了“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随后被写进了四中全会的决定，这也要求立法要跟得上党中央推进工作的节奏。

已经出台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经中央全会通过后最终都由全国人大决定。十八大以后，自贸区的设立、成立监察委员会的试点等重大改革措施，无不都是在中央提出意见后，经过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的法律程序后才开始实施。

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口和发力点

作风建设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入口，真正发力点还是反腐，毕竟从严治党关键在领导干部。

2015年，“全面依法治国”进入了开局之年。这一年，在十八届中央治国理政进程中，是个具有特殊意味的年份，也被称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还是全面从严治党路径的标定之年。

“全面从严治党”是最后一个被列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已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比之前强调多年的“从严治党”多了“全面”二字。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11月到福建考察时，先是提出了“三个全面”，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1个月后，他在江苏调研时又在“三个全面”的基础上增加了“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理论构架至此搭建完成。十八届六中全会，又专门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问题。

“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的第一天就开始强调的任务。2012年11月15日，他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提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但管党治党千头万绪，该如何下手？中央选择了从作风建设入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形象地回顾了这一决策过程，“老虎吃天不知道从哪儿下口”，“后来决定就抓八项规定，下口就要真正把那块吃进去、消化掉，不要这吃一嘴那吃一嘴，囫囵吞枣，最后都没有消化”。

这对干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威慑力，黑龙江省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付晓光由此成为十八大以后第一个因违反“八项规定”被“断崖式”降级的省部级干部。

截至2017年5月底，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7.04万起，处理23.11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2.27万人，其中包含省部级干部20人。

不过，八项规定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改进作风的第一步。2013年6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式启动，这场以“整四风”为主的教育实践活动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关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讲话中，提到了作风问题。他以“贯彻上级精神为例”来说明有些地方的作风不严谨：“你中央精神一来他有的不过夜，他有的过了夜也不过天，马上就反馈了，已经贯彻好了，然后措施都出来了，一看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官样文章，当然啦，其中也有态度积极的一面，其他的方面感到可能不够扎实，总之还是不太彻底。”

那一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持续了1年多，其间加上“八项规定”的约束作用，各级党政机关共调整多占办公用房2200多万平方米，压缩“三公”经费530.2亿元，下降了27.5%。

此后，中共中央又相继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教育活动，党内学习教育活动越来越常态化。

但作风建设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入口，真正发力点还是反腐，毕竟从严治党关键在领导干部。

这5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先后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孙政才等“大老虎”。在“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上，他们被称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分子。此外还有两百多名中管领导干部因腐败问题被审查，一百多万人因违纪违规受到组织处理。仅2017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立案25.6万件，处分21万人。

重拳反腐之下，对选人用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从严治党的核心要素，也给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2012年后制定的《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以及修订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直击选人用人治病，后一份文件还首次明确了“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随着《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发布，干部“只能上不能下”成为历史。截至2016年底，全国运用这份文件已经调整了县处级干部15656人，厅局级干部1477人，中管干部94人，其中不乏一些省委常委被“降格”使用。

永远在路上

过去5年，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方面都全面推进，制度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温水煮青蛙，青蛙不知不觉就死去了。一个人也是如此，职务升迁了，生活变好了，信念就可能慢慢消失了。”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用了4个半天时间参加了河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曾用“温水煮青蛙”来说明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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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之后从严治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强调理想信念教育，发力点之一就是加强党性教育。2015年底，中央发文要求各级党校的党性教育比例不低于20%。

各地“红色培训”蓬勃发展，“红色”资源优势明显的井冈山可以证明这一点，井冈山红色培训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据是，2014年井冈山共举办培训班2157期，培训学员12.9万人，到2016年已举办4948期，培训29.26万人，每年以45%的速度在增长。

相应地，国内多个地方依据实际筹建“红色”干部学院。自2016年百色干部学院、古田干部学院、瑞金干部学院成立后，今年又成立了太行干部学院，加上过去几年成立的焦裕禄干部学院、长征干部学院、新四军干部学院、小岗干部学院等，此类红色干部学院已有二十多家。

作为三大国家级政治学院之一的国家行政学院，近年也加快了“党性和公仆意识教育基地”的建设步伐，目前已在河南红旗渠、安徽金寨、陕西延安梁家河设立了基地。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已多次强调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2016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7次提到了“理想信念”。今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5年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表示，过去5年“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此前，他还表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这5年，全国先后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沈传亮在习近平总书记作“7·26”讲话之后，发表在《学习时报》的文章称“5年来，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里”。

不难看出，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特别是制度建设取得重大突破，5年间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至少55部，此外还出台了“党内立法法”和备案程序，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这些都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

回顾了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中央党校教授沈传亮在《学习时报》的那篇文章也称，十八大以来，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5年来，党中央的权威显著增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明显增强。

对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用“成效卓著”来概括，但他也指出“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必须着力加以解决”。

“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