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娜轲

摘 要：清代妇女身份低微，灾荒史研究中的妇女多是国家政府视角下的被救助者。事实上，清代妇女在家庭生产劳动及家务操持方面尚有较大的自由空间，灾荒困境下妇女经常采取佣工、联姻、乞讨、自鬻、入客店等多种途径开展家庭自救，委屈乃至牺牲自我以保全其他家庭成员的反哺行为多有发生。长居于弱势而不失其家庭担当，这固然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长期施压有关，更与妇女孕育生命、家庭本位的社会性别意识有着根本连结。

关键词：灾荒视域；清代妇女；家庭反哺；羸弱与担当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7）04-0118-11

清代灾荒史研究中的妇女，多是国家政府视角下的被救助者，是受灾群体中受难的被同情者，妇女抗灾活动则少有论及清代妇女与灾荒的研究多集中于妇女买卖、妇女恶劣境遇等，主要有：郭松义《清代京师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05期；赵晓华《晚清饥荒中的妇女买卖——以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为中心》，《史学集刊》2008年第5期；艾晶《清末民初女性拐逃防治研究》，《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赵晓华《晚清灾荒中的妇女拐卖及法律惩处》，《兰州学刊》2016年09期等。但作为家庭中的一员，清代妇女不仅在日常年份参与家庭的生产活动，操持家人生活事宜，维系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互动；在灾荒年月，妇女还常常做乳母、入乐籍、去客店等多方佣工养家，甚至决然远嫁、自鬻、毁节、自戕以反哺家庭，換取家人生命的延续。这些灾荒中自我牺牲色彩浓重的家庭反哺行为，反映了小农经济及其保障体系的脆弱、灾荒救治及施赈管理的失察，彰显了传统妇女孕育生命、家庭本位的社会性别意识及担当，也陈诉了经济能力及律例规范对保障妇女权益的重要性。

清人王庸所著《流民记》分为四卷，依次为甘肃兵荒、陕西旱荒、晋荒附闻、豫荒附闻。“甘肃则但记乙丑省中绝粮一事，附以陇西荒事，及秦而止，以荒后余之所亲经也”（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495页。，首卷主要记载了同治三年（1856年，乙丑年），作者亲历甘肃因兵而荒而粮绝的情况；“陕西则专记丁丑、戊寅旱荒一事，亦以余之所经为次，记三原较详者，以居三原最久也”，“至晋荒与陕同时，时有平遥二三友人，朝夕过从，又有旧好在晋，闲以鱼书见赠，故亦闻其详”，“客汴已久，于汴荒亦略有所闻，爰取情节稍异者，复依类为记”（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495页。，其余三卷详细记录了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灾民在光绪元年（1876年）至光绪四年（1879年），即“丁戊奇荒”期间历经的种种苦难。《流民记》集中描述了灾后民众四处流离、艰难求存的景象，对受灾妇女群体多有着墨，展现了灾荒背景下小农家庭，尤其妇幼等弱势群体的抗灾实况。笔者结合相关方志、文集、荒政书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对清代灾荒时期小农家庭中的妇女自主抗灾活动进行探究。

一 灾荒境遇下的女性及其家庭反哺行为

我国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拥有或租种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及佃农，以家庭为单位，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农耕、纺织及农副产品加工相结合，维持全家的生产及生活，并向国家缴纳赋税及徭役，构成社会经济运行的坚实基础。清代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及粮食亩产量并无明显提高，许多家庭，终岁勤动而鲜有盈余，一遇灾伤则备尝艰辛。河南扶沟县，“盖自咸同以来，兵燹、旱蝗不一而足，至于水灾，无岁无之”（清）熊燦等《扶沟县志》（卷一·风俗），光绪十九年刊本。；山东齐河县，“人贫地瘠，家鲜盖藏，田一井者衣不蔽膝，家数口者肉不知味，遇岁旱涝则啼饥号寒，比比皆是”杨豫等《齐河县志》（卷十二·风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灾荒年月，妇女的处境与其家庭经济条件及成员间关系亲疏有着直接关联，间有个人际遇之不同。有合族成群逃荒者，依靠族中有声望者一路告贷为生；有举家流徙者，沿路或佣工或乞讨或自鬻；有被卖为妻妾、婢女者，辗转千里而生死不明；有厮守故土，存干草面、石碾缝隙积糠艰难度日者；有不忍饥饿、难堪，绝然投河、自缢者；有舍身入妓、救济家人，灾后转生或自决者。父系氏族社会以来，尽管妇女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活动范围都有明显的衰落，赚取家计与打理家事的工作逐渐一分为二，且主要集中并局限于后者，但妇女在生育教养子女、安排家庭日常生活方面始终居主体地位，妇女也自然视之为主要家庭职责，灾荒时期这一职责感表现亦较明显，其反哺家庭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佣工打杂

寻常年份，妇女多以家庭纺织贴补家计，除农忙时随家人下田劳作外，单独参与户外其他劳动的情况并不常见。然灾荒时节，家中粮食紧缺、老幼病弱，长居于闺门之中的女性也多放下矜持的一面，抛头露面地到富户、客店等佣工打杂，以缓解家中生活困境。佣工打杂，靠劳力糊口，虽身份卑微，但既可保全名节，又能贴补家资，多为灾荒时期妇女家庭自救举措的首选。

同治三年（1864年），甘肃旱，秦州多处粮绝。某秀才病死，留遗腹子，“适某宦觅乳媪，妇应之。数年所得，薄治田产，自计田之所出再以针黹佐之，便可存活，因辞焉。”（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02页。妇人归家后教养幼子，继先夫之志，子成童时即入泮。光绪初年，晋地大荒，赤野千里，灾民四处逃散，“又有合家枵腹，食无所出，使少年妇女寄居客店，为客浣濯，为客缝纫，为客供奉烟茶，视一日所得，卜一家之饥饱”同上，第6515页。，以在客店佣工打杂而换取一家口粮。山西解县，李顺一家因灾粮绝，其妻任氏“扫蒺藜、刮树皮，且为富家佣女工”曲迺锐《解县志》（卷八·士女传），民国九年石印本。，而救活家人。妇女社会性的各方佣工，为灾荒时期个体家庭渡过难关注入了新的力量。endprint

（二）联姻与远嫁

婚丧为民间礼俗之首重，是个体生命富有仪式感的阶段性表征，仅婚礼就向有“三书六礼”之步骤，士大夫之家多因循守制。小农家庭经济不宽绰，多将其简化，更有“贫民或女未及笄，育于夫家，既长乃成婚，各处亦多有之”（清）姚之琅等《邓州志》（卷九·风俗志），乾隆二十年刊本。将女童养于夫家，劳作于夫家，年长后完婚，即俗称“童养媳”。它不仅固化了双方婚姻关系，也减轻了女方家庭的经济负担，是贫困家庭以女儿为质押来减缓困境的权宜之计，客观上也启示了古时女子联姻自嫁以报谢亲恩的惯常做法。灾荒年月，饥馑压顶，家中少女多以缔结婚姻来获取生存机会、缓解母家生活危难，仓促而无奈。

同治三年（1864年），甘肃巩昌田荒粮绝时，“客其地者，无论仕商奴仆，多与本地联姻，或为妻，或为妾。即仕族中女，亦不暇细择……故有女及笄，无资可逃，不论远人贵贱，但问名辄嫁之”（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01页。，求生的同时，也为家人存活多一份补给。光绪初年，陕西长安，一位女子幼时被人偷去，但记得父名及籍贯。及长，入乐籍，名噪财厚，托乡人捎话其父母欲还家，未得允准。旱荒后家人病倒，女子返乡出资解决了困厄，父母因其失散多年、恐于名节有染，踌躇是否留女。当地一位丧偶名士得闻后，与女子结为连理，“生本寒家族，藉女资，得少康。女又善于作家，无娇惰气，颇为戚里所称云”同上，第6511頁。，女子因灾荒而得以面见父母，然最终因联姻得以留居家乡。

（三）扶老携幼乞行

“四境皆荒，投生无路，一息尚存，谁愿饿死？携老扶幼，背井离乡，或东或西，皇皇靡定……幕天席地，吸露餐风。饥寒中人，疾疠易作，跋涉数十百里，仍不免作沟中瘠、异乡鬼也。”苏州桃花坞协赈公所编，朱浒点校《齐豫晋直赈捐征信录》，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八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394页。这段话充分描绘了饥荒侵袭下灾民四出、生死旦夕间的惨烈图景，也是古代小农经济脆弱，农家一遇灾歉，便不得不流徙他乡求食的历史缩影。大灾之下，妇人亦多跟随家人或族人辗转千里，沿途乞讨，照顾老幼。

陕西宝鸡之终南山，属秦岭山脉，东西横亘七百里，一遇灾荒，流民多沿此山进入四川避难。光绪初年，一男子担两筐，前置婴儿，后置行李，其妻搀扶其母跟随在后。日暮便于山涧支起灶火，“夫取柴，妇熱火。炊已，母子夫妇聚食”（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04页。灾民逃荒途中支釜作炊，一般多在溪边或林下，清水煮野菜，有少加米粒者，亦有无米可加者，甚至无盐淡食者，境况甚为窘迫。

妇孺相依为命，他乡乞食的境况则更为艰苦。光绪初年，某妇二十余岁，怀抱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前有一中年妇女引之乞讨，不久三人都患病不能行走，后母子俱死，只留中年妇人俯卧尸旁，泣曰：“此吾媳与孙也。吾姑与吾及媳，三世寡居，惟此子耳。前者姑死于病，今媳与孙又死。”同上，第6507页。不几日，妇人亦病故。某妇背负一子，两手拱一盘，膝行于大道旁，哭诉曰：“姑死未敛，已两日矣。”同上，第6508页。来往过路者多投钱到盘中周济之，妇人哭谢，子亦呱呱作泣。灾荒之际的四处流徙，是饥馑压境下的仓皇逃生，异地就食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赈济迟滞造成的灾伤，妇人搀老护幼、他乡乞讨以寻求生机也较为常见。

（四）自鬻与卖女

“夫凶年而卖妻子者，禹汤之世所不能无也”，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六十六·赋税），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宝善斋石印本。古代社会，妇女作为男权附属品，没有自主权，因灾被卖的现象普遍存在。受灾女子在佣工不能、联姻无门、乞讨不得时，也多选择自鬻以救济家中忍饥挨饿的老弱子弟。自鬻和被卖，虽然都是弃一人于危境而求他人之生机，但在情感上有自愿和被迫之分，在人格上有自主与奴役之别，甚至是获罪与否的界标。

咸丰年间，河南光山县大饥，西阳村“家有两子妇，愿以身养舅姑，次妇先去渡汉江，至所鬻之家，是夜投缳死”姚兆平《光山县志约稿》（卷四·艺文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光绪初年，某商客居于河南周家口，散步河上时，发现有船满载妇女、顺流而下，其中有面容似其妻者，便尾随相访，得知船上皆山西饥民，“因登船细审，果其妻也。问其故，则父母无所养，妻以三绵，为牙人所得”（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14页。，商人偿还其值及沿途费用，妻幸免于难。某商路过山西，见女子卖价低廉，竭其资买下十余人，行数百里后，银两用尽而无法前行，又惧怕官府“不得弃妇幼于路”的禁令，“遂自寿阳入山，于人迹罕至处，尽弃诸女而去”同上，第6514页。，一人贪虐而枉送数人性命。自鬻者被人买去后，有转身自尽者；有途中折磨丢弃，坐以待毙者；有辗转千里，继而坠入烟花苦海者；有官府解救送还者；有路遇亲朋被赎出者；有被买家善待如家人，灾后还家探望者。种种境遇，不可尽数。

此外，妇女为家人生计，卖六七岁、八九岁大的女儿去做婢女也较为常见，部分是自决前托孤于人，部分则是为家里所有人图个活的希望。虽然卖女的初衷并不全出自于母亲，但送别女儿、劝慰女儿跟随买主的却多是母亲。某妇卖女为婢，年八九岁，临别前女泣曰：“母向欲投河，以有我故，不忍也。今舍我去，恐投河矣。”同上，第6498页。妇人以有钱不投河，数日后再来探望女儿，遂不见所踪。另一六七岁的女孩被卖，其母领钱将走，女亦要走，百般吓唬、劝慰均不留。买者遂多给妇人一些钱，让其每隔两三日来看女儿，以稳定女孩情绪。数日后，女孩便只能在梦中与母相聚。某妇卖女，临行前叮嘱道：“凡事必慎，凡人必敬。骂则听之，挞则受之，委屈在心，勿形于面。今后尔无母，无尔容娇惯地矣。”同上，第6498页。言罢挥泪而去。endprint

无论自鬻还是卖女，从妇女自身角度来看，或许都是对自我的层层割舍，对夫家及母家的极力保障。但客观上却对这种性别屈辱代代承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传统社会文化的长期施压及社会实践的因循中，卖女眷而保男子，某种程度上已经潜移默化为成年妇女及幼小女童的分内之责。妇女孕育及教养生命，却不得不临机遗弃生命，抉择前的煎熬、送别时的难忍应是毋庸置疑的。女孩仰赖及信任父母，却被父母劝慰、哄骗至生别离，虽有情感上的抗争与不从，但终究无力摆脱，只能默默承受。

（五）“入客店”与作妓

佣工、联姻、乞食和自鬻外，部分受灾女性，尤其年轻且容貌姣好、家里多老幼者，则会选择到客店或妓院舍己求存。“入客店，晋地秽亵语也。平素，良家妇女以入客店为辱。是时，居近通衢者多入客店求活。”同上，第6515页。妓院多来往客商及达官贵人，灾荒时期仍有继续营业者，成为受灾女子求存、接济家人的途径之一。这些女子，因灾受难而入歧途的原因大致相同，但所临境遇及结果却有较大差异：有岁荒入院，荒退仍为良民者；有因荒落籍，年长后抗争保身者；有毁节入店，灾后舍生雪耻者。

某客店有三妓，容貌一般，言语莽撞，过客少有问其名者。店主人道：“三人为姊妹，乃某村某某女。一家十余口，皆恃此三人为命也。”（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15页。过客怜之，遂多赠送她们钱资。某妓颇有名，私蓄也多，旱荒后，周济并救活邻里多人。邻居饿急要杀驴，女子用数倍价格买下他的驴，听闻的人皆笑其痴傻。某父老曰：“一邑有此十数人，则人物皆得遂其生矣。彼不能于人物有济者，皆由不痴也，痴顾可笑哉？”同上，第6514页。某院有两妓，年少而貌美，因灾荒落籍，“稍长，不甘自污，鸨母凌辱万端，志终不夺。事为大宪所闻，委首县某廉其情，为之削籍”同上，第6519页。，后相继完婚，其顽强抗争终得善果。

某客商与某妓交好，次年夏归来，见某妓倚于民宅内，客商隔墙示好不应答，便入门上前，遭到女子大声呵斥，且旁出数名男子饱以老拳。客商狼狈而出，“及访之，实前妓。盖因荒入院，继得资，仍出院为良民矣”同上，第6515页。某妇寡居，旱荒以后，家人渐次病倒，妇与姑商量：“为燃眉计，惟妇一身……今欲卖身救急，且图长久，惟有入客店耳……一家性命，毙在旦夕。苟死中犹有生机，不敢爱一己之名节，坐视不救也。”同上，第6515页。妇人辞别家人后，一有所得就交由家人，灾情减退后却不知所踪。家人才惊觉妇人以全合家性命而忍为失节之人，早已抱定必死之决心，“毁其节，救八人之命；捐其生，雪一门之耻；隐其死，安合家之心。亦豪侠，亦精细，须眉男子对之汗颜者多矣”同上，第6515页。，乡人想要为之旌表，终不能成。

由上可见，灾荒年间，人们对于妇女因灾入妓的理解与宽容，对名妓救灾的认可和褒扬。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部分舍己为家的妇女于灾后，能够走出泥淖，为家人与乡邻所接纳，过上正常的生活。而坚贞守己的女子，则要为毁节持家的救急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其生平事迹无法得到官方的任何旌表，只能口耳相传于乡邻街坊，低回于士人的见闻杂记。

二 清代受灾妇女反哺家庭行为的社会文化探析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宋）范成大著，富寿荪校《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74页。，农业劳作虽紧张而辛劳，但男女老幼各有分工、春播秋收也不失为田园之乐。清代妇女更是无论长幼贫富，多勤于纺织及其它女红，为家人制作日常衣物外，昼夜赶织棉布以售卖，分担家庭开支。家庭而外，单就棉麻丝绢等纺织业的发展，也足以说明妇女生产劳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一遇灾伤，四境之内的妇女往往群体性地遭遇天灾与人力的双重袭击，饥寒交迫地佣工、逃荒外，还要承受改嫁、被卖、为妾为婢为妓、自经等惨况，或甘愿远嫁、自鬻、毁节、舍生等种种，力求家庭职责的最后分担，个中缘由复杂而沉重。

（一）社会家庭中妇女力量羸弱与职责宽泛的相悖

东汉班昭所作《女戒》，为古代“女四书”之首，被历代女教者奉为圭臬。开篇即“卑弱第一”，强调女子应以卑弱为第一要义，婚后主要负责事人、执勤、继祭祀之职。而卑弱之根本为“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黄嫣梨《女四书集注义证》（上），香港：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页。明人王相注解：“卑弱，女子之正义也，苟不甘于卑，而欲自尊，不伏于弱而欲自强，则犯义而非正矣。虽有他能，何足尚乎！”同上，第9页。历代女教内容均从职责上要求妇女事夫、事舅姑、和叔妹、慈稚幼、奉祭祀等，态度上一味单向地事事屈从、损己利人，实践中却又极力压制、鄙薄妇女能力的锻炼与提升。其结果便是危难时刻，妇女除了割舍自我，便再无可用之力。而惯常强调妇女坚守贞操节烈的力量，一遇危困便易瞬间逆转，将妇女推向毁节、弃生的再嫁或烟花之地。

嘉庆十八年（1813年），河南许昌县小召镇人李成国，武生、家贫，遇灾卖尽田产衣物，欲卖妻子以养亲，妻尤氏闻之，“愕然呆视，旋泪下如雨，已而放声大哭，成国亦大哭，涕泣告曰‘夫妇中离谁忍哉，今诚不得已，乃卖之得钱十二串，双亲赖以不死”，而尤氏“早定全节之计，朝归贩客，夕已自缢，烈矣哉”王秀文等《许昌县志》（卷十一·人物上），民国十二年石印本。丈夫涕泣从情感上回应了妻子，但这不仅没有动摇卖妻的既定安排，反而将其推入慨然赴死的抉择之中。山西解县，知县李应高侧室张氏，知书达理，通《女孝经》，“为女时，荒年自鬻以活父母。应高死，誓殉，家人防之，遂不言，忽于葬应高之前自经”曲迺锐《解县志》（卷八·列女传），民国九年石印本。，未嫁前自鬻以救母家，婚后夫死，自缢以殉夫，几经生死全系于他人之安危。

清代妇女藉由商品经济的发展，昼夜纺织以顶起家庭经济半边天的情形日趋普遍。上海等南方地区“民间男子多好游闲，不事生业，其女子独勤苦织紝，至达旦不休，终岁生资，率仰于织作”，“俗多游手，藉妇工苟活”。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55页。寡居守节者多数十年如一日，纺织自给、代夫养家，如山东历城县儿子早逝之家，“以婦代子，舅姑皆以天年终，嗣家计日窘，则以纺绩给衣食，从未干人升斗”毛承霖《续修历城县志》（卷四十八·列女传），民国十五年铅本。清代妇女经济力量虽稍有改善，但相对于千余年来的文化压制、礼教规范、思想控制、社会捏塑，妇女的人格力量、生命力量及自主独立力量仍处于极端孱弱的境地。古代社会，农耕经济与宗法血缘纽带双重制约下的个体，男子深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王权宗法约束，女子则被禁锢于“夫为妻纲”的小小庭院之中，个人意志、人格及才情缺乏基本的被尊重被认知，取而代之的是绝对的臣服与随时的牺牲。长期的文化压抑、熏陶，沉淀为性情中的曲顺、忍耐与盲从，日常生活里的人情往来、纠纷裁定如此，灾难关头的骨肉分离、生死抉择亦如此。endprint

清代为强化统治，更是将宋代以来对“节妇”的褒扬推崇发展至极致，守节殉夫的行为被当作尽妇道的最高标准。相关研究表明，清代节妇烈女数量为各朝之首，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时期内，受官方旌表者约为100万，未受到旌表者与之相当，共计200万妇女因夫亡而被剥夺了再婚甚至生存权利。转引自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55页。

是以，妇女力量的强大，改善男女社会分工结构、提高女性经济力量为重为标，剔除戕害妇女自主意志的文化流毒、树立夫妇互尊互爱的婚姻制度方是根本。

（二）妇女孕育生命、家庭本位的社会性别意识临危激增

“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女教之所系，盖綦重矣。”（清）陈宏谋辑，五种遗规译注小组译《教女遗规译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21-22页。古代女子虽然身份卑微，但女子为人女、为人妻及至为人母，在个体家庭尤其家族的传承延续中占有重要作用。历朝历代莫不重视对女子的教化，女教内容渗透于国史、女教专著、家训家规等文献中并口耳相传，“即至村姑里妇，未尽识字，而一门之内，父兄子弟为之陈述故事，讲说遗文亦必有心领神会、随事感发之处”（清）陈宏谋辑，五种遗规译注小组译《教女遗规译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22页。思想教化之外，更有官府旌表的节烈孝贤牌匾、女性长辈的言传身教为之树立榜样，三从四德、贤妻良母已逐渐内化为妇女的家庭职责及社会使命。

光绪四年（1878年），江南士绅在河南原武放赈时，“来者多老妇幼孩，问之，知壮男则乞食他方，少妇则半被人买去矣”孙传鸬撰，赵晓华点校《汴游助赈丛钞》，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228页。，少妇自鬻以济家，老妇则多厮守故土。妇女随家人逃荒，途中因食物、房租、疾病等欠钱，自卖或作抵押者亦不在少数。河南省偃师县李李氏，年二十八岁，“因翁父病重，卖身医病”苏州桃花坞协赈公所编，朱浒点校《齐豫晋直赈捐征信录》，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八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659页。

；张王氏，杞县人，年二十五岁，“随夫逃荒，因欠商丘朱姓秫粟六升，连伊女一并扣留”同上，第5653页。；张古氏，渑池县人，“因逃荒短少房饭钱文，将氏抵押，转卖于汴城杨姓”同上，第5661页。，官府赎出后均交由其家人领回。

同治初年，甘肃皋兰粮荒，某买一婢女，常闻其思念家姊，问之则称：“姊在某处，俟丰年后，父母偕弟来，赎吾与姊同归也。”（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498页。仍寄希望于灾后一家重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正月，河南信阳大雪，薪、米隔绝于城外，官府及时举办平粜，隔三日一粜，籴者每人限一升，“中家以下争趋恐后，妇女或被挤堕胎，乃更分设女平粜所于三蜀公馆……当平粜时，人众之家，妇孺分途籴米，每次积得五六升”陈善同等《重修信阳县志》（卷十一·大事记），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妇幼身力虽弱，但其信赖家人、竭力維系家庭之心力却较强韧。一方面，家庭出现危机时，妇幼最易受到损害而无力摆脱；另一方面，妇幼尤其妇女因其孕育生命、家庭本位的母性情怀及社会性别意识激增，也较易临危而上、舍己而存家。

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个人素质的发展及完善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古代妇女被剥夺了政治权、经济权、受教育权，长居于庭院四壁之中，生活里少有的外出农忙帮辅、踏青郊游、寺庙敬香等活动，也多紧紧围绕农业收成、诞育子嗣、祛病祈福等家庭议题。清代妇女囿于“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礼教及社会分工模式的制约，只能依赖家庭并着力于家庭的维系与传承，由此形成了孕育生命、家庭本位的社会性别意识，多将毕生心力灌注于家庭的衣食温饱与和谐有序、灾难危急之时的自我奉献与牺牲。

（三）小农经济脆弱，社会保障及借贷体系缺失

农耕经济“靠天吃饭”而收入微薄，清代华北大部分小农家庭丰年犹勉力支撑，一遇旱涝灾伤则备尝艰辛。陕西兴平县，“男力于耕，女勤于织，为关西最。士人类多能芟柞，女子自十岁或十五岁，举能纺丝织布，虽贫寒家而数椽之屋、数亩之田，皆有以立足也”王廷珪等《兴平县志》（卷六·风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河北清苑县，“若农工悉衣大布之衣，尤属朴陋，至于饮食，农家率食粗粝，或且杂以糠秕，食麦粉者每岁不过数日，或高年之人而已”蒋良骥等《清苑县志》（卷三·风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河南襄城县，“吉凶婚丧之需，有无相助，丧虽陈设过丰而柩不久停，婚虽妆奁加勉而嫁不愆期，童蒙知悉儒业而不悻于傍歧，里民惟谨盖藏而不矜……至于宴客、筵会、结社、路祭，靡费不赀，盖起于丰不知俭，所以小有凶荒，多不能支”（清）汪运正《襄城县志》（卷一·风俗），乾隆十一年刊本。小农家庭多以农耕、纺织为经济支柱，日常衣食用度颇为节俭，然婚丧大礼、蒙童求学、宴请宾客及祭祀神祇等方面，开支繁多而不吝惜，常处于拮据度日而少有富余的境地。

经济上长期困顿，偶有灾伤疾病等非常之事便朝不保夕，社会保障及借贷体系薄弱，使得高利贷大行其道，缓一时之急而遗数年之累，甚而导致家业破败。山东诸城县，民俗“喜华丽、好宾客，不斤斤为衣食蓄积之计，故每有所入不敌所出，而称贷以益之”（清）宫懋让等《诸城县志》（卷十一·风俗考），乾隆二十九年刊本。陕西洵阳县，“重息如立银一百两之券，必以半货配之，高其价值，至期无偿，又加息改据，由此操纵在手，虽罄田宅难厌也”（清）刘德全等《洵阳县志》（卷五·风俗），光绪三十年刊本。河南嵩县，“二月新丝，五月新谷，预支银钱，名曰‘买青，核计本利几四五倍，以致终岁勤动，麦秋两熟皆绝，他人囊蠹，地方穷疲，民用拮据，半由于此”，因此乡间多流传“省俭不求人，设有窘急，宁可典质衣饰房地。既经肉痛，用必加省，将来纵不能赎，较债利受逼，仍鬻房地者，已享数年”（清）康基渊《嵩县志》（卷九·风俗），乾隆三十二年刊本。endprint

之语。农业经济结构单一，保障及借贷体系缺失，高利贷肆意欺凌，民户为求长久之计只能加倍克勤克俭，情急时典押田宅及自鬻妇幼以渡难。

（四）赈济迟滞及管理失察，削弱了救灾实效

我国自古灾害多发，因此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报灾救灾制度，并不断完善之。但境内幅员辽阔，北旱南涝、旱涝交替、灾变兵燹等时有发生，古代交通不便、通讯迟缓，灾荒上报、受灾户口统计、钱粮发放等各环节委任官员良莠不齐，胥吏劣绅上下其手，赈资难免力有不逮，救灾实效易受折扣。是以，灾荒来袭，民众多被迫开展各种家庭自救，典押或变卖服饰、家具、土地、住房等一切可卖之物，濒临绝境时甚至售卖家中妇幼以延续朝夕，其中尤以卖妻女者居多，妇女几乎成为家庭“避险资产”陈志武、何石军、林展等所作报告《清代妻妾价格研究——传统社会里女性如何被用作避险资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5年。而妇女除坐等被卖外，就必然会先期采取多种方式积极自救，力保家人有口粮而不离散。

嘉庆十八年（1813年），冀鲁豫三省大旱，仅河南一省受灾州县就达七十余个，十数万口饥民嗷嗷待哺，即使在如此严峻形势下，“豫省各处歉收，所报灾区尚有不实不尽……又开封、彰德未经奏准采买，该地方官亦借军需为名，科派草豆”（清）方受畴《抚豫恤灾录》，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三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3页。，不仅赈粮发放不到位，更有借机巧立名目征派者，使灾民处境雪上加霜。光绪三年（1877年），陕西三原县放赈后，一老民饥卧于道旁，当被问及赈粮时，他道：“列名者村不过数人，大抵皆不贫者耳。盖邑宰深居简出，不能逐户查看……大绅士养尊处优，不肯逐户查看……小绅士则成见在胸，不用逐户查看，乃各出其所知者参办之。饱者一家列数名，饿者数家无一名，甚至放粮者忽为领粮之人，领粮者仍多放粮之子。统一县计之，死者数已过半，皆其人不幸而不为诸绅士所识也。”（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507页。

制度创设尽管严密周备，但执行之人若奸猾不作为，监管形同虚设，自上而下级级传达，实则以公徇私层层盘剥，受损害的终是底层的百姓和政府行政体系的公信力。

三 清代妇女于家庭灾荒危机之解决

灾荒与封建礼教的耦合，催生了灾区妇女命运的多舛与坎坷。但凭一己心力，能保家人周全者，妇女多选择迎难而上、不辞劳苦，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她们中有的人几经挣扎却朝夕毙命，有的忍辱负重后捐生雪耻，有的则因生离死别而烙上终生的创伤，有的渡尽劫难而终归和乐。其解危纾难亦能自存者，多具有一定的自主精神且才情兼具。然个体力量终归有限，惟有以社会之力倡导妇女独立自主，从伦理习俗及法律规制上强大女性经济力量，使其身负社会家庭职责与其社会经济力量相一致，方可从根本上避免家庭危机时，妇女权益因隐忍负重而被肆意践踏，以及社会秩序的严重失范。

（一）以一己之身赴合家之难

“死别长已矣，生别恨无休。恨何无时休，覆水难复收”姚兆平《光山县志约稿》（卷四·艺文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无数生命终结在来势汹汹的灾荒之中，饥馑荐臻、四野流离、饿殍载道的惨烈画面也永远烙印在劫后余生者的心中，极大地击打并磨砺着她们的身心及余生。灾荒之际，妇女多以其羸弱之身，分担起救济家人的重任，进而为此殒命或受创。

光绪初年，晋豫奇荒，妇女为家中老弱能够存活，自卖养家者甚多。某妇与夫情深意笃，数年得一子，十分疼爱，夫在外经商，“时值天旱，家所有典质已空，不得已自鬻其身，以所得与子”，将四五岁的儿子托付于邻居，其夫归来寻访之，至则其家云：“妇自入门，即不食，未浃旬已死矣。”（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514页。

某妇寡居，姑老子弱，“旱荒无计，议自鬻，养其姑若子……必以姑家为母家，往来如婚媾，始能从”，该妇人为维持灾荒时家计，不得已自卖，且为保障老幼长期生存有靠，提出买她之人必须待原夫家为娘家，保持日常往来，思虑甚为周全，怎奈“子以不见母渐废食，姑以孙不食亦废食，数日具毙”同上，第6514页。，妇人遂自缢，令人叹惋。

陕西长安有一妇人，常领一四五岁男童，痴傻不认得人，熟悉她的人道：“合家远逃，惟余妇与子。秋成旋里，過其舅姑与夫死处，痛苦欲绝。及入门，满院零落，伤感益深，遂成此疾。”同上，第6510页。某女入乐籍，名气很大，但经常虔心向道、诵读经书，有时还携带道服。旁人问及，则称：“某地一庵，庵尼多清修。俟私蓄满千金，以其半为饿死父母立嗣，以其半入庵为尼”，“生我者，与我同生者，无一存焉。触目伤心，不复作红尘想矣。”同上，第6511页。女子虽已打算入道为尼，但仍坚持为父母择一男孩立嗣，延续家中香火以尽最后的孝道，竭力完成对家庭力所能及的担当。

（二）扶危济困亦自保者多才情兼具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伦理教导下，古代女子的个人才智、创造力被压制，经济力量的羸弱导致她们应对家庭危机时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临机佣工打杂以分食，或可支持一两人勉强糊口，但对于老幼病弱数口之家则无异于杯水车薪；自鬻或卖女，可缓一时危急但难以为继；入客店或入妓，或可维系长时段的生活补给，但自置死地，灾后舍生雪耻者亦不少。救人亦能自救者，多不拘于礼法，自主独立而才情高远。

陕西长安，旱荒，某生家道中落，惟有田园场圃等废地较多，家人多饿死，仅剩一女二子。饥饿时，女子带其弟到园中掘树根、吃虫子，间获邻人接济，终得不死。及灾情稍退，女子“卖其无用场圃，留其可耕者，招佃雇工，大兴农事。秋成，得利十倍……后连年收获，远近藉藉，谓其家道复兴云”同上，第6511页。甘肃秦州某女十二三岁，岁荒入村乞讨，然后寻其亲友，四处借贷，日久有余资，“自蓄一马，能于马上绝尘而奔。暇时出入各营，众呼为女公子。又往来各省，访其父之交好。无家可归，亦绝不作于归计，但以一人一马自豪。各省人物山川，经历殆遍”（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502页。她们能够超越礼教束缚，发掘自身的才干与情操，积蓄经济力量，最终使个人及家庭境况得到根本改善。endprint

（三）妇女权益亟待律法规范与经济能力的双重保障

“孤霜贫嫠，茹苦含辛……其生平苦节，虽匹妇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扶持世教，圣人以为难，往往出于弱女子，其贞魂烈魄足以贯日星而格金石，忍令其不彰乎？”曲迺锐《解县志》（卷八·士女传），民国九年石印本。历代《烈女传》无不记载着身为城乡匹妇、行事一如士大夫者的坚贞操行。而灾荒时期妇女抗灾自救、舍身护家的艰辛劳苦，也多散见于灾荒亲历者的镌刻记闻里。从中不难看出，女子自应卑弱无才、忍辱负重的社会文化导向，妇女家庭职责宽泛有余而经济力量孱弱不足的社会分工模式，伦理习俗及政府法律条文的成见偏颇等，导致妇女的经济能力与其家庭职责匹配度较低，家庭危机出现时易受到文化糟粕的误导，自沉泥淖以救人。而社会管理中的疏漏与不察更加剧了这种现象的多发。

某商于牙船上遇其妻及妹，想以原价赎之，后讼于庭，“听者断以倍价赎其妻，其妹竟随牙人去”（清）王庸著、邵永忠点校《流民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九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514页。，虽遇亲人受难而解救无门。官方禁止贩卖妇女的指令在执行过程中，“有惜资遣之费者，奉行往往不力。贩者尤多于隶役中潜为润色，即力于奉行，亦无从觉察。故禁虽严，贩者仍踵相接也”同上，第6518页。，出现严重的政策偏离。光绪年间，甘肃秦州多贩卖妇女于本地为婢女，山西贩卖妇女有市，河南贩卖妇女有市有行，妇女经行过付后，听任贩者分买，而少官府查巡。清代法律虽原则上禁止鬻卖妻子，但特殊情况，如情愿出卖为婢之妻、因贫困而不得已卖妻等都属合法。礼法规劝及律令偏颇，使得因灾因贫卖妻的行为史不绝书，对传统妇女抗争不公、自主把握命运的前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得她们中的多数转而放弃自我，委身于父母、丈夫及子女的临机需求。

清代灾荒下的妇女，一方面受小农经济脆弱、寻常年月勤苦节俭以勉力维系生计、一遇灾荒则备尝艰辛甚至有灭顶之虞的经济状况制约，出于“贤妻良母”的社会性别捏塑及定位，甘愿多方佣工、联姻、乞讨以保全家人；另一方面长期受礼教及女教文化的约束、官方及地方政府对节烈事迹的旌表倡导、女性长辈的言传身教等传统专制愚昧文化的熏陶壓抑，自愿或被迫卖女、卖身、自戕以舍己保家。这种群体性地家庭反哺行为，对国家灾荒赈济不力下个体家庭的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充分反映了传统社会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

妇女解放的尺度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随着近代妇女独立运动的发展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政府不仅打破了妇女不参加生产自救的社会传统，且从政治上明确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性，指导女性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广泛开展纺织、生产自救活动，为千百年来传统女性的抗灾自救带来了革命性的曙光，使得灾荒中妇女群体的境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改善。因此，只有以社会之力倡导妇女自主独立、不断修正律法及伦理对妇女权益的疏忽，从社会分工模式上提升妇女经济能力、使其经济力量与其社会家庭职责相匹配，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妇女在应对家庭及社会危机时，有力有续亦能自存自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