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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寻租环境与企业效率关系研究

2017-10-17董淑兰刘浩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国资委

董淑兰+刘浩

摘 要:選取国资委下属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寻租环境、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三者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而恶劣的寻租环境则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企业所属区域的寻租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正向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效率的正向影响效应会随着区域寻租的增强而减弱。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改革,遏制国有企业腐败寻租行为,净化经营生态环境,减少企业寻租的非生产性投入,进而提高效率。

关键词:国资委;企业社会责任;寻租环境;企业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7)04-0060-10

一 引言

自2015年3月,伴随着中央巡视组进驻各大国有企业,针对国有企业“打老虎”的战役拉开了序幕,通过分析查处的案件和落马的腐败高管发现国有企业中出现的“吞食国资”“利益输送”“秘密消费”等新老杂交式腐败,个别央企甚至出现系统性、坍塌式腐败,反映了国企近年来在职务犯罪中出现的一种新动向。腐败环境对于企业经营环境和高管作风的毒害,使得深化国企改革和国企反腐败必须步调一致,通过反腐败为国企改革扫清障碍。反腐败一向被认为是政府的事,跟企业无关,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认为,企业应把反腐败放在自己的社会责任上,企业靠拉关系、搞腐败起家,从长期看对企业后患无穷。正如创租抽租理论认为的,面临官员的“敲竹杠”式抽租刘冰峰:《寻租, 抽租与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现代财经》2015年10期,第80—91页。,企业抽出可支配利润用于满足腐败官员。寻租诱发企业投入大量机会成本聂辉华、张或、江艇:《中国地区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5期,第37—48页。,运营成本的抬高使得企业只能被动地压缩生产空间,破坏企业的研发和生产活动李后建、张宗益:《地方官员任期, 腐败与企业研发投入》,《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744—757页。,阻碍了企业成长。而腐败寻租所散发的传染性示范效应一旦在区域内扩散蔓延将使得区域寻租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环境存在关于寻租环境的解释:高管腐败产生较强的传染和示范效应,进而促进腐败行为的进一步扩散,频繁的高管腐败所产生的区域社会互动和隐秘网络形成区域腐败寻租环境,即通过寻租行为的扩散和寻租链条的产生进而生成区域寻租环境,寻租环境的示范效应和政治风气反过来影响区域企业寻租行为,参见周黎安、陶婧:《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57-69页和陈刚、李树:《官员交流、任期与反腐败》,《世界经济》2012年第2期,第120-142页。,政企之间的寻租链条和社会网络结构可能发生固化效应,扭曲化的政企关系所带来的恶性循环将导致政治生态环境恶劣。身处这样制度环境下的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时李雪灵、张惺、刘钊、陈丹:《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 源于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1期,第84—96页。,将会发现相较与履行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隐形长期收益,寻租活动能以更少的经济成本获得更多可见的收益,放弃履行社会责任选择寻租活动成为明智的选择邵传林:《体制转轨背景下的政企关系, 腐败与治理》,《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64—74页。。区域寻租环境还会扭曲高管政治晋升机制陈仕华、卢昌崇、姜广省、王雅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管理世界》2015年第9期,第125—136页。,寻租以及由此衍生的关系晋升将会取代正常的业绩考核升迁激励,社会责任投资活动沦为高管谋求政治晋升的工具,这种掺差个人私利、投机主义、工具主义的社会责任履行动机将不利于提高企业效率。针对当前地方腐败寻租的严峻形势和国企高官政治升迁改革的势在必行,本研究基于区域寻租环境的差异,从寻租环境在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中发挥调节效应的视角,为国有企业遏制腐败蔓延、全面深化政治晋升激励改革提供新的依据,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效率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基于自身逐利活动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合理需求而对企业逐利行为进行非正式约束的一种必然的制度选择苏冬蔚、贺星星:《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11年第9期,第138—159页。通过社会责任履行建立起与利益相关者信任和互助机制的行为规则,增加企业的社会资本,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引导企业通过不断权衡社会资本收益和社会责任成本之间的边际收益,从而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苏蕊芯、仲伟周、刘尚鑫:《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关联性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第75—85页。。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节约交易成本、获得交易效率是企业效率的基本内涵,履行社会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企业为获得更多产出而投入必要资源的理性行为。通过社会活动投入,企业社会责任软制度内容与有效率的企业制度安排高度契合,并发挥社会责任所具有的传播效应和企业制度节约交易成本的交易效率功能,能够减少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摩擦而使企业取信于利益相关者。这种交易中的诚信因素和良性互动关系可以避免企业因利益相关者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等导致交易成本过高,简化交易过程,提高交易效率,进而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而企业效率的本质是实现投入产出的最优配比,企业社会责任活动通过将企业战略中的伦理考虑和价值观引导企业内部成员在共同的组织承诺和价值观下保持团结与稳定。同时降低投资方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而凭借企业负责任的经营带来企业效率的提升Platonova E,Asutay M,Dixon R,et al.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the GCC Islamic Banking Sector.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6,No.1,pp.1-21.。正如工具理论和良好管理理论基于利益相关者管理的视角认为,企业通过从事社会责任活动,可以产生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反应和更好的支持行为Du S,Bhattacharya C B,Sen S.Maximizing business returns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The role of CSR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10,Vol.12,No.1,pp.8-19.,其作为满足利益相关者要求的管理工具在确保企业生存根基的同时也使企业拥有一种无形资产,从而更有效地利用内外部环境资源。而从长远来看,这种企业战略层面的伦理考虑和价值观使得企业在了解和利用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层面的公司治理相结合Jizi M I,Salama A,Dixon R,et al.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Evidence from the US banking sector.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4,Vol.125,No.4,pp.601-615.。在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定位企业的社会责任优先政策,可以建立企业形象,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对企业发展的良好意愿,增强利益相关者的倡导行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率Surroca J,Tribó J A,Waddock S.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role of intangible resourc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Vol.31,No.5,pp.463-490.。资源异质性观点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视角也认为,企业在战略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企业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掌控资源的能力Larcker D F,So E C,Wang C C Y.Boardroom centra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3,Vol.55,No.2,pp.225-250.。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占据结构洞网络的关键位置 陈运森:《社会网络与企业效率: 基于结构洞位置的证据》,《会计研究》2015年第1期,第48—55页。,拥有市场竞争中的信息资源和关系资源,降低企业信息收集成本,争取社会网络间的企业合作,通过内部学习和整合机制将关键资源转化为动态市场竞争能力进而影响企业财务治理效率。基于此,本研究提出:endprint

假设1: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显著正相关。

(二)寻租环境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认为,寻租活动致力于对社会既得利益的再次分配,寻租成本消耗社会资源而不产生社会财富,扭曲资源配置方式。其作为一项非生产性活动,阻碍了资源自由流通和市场公平竞争,导致企业无法实施更有效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寻租活动作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负和博弈,其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中国几千年的权力寻租历史和官场文化为寻租活动提供文化基础,“关系”、“人情”已经成为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所默认的规则杜兴强、陈韫慧、杜颖洁:《寻租, 政治联系与“真实”业绩——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10年第10期,第135—157页。,官员腐败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寻租的普遍产物,反映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软化”问题黎文靖:《所有权类型, 政治寻租与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一个分析性框架》,《会计研究》2012年第1期,第81—88页。。在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过渡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干預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于经济活动进行管制,而政府干预的存在为企业通过向政府官员支付“保护费”和“贿金”以获取政治关联下政府所给予企业的特权提供动机周中胜、何德旭:《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 非生产性支出与 R&D 投资》,《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12期,第1854—1863页。。公共选择理论也认为,公司向政府官员提供贿赂,以换取政府官员给予企业的价值再创造和利益再分配,是企业在成本效益分析的框架内经过考虑所做出的选择。只有当政府干预经济产生配额、许可证、批准、授权等可以诱发寻租的机制时,公司才会察觉到贿赂的潜在利益,并主动愿意“购买”政府的优惠资源。公司的贿赂只是在减少政府的任意和不利于企业的干预活动Gao Y.Government intervention,perceived benefit,and bribery of firms in transitional China.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Vol.104,No.2,pp.175-184.,并将政府优惠资源引向被照顾企业以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以租金换取更大规模的寻租溢出是公司投入资源来寻找这种租金并建立政治联系的根本目的。

然而,政府官员和企业基于寻租过程的租金交换而受益后都试图维持或扩大现有的租金制度,从而导致更多的腐败。由于贿赂付款伴随着不确定性和保密性,企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公司的贿赂率和企业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稳健的负面关系,腐败显著地影响企业成长。正如交易成本理论所认为的,政府以资源配置者身份出现在企业经济活动中,企业交易成本中蕴涵着企业与政府及政府官员进行交易以获取更多资源的寻租性非生产支出万华林、陈信元:《治理环境,企业寻租与交易成本》,《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2期,第553—569页。。寻租理论也认为,寻租活动是特定的利益集团为谋取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官员进行游说的非生产性活动,它扭曲了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Houston J F,Lin C,Ma Y.Media ownership,concentration and corruption in bank lending.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Vol.100,No.2,pp.326-350.,当公司将有限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这就给公司的研发和投资等生产性活动带来“挤出效应”。不仅会损害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会败坏企业内部的管理实践Athanasouli D,Goujard A.Corruption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Firm level evidence.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5,Vol.43,No.4,pp.1014-1034.,最终损害企业的增长和发展。而地区寻租环境显著地影响了企业在面对官员设租时的选择偏好,通过挤压经营和生产支出,企业倾向于借助非生产性活动进行寻租。而企业对于资源的扭曲分配使得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明显偏高何轩、马骏、朱丽娜、李新春:《腐败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扭曲》,《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2期,第106—122页。,直接造成了企业产权效率和经营业绩的降低,机会主义盛行,企业缺乏进行知识创新的动力,这种寻租行为最终会损害公司价值。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2:寻租环境与企业效率显著负相关。

假设3:寻租环境越恶劣,寻租环境对于企业效率的负作用越显著。

(三)企业社会责任、寻租环境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地区腐败和政企关系一旦扭曲化就有可能发生固化效应,即越是腐败的地区,越需要寻租行为来“疏通”政企关系邵传林:《体制转轨背景下的政企关系, 腐败与治理》,《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64—74页。,进而引起更加严重、更具普遍性的腐败现象。同时既得利益也越容易固化,在局部地区形成恶性循环,并导致政治生态环境恶劣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规范性观点认为,企业的行为往往内生于制度环境,其社会责任行为是在既定环境下适应环境的理性选择周中胜、何德旭、李正:《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10期,第59—68页。。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频繁、市场环境恶劣和寻租频繁的环境中,企业会更有动力进行寻租活动,并将大量资源配置于非生产性领域。受转移与挤出效应的影响,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因费用支持不足而效力弱化。新制度经济学也指出,企业的行为是针对某种特定制度环境的反应函数,而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形成和履行水平在很大程度也应受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贾兴平、刘益:《外部环境, 内部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南开管理评论》2014年第6期,第13—18页。。当企业所处市场的经济形势差,政府干预市场为官员的寻租行为提供了温床,企业更可能付出许多非生产性成本和做出机会主义行为。这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即区域政府干预的差异和寻租化倾向削弱了企业试图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向利益相关者释放正面信号的动机,不利于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在特定社会制度环境下,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若发现相较于履行社会责任等寻利活动,寻租活动能以更少的经济成本获得更多超额收益逯东、林高、黄莉、杨丹:《“官员型” 高管, 公司业绩和非生产性支出——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12年第6期,第139—153页。,便会倾向于放弃寻利活动而选择寻租活动。企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用于与政府部门沟通和协调的非生产性活动,从而减少了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等关系企业能力建设上的投入,从而有损于企业的长期业绩或整体的社会绩效。endprint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高管作为精英治理时代企业权力结构的核心和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决定着企业经营的成败和发展高度。高管掌控力的社会连带容易产生钝化效应张祥建、徐晋、徐龙炳:《高管精英治理模式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吗?——基于社会连带关系调节效应的研究》,《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0—114页。,为CEO谋取私利的连带寻租行为提供机会。政府干预理论也认为,管理者的职业关系为管理努力提供了隐性的激励,国企负责人由各级行政组织管辖更多地被看成是政府官员的准官员型性质决定其面临有限的就业机会陈仕华、姜广省、李维安、王春林:《国有企业纪委的治理参与能否抑制高管私有收益?》,《经济研究》2014年第10期,第139—151页。,更多关注政府官员的评估,表现为在政治上拥有强烈的职位晋升诉求,而不是在企业长期工作。国企政治晋升激励下容易导致私有收益、面子工程、机会主义的盛行周铭山、张倩倩:《“面子工程” 还是 “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管理世界》2016第12期,第116—132页。。政治晋升激励对于国企高管职业生涯的政治锁住效应,使得国企高管追求异常公益性捐赠等社会责任活动刻画形象工程达到短期政绩为争取一切可能的晋升机会做铺垫作用郑志刚、李东旭、许荣、林仁韬:《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与形象工程——基于N省A公司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10期,第146-156页。

,同时区域寻租环境的存在又破坏了政治升迁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内在关系姜付秀、朱冰、王运通:《国有企业的经理激励契约更不看重绩效吗?》,《管理世界》2014年9月,第143-159页。。关系晋升、腐败寻租晋升的盛行导致社会责任沦为高管政治献金的一种变通的政治策略。企业社会责任作为高管在政治晋升中的面子工程和关系资本在区域寻租及寻租盛行的环境中扮演提高国企高管升迁概率和发挥扶持高管顺利升迁的短期绩效工具的作用杨瑞龙、王元、聂辉华:《“准官员” 的晋升机制: 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第23-33页。,这种以公肥私的个人利益寻租将扭曲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正常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4:寻租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

假设5:寻租环境越恶劣,寻租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中发挥的反向调节作用越显著。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立足于新常态背景和国企反腐,以国资委下属上市公司2011-2015年样本区间:2011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而到了2015年随着中央巡视组首次全面进驻国有企业,国企反腐集中发力预示着国企反腐年的到来,而2011-2015年期间是中央巡视工作启动和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案曝光的活跃期,文章区间选择正是基于经济新常态和反腐新常态下研究政治生态环境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为样本区间,并对样本进行筛选,剔除数据缺失企业和金融企业,最终得到680家企业共计3400个样本。其中,企业效率计算指标和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君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于润灵环球(RKS)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级数据库,寻租环境指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各省市的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报告等,实证研究使用SPSS22、DEAP2.1和Frontier4.1统计软件完成。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企业效率

通过考察企业资源的投入与产出配比情况可以反映企业资源利用的有效程度,作为经济学中与生产理论有很强的联系的企业效率评估模型,DEA综合效率得分作为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结果可以作为衡量企业整体运营效率的重要标准芦锋、刘维奇、史金凤:《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基于储蓄新视角下的网络DEA方法》,《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2期,第174-184页。本研究借鉴熊婵等熊婵、买忆媛、何晓斌、肖仁桥:《基于DEA方法的中国高科技创业企业运营效率研究》,《管理科学》2014年第2期,第26-37页。

及黄海霞黄海霞、张治河:《基于DEA模型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1期,第150—159页。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基于投入产出的关系研究企业效率的思想和实证研究情况,选择固定资产、营业成本、期间费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作为投入、产出指标,将计算出的企业年度综合效率评价得分作为企业效率的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

(1)企业社会责任。本研究选择润灵环球(RKS)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衡量指标尹开国、刘小芹、陈华东:《基于内生性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6期,第98—108页。。考虑到数据和方程拟合问题,将社会责任人评级得分统一除100。

(2)寻租环境。腐败被定义为个人或企业滥用公共或组织资源寻求私人权力和个人利益,其有时也被认为是寻求社会网络优势(交易成本、组织同构)的组织行为。在许多情况下,腐败涉及许多个人之间的合作,他们倾向于将破坏行为合理化为社会上可接受和正当的行为。腐败不仅指经济腐败,而且广泛地包括各种行为偏离规定的规范,企业管理者在层次结构中通过金钱寻求支持特权和社会地位等利益需求,这种企业向政府官员提供贿赂,以换取租金创造和分配的非正式公关活动被称为寻租Hung H.Normalized collective corruption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Small treasuries in large Chinese enterprise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8,Vol.79,No(1-2),pp.69-83.。國际腐败环境研究中多采用透明国际(TI)发布的全球各国行贿指数、清廉指数和腐败感受指数Aidt T S.Corruption,institution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09,Vol.25,No.2,pp.271-291.,而国内学者在研究区域腐败时倾向于以所属区域腐败案件和腐败人员规模作为腐败程度的代理变量,主要包括各省每万名公职人员和每万人的贪污贿赂立案数、职务犯罪立案数及职务犯罪立案比率吴一平、芮萌:《地区腐败, 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0年第11期,第10—17页。本研究从区域腐败数据搜集、整理途径的综合考虑,借鉴陈刚陈刚、李树:《中国的腐败, 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经济科学》2010年第2期,第55—68页。的研究成果,通过阅读《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各省市人民检察院院长和法院院长每年向各省人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以及浏览部分省市法院检察院网站和中纪委官网获取信息后,采用各省市贪污贿赂立案数的对数作为区域寻租环境的代理变量。本研究借鉴伊志宏等伊志宏、姜付秀、秦义虎:《产品市场竞争, 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第133—141页。endprint

和贾兴平贾兴平、刘益:《外部环境, 内部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南开管理评论》2014年第6期,第13—18页。

对于变量影响强度的研究,以取平方的形式表示寻租环境的强度。

3.控制变量

本研究借鉴GaoGao Y.Government intervention,perceived benefit,and bribery of firms in transitional China.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Vol.104,No.2,pp.175-184.和魏志华等魏志华、吴育辉、曾爱民:《寻租、财政补贴与公司成长性——来自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经济管理》2015年第1期,第1—11页。

从企业规模、发展能力、盈利状况、经营效率、财务杠杆、公司治理和上市地7个方面,分别选择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比例与沪深交易所虚拟选择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计

利用模型(1)验证假设1,检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正相关;利用模型(2)验证假设2,检验寻租环境扭曲了企业资源配置,不利于提高企业效率;在假设2的基础上,利用模型(3)验证假设3,考察区域寻租环境越恶劣,寻租环境对于企业效率的负作用影响越显著,只需证明RSE2系数的显著性大于RSE系数的显著性;利用模型(4)验证假设4,考察寻租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只需证明寻租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乘项(CSR×RSE)的系数为负,即可证明寻租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在假设4的基础上,利用模型(5)验证假设5,检验区域寻租环境越恶劣,寻租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中发挥的反向调节作用越显著,只需证明寻租环境的平方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乘项(CSR×RSE2)的系数为负,显著性高于寻租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交乘项(CSR×RSE)的显著性。

四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效率的平均值0.944代表了国资委下属企业整体的效率水平。CSR最小值为0.1998,最大值为0.8290,反映出同为国资委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寻租环境最小4.74,最大8.1,区域寻租环境存在一定差异。

(二)多元回归分析

如表3所示企业社会责任、寻租环境与企业效率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模型(1)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CSR的系数为1.364,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显著正相关,假设1成立,即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促进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实现企业效率的提高。

模型(2)检验寻租环境与企业效率的关系,RSE的系数为-0.234,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寻租环境与企业效率负相关,假设2成立。即当企业热衷于寻租活动,将有限的企业资源从生产安排中转移至非生产性活动,这样的资源扭曲活动无异于浪费企业资金,自然将损害企业的整体效率。在模型(2)确认寻租环境与企业效率负相关的基础上,用模型(3)检验区域寻租环境的恶化是否会影响其对于企业效率负作用的显著程度,结果显示RSE2的系数为-0.019,在1%的水平上显著,大于模型(2)中RSE的5%显著性水平,假设3成立。

模型(4)检验寻租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企业社会责任与寻租环境的交乘项(CSR×RSE)的系数为-0.268,小于0,且在10%水平上显著。因此,企业所处地区的寻租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假设4成立。即地区寻租盛行的环境将使得企业热衷于通过寻租获取非正式的竞争资源来提高企业效率,而非通过正常的社会活动维系内外部良好的经营环境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整体效率,寻租对于企业有限资源的占有和策略优先选择的影响不利于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战略来提升企业效率目的。在模型(4)确认企业所处地区的寻租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的基础上,模型(5)中CSR×RSE2的系数为-0.026,在5%水平上显著,大于模型(4)中CSR×RSE的1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寻租环境越恶劣,寻租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中发挥的反向调节作用越显著,假设5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继续进行如下检验:基于随机前沿函数分析测度模型(SFA)中的生产函数模型使用参数法计算的企业技术效率值替换DEA基于非参数法计算的综合效率得分用以表示企业效率雷玉桃、黄丽萍:《中国工业用水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SFA的省际面板数据》,《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4期,第155—164页。;采用社会贡献值替换润灵环球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得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衡量指标陈丽蓉、韩彬、杨兴龙:《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交互影响研究》,《会计研究》2015年第8期,第57—64页。回归结果表明,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取得更好的企业效率,而区域寻租环境仍与企业效率负相关,随着寻租环境的恶劣,这种负作用更加显著。寻租环境在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中仍具有反向调节效应,并且随着寻租的强化,这种反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4。

五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地方国资委下属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基于地区寻租环境的差异,考察寻租环境、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以及寻租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地方国资委下属上市公司所属地区的寻租环境差异比较明显,上市公司的综合效率以及履行社會责任情况均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与企业效率正相关,区域寻租环境则与企业效率存在显著负向关联。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所处地区的寻租环境,在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与公司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即公司所处地区的寻租环境恶劣,使得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隐蔽和非正式的寻租关系维护上,进而会影响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降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影响企业效率。高管个人政治晋升所衍生出的利益输送将会扭曲国有企业高管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动机,利用社会责任达到高管个人升迁的政治寻租动因,这种个人的私利将会扭曲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原有关系。

研究启示:国企高管权力寻租和以权谋私是国企腐败的主要体现,而利益输送贯穿始终。19世纪,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道出了一句具有铁律性质的警世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可见,腐败与企业内部权力配置密切关联,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越大,利用在职消费和关联交易进行权力寻租谋取私利的可能性越大胡明霞、干胜道:《管理层权力, 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87—93页。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将国企推向市场,建立规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落实法人治理结构和内外部监督互相配合协调,通过科学规范的企业运营制度,让管理层的权力在既定轨道、按既定线路运行,形成不易腐败的保障机制,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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