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夏商周三代均曾在今洛阳地区建都，但三代选择以洛阳为都的原因却各有不同，这种择都原因的差异直接反映着先秦都城择址理念的发展。夏代选择在洛阳地区建都以族群的生存发展需求为主；商代早期在夏故都附近建立都城则出于确立国家正统地位的政治诉求；直到西周时，综合性的都城择址理念才日渐成熟，西周成周和东周王城在洛阳的兴建正是先秦成熟都城择址理念的具体反映。

关键词：三代居洛；先秦；都城择址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9-0119-05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曾提到“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①，一语道破先秦时期洛阳地区的重要历史地位，而今人在洛阳地区发现的夏代二里头都城遗址、商代偃师商城遗址和东周王城遗址，更进一步佐证了司马迁对先秦时期洛阳历史地位的论证。那么，从先秦到唐宋，洛阳又延续了近两千多年的浮世繁华，原因究竟何在？追根溯源，还要从先秦时期古人都城择址理念的发展谈起。

一、“夏都居洛”中的生存意识

对于刚刚踏入文明社会建立早期国家的夏王朝来说，国家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定。因为夏王朝的统治是建立在以夏族群为主体的血缘政治基础之上，尽管有一些联盟族群的加入，但这种联盟关系并不稳定，而是随着双方实力的改变不断变化，再加上周边大大小小或强或弱的众多邦国，所以夏族群本身实力的强大对国家统治的稳定至关重要。这种严峻的政治形态，决定了夏王朝所有的精力必然以本族群的生存发展为核心，而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夏王朝都城的多次迁徙，即夏王朝都城选择的重要目的便是族群的生存发展，这也是先秦都城择址理念最初形成的基本内涵。

文献记载中有夏一代曾多次迁都，比较常见的夏都名称有禹、启都阳城或阳翟，太康、仲康居斟鄩，相居商丘或斟灌，少康居斟鄩后迁原，帝杼居原又迁老丘，桀居斟鄩等，②至于这些都城的具体所在地则因史载简单，模糊不清，导致诸说纷纭，分歧颇多，但夏代中心统治区位于中原，以古河洛地区为中心则基本已成共识。对夏代都城屡次迁徙的原因，文献中有迹可循的只有太康时期因荒废政事，导致东夷有穷氏后羿族群西进代夏，仲康、相、少康等几代夏王不得不迁徙外，其他夏王的迁都原因记载并不多。但不管是政治原因或是其他原因，由前述对夏王朝性质的分析可知，其迁都最核心的目的都是加强夏族群本身的实力以促进族群的生存发展，这一点在考古学材料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从现有的考古学材料来看，夏建国之前的夏禹时期和夏代早期的政治中心应位于嵩山东南麓的颍河流域，因为在此地发现了具有夏代早期都城性质的登封王城岗遗址，与文献记载中的禹都阳城基本吻合；随着代表东方族群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逐步西进，在夏代中期时，嵩山东南麓的本地龙山文化开始北撤，形成了以本地龙山文化融合东方文化因素的新密新砦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一族群开始进入洛阳盆地，在洛阳盆地的伊洛河交汇处，建立了大型的聚落中心，即文献记载中的夏晚期都城斟鄩和考古中发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因此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和本地龙山文化之间有近500年的空白，二里头时期洛阳盆地是突然繁华起来的，聚落点增多，聚落范围增大，人口密度增加，呈现出明显的人口迁入现象。③

从嵩山东南麓的山间台地到伊洛河流域的河谷盆地，鲜明体现着夏族群追寻生活环境优势，寻求长远发展的生存意识。首先是生存空间的扩大。夏族群早期的聚集地颍河流域平原面积小，丘陵、岗地、台地地形土层浅薄，养分不足，长期的粗放農业活动，必然会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下降，难以满足人口的增加和族群的扩展。而洛阳盆地，背山面水，既有山河之险以作防御，又有充足的水源沃土以利农耕，同时东连华北大平原和黄淮平原，有着充足的发展空间，足以适应族群的发展壮大。其次，生存方式多样化。早期的颍河流域其地貌以山地、丘陵、沟谷为主，空间环境相对封闭，生存方式以农耕狩猎为主，相对单一，再加上多处于河谷台地，抗干扰能力差，易受自然灾害威胁。而洛阳盆地内则河网密布，伊、洛、瀍、涧等水系遍布全境，生态景观多样化，既有冲积平原、山间河谷盆地，又有众多的低山、丘陵、台地等，景观异质性强，可耕、可牧、可渔、可狩，极大地扩展了夏族群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最后，沟通交流的便利化。夏代早期的政治中心位于嵩山东南麓地区，主要是因为该区域为夏族群的起源地，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和族群的发展，增强自身实力，加强对周边族群的控制对夏王朝的稳定至关重要。而颍河流域地貌环境相对封闭，虽然易守难攻，但这种封闭性也不利于夏王朝与周边族群的交流往来。洛阳盆地则为南北交会之处，同时又扼守东西之通道，既便于夏王朝加强对周边族群的防守和控制，也便于其与周边族群的交流往来，增强夏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稳定夏王朝的统治。④由上可知，夏王朝将都城由嵩山东南麓迁至洛阳盆地的伊洛河交汇处，并且稳定下来，延续发展至夏末，其中寻求优良生存发展空间壮大族群实力的生存意识不言而喻。

另外，从夏代的都城选择和二里头遗址的都城建制来看，夏代时，已有了都城的概念，都城不仅仅是夏王及王室贵族居住的中心城邑，更重要的是有了一定的规划和布局，城外多有城墙或城壕，或是天然河流作为防御；城内有具体的功能区划分，如大型的宫殿建筑群、贵族居住区、祭祀区、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此外，还有普通居民区和墓葬区等，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⑤。虽然夏代都城的功能、布局已经萌芽，但对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仍是以自然环境和族群生存发展为主要前提的。

二、“商都居洛”中的政治意识

与夏都居洛寻求优良生态环境的生存诉求不同，商灭夏后首先在夏都故地建立都城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意图，即彰显商代夏政的正统性，同时加强对夏王朝统治中心的控制。因此在夏都近旁，兴建了商代最早的都城偃师商城。文献中对商汤灭夏后在洛阳盆地夏都附近建立都城有明确记载。如《汉书·地理志》载：“偃师，尸乡，殷汤所都。”⑥《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⑦商汤所都之亳，多认为在今洛阳偃师附近，而偃师商城的发掘也进一步证实了文献记载中的亳都地望。endprint

偃师商城遗址南临洛河，北依邙山，西南距二里头夏都遗址仅约6公里，其建筑年代稍早于东部100公里之处的郑州商城。⑧该城址最初兴建时有圈围面积约81.4万平方米的小城圈，而后向北、向东外扩，总面积约有190万平方米。大城城垣有木骨夯土城墙，城墙上发现有6座城门。遗址内有大型的宫殿区建筑基址，以及可能为府库的围垣建筑群和其他建筑基址，此外还有青铜器铸铜作坊遗址、祭祀场遗址及池苑区遗址。偃师商城的城垣宽厚并且有意设计出多处拐折，而且城门狭小，加上遗址内的府库类建筑基址，整个城址有着浓厚的战备色彩，⑨体现的是偃师商城建立的政治内涵和军事内涵。另外，偃师商城与紧随其后建立的郑州商城相比，二者的兴废历程也显示出以偃师为都的政治需求。从始建年代上看，偃师商城稍早于郑州商城，兴盛期也早于郑州商城，但郑州商城的规模和等级明显要大于偃师商城。正因为偃师商城的兴建目的在于巩固新生的商王朝政权，彰显正统地位，所以随着商王朝站稳脚跟，获得周边族群认可，很快就抛弃了建于夏故都之地的偃师商城，而在距离其不远的郑州建立起自己真正的都城，规模、等级和影响都远大于偃师商城，商文化也由此开始全面扩展。

目前考古发现的商代前期都城只有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但文献记载中商前期的都城要多得多。商与夏一样，其都城也是屡次迁徙的，建国前就有八次部族迁徙，《史记·殷本纪》载：“成汤，自契至汤八迁。”⑩建国后还有五次迁都，即《尚书·盘庚》中所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尤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马融注曰：“五邦，谓商丘、亳、嚣、相、耿也。”B11对商人频繁迁都的原因自古至今学界考证不断，有政治纷争说、军事战争说、自然灾害说、追寻资源说等，具体到每次迁都，其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也是族群的生存与扩展需求，这也是由商早期王朝的性质所决定的。商王朝统治基础也是以商族群为主体的血缘政治，周边散居着多个或叛或服的联盟方国和依附方国，B12所以为加强自身实力，巩固商族统治地位，也会根据族群发展的需求，或追寻更好的生存之地、或寻求更好的自然资源，或躲避自然灾害，这就是文献中商人屡迁的原因所在。直到商代中晚期以后，商王盘庚将都城迁往安阳殷墟，由此都城才稳定下来，这与商代后期王权的发展及商王统治力量的增强密切相关。从甲骨文的记载看，商代后期，王权的力量突破神权的制约日益加强，商王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周边方国的主导权进一步增强，这种国家政治的变化直接促进了商王朝国家力量的强大，保证了其都城的稳定性。也正是因为这种都城的稳定性，商代晚期才开始出现都城为国家中心的概念及四方区域的地理概念，成为西周时期成熟都城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从文献和甲骨文中有关商代地理方位概念、迁都原因和考古材料中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安阳殷墟的建造布局来看，商代的择都理念比夏代有所发展，除了自然灾害、物质资源、生存环境等自然因素的考虑外，在商代晚期，都城概念上出现了“国家之中”的意识，成为后世立都于“天下之中”择都理念的重要基础。商代晚期甲骨文中出现了“天邑商”“大邑商”的称谓和“商”“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等涉及具体地理方位和地域概念的词语B13，说明当时商人的地理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系统，都城为国家中心的地理概念和政治概念已开始出现，这也是西周后附加天下之中政治内涵和地理内涵的成熟择都观形成的重要基础。至于商代的都城建制则比夏代更加成熟，功能分区更合理，尤其是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后世都城建筑中所遵循的中轴线布局，左祖右社，前堂后寝等规则已基本形成，大都气象已显。B14这些都成为周代以后成熟的都城观的重要内容。

三、“周都居洛”中的全局意识

夏商时期立都于洛并不是古人对洛阳地位的真正认知，直到西周洛阳成周的营建以及东周王朝的东迁洛阳，才使洛阳地区成为政治理念和地理概念中“天下之中”的结合体和成熟择都理念下的理想建都之地，迎来了其全面的兴盛期，也奠定了洛阳从周到宋长盛不衰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地位。

与商代晚期商人自稱都城为“天邑商”“大邑商”的朦胧都城中心观相比，西周择洛阳为都，是经过实地勘测，全面规划，立足于全国统治上的“天下之中”，立都于天下之中的都城观在此时已成熟。

首先，西周成周城的营建，经过了详细的地理勘测和统筹规划，建成后与西周原有的都城丰镐二京东西呼应，共为都城，体现的是西周都城概念、功能定位认识的成熟以及都城建设中的全局意识。早在周武王灭商时，周武王就有在洛阳兴建都邑的意图，《史记·周本纪》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B15成王继位，逐渐稳定统治后便开始营建成周城。关于营建成周城的具体过程，《史记·周本纪》和《尚书·召诰》等文献中均有详细记载。周公首先进行占卜，确立了洛阳地区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随后使召公到洛阳进行实地勘测，选定确切的建都地址；召公勘察过后，周公也亲自前往洛地复查，考察地理地形绘制成地图，对召公确定的建都之地进行占卜，并把考察结果一并汇报给成王；最后周成王根据卜兆与地图，对洛阳地区的地理环境进行综合衡量后，确定在涧水、瀍水与洛水相汇合的地方营建新邑；新邑建成后，又将殷遗民大量迁往新建之洛邑，即《汉书·地理志》所载：“雒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B16以加强对殷遗民的控制和管理，稳定中原和东方地区的统治。从文献记载的成周营建过程来看，周人选择在洛阳建立成周，既有延续夏之正统地位的政治内涵，又有加强控制商遗民和东方地区的统治需求，既考虑到洛阳地区天下之中的交通地理优势，又注重其资源物产丰富环境优越的生存环境优势，所以，西周以洛阳为都，体现的是都城选择中的全局意识，反映了当时择都理念的发展成熟。

而且，从成周建成后的功能和作用看，其既有宗庙祭祀之功能，又设有百官日常理政之所，并且驻扎有军队，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都城的功能非常明确。如文献中记载成周有“东都”之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B17。《史记·周本纪》有：“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正义》“即王城也。平王以前号东都。”B18成周不仅有“东都”之称，而且还是象征国家主权的九鼎所在之地，《左传·桓公二年》载“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B19，并建有西周的宗庙建筑和各中央官僚机构。《逸周书·作雒解》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注：王城也于天下土为中）”，“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B20这些宗庙祭祀建筑的存在也是洛邑都城性质的确切体现。在宗庙建筑之外，洛邑还修建有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管理日常政务及加强对周边诸侯国的管理。B21除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外，成周还驻扎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震慑四方诸侯巩固国家统治，即文献和铭文中的“成周八师”。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成周也是当时天下汇聚之所，“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B22处于天下交流汇聚的中心位置，而周公在成周制礼作乐，也使成周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对后世影响深远。B23endprint

其次，周代对洛阳在地理政治上天下之中的地位已有了明确认识，而且对都城的选择、都城营建规则、都城的功能地位等也有了系统认知。《史记·周本纪》中周公认为洛阳“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B24。《尚书·召诰》载“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周公）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土中”指洛邑为天下之中。B25《逸周书·作洛解》云，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洛水，地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B26。这些记载说明在周人意识中洛阳不仅是地理上的“天下之中”，也是政治上的“天下之中”。而当时择都必立于天下之中已成为都城选址的重要法则之一。如《荀子·大略篇》载：“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B27这种“天下之中”的礼制思想，不仅在周代都城建设中已有体现，而且也是后世建都的重要原则。《吕氏春秋·慎势》中有：“故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B28进一步阐明了“中”的概念和意义。另外，对都城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也有详细论述，即《管子·乘马篇》所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B29都城的兴建之地既要有山险可据，又要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既能保证充足的水源，又要有抗灾防洪能力。《周禮·考工记》中的匠人篇中，更是对先秦都城的布局、面积、功能分区等具体的营建规格有详细记载。综合上述文献的相关记载来看，先秦都城择址理念的发展成熟，是在夏商周国家长期的发展中积累总结而来，虽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吻合，但一些基本的都城营建理念还是有所体现的。这说明至迟到东周时期，古人对都城的功能定位、都城的选择地、都城的营建规则等方面已有了系统认识，当时的都城择址理念已经成熟。

西周时，洛阳虽有都城之实，但并非唯一之都城，而是与周人原有的都城宗周，并为都城。到东周，洛阳才成为周王室唯一的都城并延续至周亡，在政治地位上实现了独尊。东周选择以洛阳为都，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动荡，仓促中只能选择已有王都基础，地理环境优越，交通区位优势明显的东都雒邑，以便尽快稳定下来，不至于发生大的动荡。《史记·周本纪》载：“平王立，东迁于雒邑，避戎寇。”B30《括地志》中有“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郏鄏周公新筑，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苑内东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B31。洛阳的历史地位至此达到先秦时期的顶峰，也为后世多朝择取洛阳为都奠定了基础，而后世选择以洛阳为都的原因皆不出西周左右。所以，纵观整个周代，以洛阳为都是当时成熟都城观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择都理念和都城营建的发展成熟，以及择都中的全局意识。

四、余论

从上述夏、商、周三代的择都理念发展来看，先秦时期都城择址理念的发展成熟，与国家性质的变化和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

夏、商作为早期王朝，其国家性质依然保留着王国时期的原始性，即统治基础是以夏族、商族为主体和核心，为血缘政治，所以根基相对薄弱，其都城选择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本族群实力的发展，所以会选择生态环境优越，水源充足，利于农业发展，有山河之险用以阻挡外敌入侵，自然灾害影响小的台地或平原。其实这也是当时择都理念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内容，只不过是立足于小范围族群发展的以最基本生存发展聚居地为要求的择都理念。而与夏商早期王朝这种以本族血缘政治为核心的早期国家政体相伴随的必然是不断追寻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而形成的迁徙不定，所以从夏代到商代晚期盘庚迁殷之前，夏商都城都因多种原因处于经常迁徙的状态，直到商代晚期时，随着王权力量的逐渐加强，都城的作用和功能得以加强，都城的稳定才使建立于天下全局的都城观和择都理念开始有所发展。

周代以后，都城的概念与夏商时期已完全不同，这主要是由周王朝国家性质的变化所造成的。同夏商王朝相同的地方在于，周王朝依然是以周族为核心建立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周王朝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分封同姓王族和异姓功臣到全国各地封邦建国。这种分封制的结果，首先，周王朝疆域的扩大，而且这种政体结构使其对周边地区的控制远比夏商时强得多；其次，周贵族就封之后，在封地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统治方式，使地缘统治逐渐开始打破存粹的血缘政治，为秦汉的民族融合和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最后，政权的稳定和巩固促成了都城概念的成熟和都城功能的凸显。可以说，西周分封制的开创，实现了血缘政治和地缘政治的相结合，与之相伴的是都城作用和地位的凸显及加强，成熟的都城观和择都理念也随之形成。所以从真正的统一的国家理念上来看，不管是国家政体还是都城规划择都理念，周代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期。由于国家疆域的扩大和实际控制权的增强，周代对都城的定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都城位置的选择、都城功能的发挥、都城的整体布局方面都有了系统认识。择都已是一种立足于天下范围和全国统治的综合理念，并加入了天下之中的地理概念和政治概念，对都城的选择既要满足政治上的统治中心，又要满足地理方位的天下之中汇通四方，既要有便于社会发展的优越地理生态环境，又要有山河之便利易守难攻便于国家统治之稳定，所以周代是先秦都城观的发展成熟期，也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国家的发展成熟。

注释

①⑦⑩B15B18B22B24B3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3年，第1371、93、93、129、149、3265、133、149页。

②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8—84页。

③张东：《试论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背景》，《中原文物》2013年第3期。

④此处观点参见宋豫秦、虞琰：《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

⑤⑨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三联书店，2016年，第209—211、185页。

⑥B1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2年，第1555、1555页。endprint

⑧李久昌：《古代洛阳所置陪都及其时间考》，《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B11B25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第223、397—398页。

B12李玲玲：《商代青铜文明特征》，《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B13叶万松、扈晓霞：《“中央之岳”与“三河鼎足”——解读先秦都邑居“天下之中”》，《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B14杜金鹏：《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24、430页。

B17B1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517、89页。

B20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逸周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39页。

B21B23豫乔：《正確看待洛阳在中国古都中的地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B26《逸周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页。

B27荀况：《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3页。

B28吕不韦：《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9页。

B29管仲：《管子》，中华书局，1954年，第13页。

B31此引文献参见陈昌远：《河洛地区——华夏文明的策源地》，《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 轲

Luoyang as the Capital in Three Dynas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choosing Concept in Pre-Qin Period

Li Lingling

Abstract：The three Dynasties of Xia， Shang and Zhou all built capital city in Luoyang， although each of them has different reasons for choosing Luoyang as capital cit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asons of their choice directly reflected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of choosing capital in the Pre-Qin Dynasty. The Xia Dynasty′s choice of Luoyang area as capital was based 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groups. Early in the Shang Dynasty， the reason of choosing Luoyang as capital was to establish the political appeal of national legitimacy. It was not until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at a comprehensive capital choosing ideas became more ma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Luoyang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was the concrete reflection of the maturity of the capital-choosing concept in the Pre-Qin period.

Key words： Luoyang as the capital in Three Dynasties； the Pre-Qin period； the concept of the capital-choosing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