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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楠:时代再变,“人”依旧是人

2017-10-17翁佳妍

看天下 2017年27期
关键词:凤凰卫视陌生人聊天

翁佳妍

15年,和超過900位陌生人聊过天

从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到在互联网平台上播出的《和陌生人说话》,

过去的15年,陈晓楠一直在做一件事——和各种各样的普通人、边缘人、

陌生人聊天,而这些“人”也让她变成了今天的自己

职业“和陌生人说话”的人——这是陈晓楠给自己的定义。

2000年,她离开中央电视台进入凤凰卫视,成为国际新闻主播。曾同声传译“911事件”,亲眼看着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还直播见证“北京申奥”、“伊拉克战争”等历史性时刻。也曾赴伊拉克、伊朗、黎巴嫩等战地,拍下战争中人们的面孔。

2003年开始,她在凤凰卫视主持一档周播纪实节目《冷暖人生》。和她聊过天的人有抗战老兵、台湾特务、艾滋村村民、同性恋人、吸毒者、性工作者。今年,她离开凤凰卫视加盟腾讯,制作了一档专门和普通人聊天的新节目——《和陌生人说话》。

整个职业生涯至今,她共听900多名陌生人说过他们的故事。她总结自己和陌生人说话的15年:“听过越多跌宕起伏的人生,越觉得自己无话可说。”

以下是陈晓楠的自述——

发现

我刚去凤凰卫视时,编了好多花样,写了一大堆方案,还想做一档谈话节目。节目还没想好,就接到“更重要的任务”,被派去伊拉克。那是伊拉克战争前夕,我天天播报伊拉克新闻,但“伊拉克人”在我心里是面目模糊的。

我们在伊拉克没有记者站,什么都不知道。和摄像师一行两人,一下飞机舷梯,就看到到处是“DOWN USA”(打倒美国)标语。接着,我们的通讯设备被海关全部没收,和外界断了联系,除睡觉外一直被人跟着。

但在伊拉克,我们拍下了战争前夕普通人的面孔。游乐场里有人用废弃的汽车零件做了一个大摩天轮,小孩还在玩,一个伊拉克大学的老学者,没钱生活,在卖旧书,2000本杂志换了20美金。我发现,多大的事,背后都是一个个人,都是由一个一个的面孔和命运构成的。

我回国没多久就开战了。2003年3月20日开战当天,我记得早上8点就坐上了直播台,做同声传译。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开记者会,就说了一句话:“现在我们向伊拉克开战。”然后走了出去,没回答任何问题。

我直播了好多场“震撼式袭击”,炸弹咣咣咣扔下来,势如破竹。我就想,那一个个和我聊过天的伊拉克人,现在怎么样了?如果没去伊拉克,战争对我来说就是时间地点人物,坐台上看二手资料,局势一分析,“震撼式袭击”,一翻译,就完了。

我第一次发现,相比于新闻,我更关心新闻中的人。后来凤凰卫视做了一系列纪录片,我又去了战争中的伊朗、黎巴嫩,还有核泄漏20年后的切尔诺贝利,见到了更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人”。

切尔诺贝利小城一个人都没有,时间就跟定格在那儿一样。当年核电站爆炸36小时后,居民被要求2小时内打包行李撤走,没想到再也没回来。靠近辐射中心方圆30公里的隔离区被圈起来了,门口有个很大的检测器,工作人员拿个黑色的大刷子在我们身上来回刷,挺吓人的。

我们很紧张,拍了两三个小时,抓起机器赶紧就想跑了。我随口问了一句:“这儿还有没有居民啊?”向导说里面住着唯一的居民,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我当时就想:“我得去找她。”我抑制不住想和她聊聊的冲动。之前在央视做《世界经济报道》,《财富论坛》这种经济类节目,我也采访,跟财富巨子聊天,问题很华丽,台下一堆观众。后来没继续做下去,因为我没有冲动。但是和这些人聊天,我不需要说服自己去做这件事。

老太太一个人住在辐射区,两个儿子和丈夫都因为辐射得了癌症,死了。周围居民也被疏散了,她自己一个人又回来了,在后院开了一块地,种萝卜白菜,自己吃。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走啊?”她指着周围:“我在这儿出生的。我从哪儿来,就从哪儿走。你看这里多美啊。”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是很美,风和日丽的,也看不到辐射。她请我们喝了白兰地、吃了巧克力,祝我们健康,她说,“生命交给老天,不去想这个。”

在主播台做国际新闻,你总想打仗哪一方有道理。但当他们站到你面前,就不只是一个标签,一个新闻事件中出现的名字了。黎巴嫩小孩爱父母和以色列小孩爱父母,没有任何差别。我想去找超越阶层、地域外壳后,存在于人类的共通的东西。

我想,就是跟这些普通人聊天,让我知道要干什么了。

失败

从战场回来,我做了节目《冷暖人生》。

刚开始特失败。心想既然是普通人访谈,那故事就得特炸裂,追求《故事会》的效果,同时还想“这访谈必须比别人的更深刻”,心态跟掰腕子似的。

我们搞了一个华丽的摄影棚,我带着俩专家“中国首例三对一采访”,嘉宾席坐着个捡垃圾的老头。

老头当时八十多岁,在广州美院捡垃圾。他是个退伍的志愿军老兵,在家乡河南超生了一堆孩子。他觉得自己不能拖累孩子,得出来赚钱。于是,他从河南一路捡垃圾捡到广州,最后到了美院。

独自一人在切尔诺贝利生活的老人

他有一张刀刻一样的脸,长得就像一幅版画。学生请他去做人体模特。我见到他时,他甚至已经会给学生看画了,还指点他们:“你这光影不对,这线条不对。”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我不回去,在这儿能吃上肉就是幸福。”endprint

我把他请到了演播室,灯光一打,四五台摄像机对着他。我和两个专家围着他坐着,特像在审问他。我抛出了以前采访财富巨子的那种问题,特华丽、带前缀、一下转几个弯:您经历了这个,后来经历了那个,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头蒙了, 两分钟没说出话来,问什么都答:啊,对啊,是这样。我急得不行,脑子里一把剪刀已经开始剪辑了,“这句话能用,那一堆话没用。”后来又跟一个流浪歌手聊人生,他说着呢,我脑子里却在想,“下个问题我该问什么啊?”问不出来,我突然说:“停!我要上厕所。” 当时我也是个有经验的主播了啊!完全回到幼儿班状态。

开始的半年,我一直找不到和陌生人聊天的感觉,节目越做越差。凤凰卫视特好的一点,就是看你很失败,也没人说你。我快抑郁症了,羡慕大街上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我不自信到每次采访前都要拉着人问:“我该怎么问?这主语是放前面还是放后面?”总担心这个人表达能力不行,我该怎么办。特别做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只能扛着摄像机出演播室,去生活里找这些人。第一期走出演播室的节目叫《花祭》,上世纪90年代深圳玩具厂发生大火,许多女工被烧死烧伤,十年后,我们去她们的家乡重庆寻找她们。

女工们都来自重庆山沟里的一个小县城,要走三天三夜,换船换车换火车,才能到深圳。我们就沿着这条回乡路来到小县城,再走一两个小时路,扛着拍摄设备走过田埂和泥泞,去她们的小村庄。

迎面跑过来一个干瘦小老头,是在火灾中丧生的女孩小芳的父亲,怕我们不认识路,来接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一指,路边是他的地,里面有女儿小芳的墓。我说:“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我们就在田埂上坐下了,很自然地聊起来。

十年前,小芳要结婚,不想去打工了。可是弟弟结婚的钱还没有,父亲就劝她再打一年工,她很听话,就去了,工厂失火再也没回来。得知出事时,父亲正在给她油漆出嫁用的家具,这些家具直到现在都只漆了一半,摆在家里。

我不忍心打断他。他告诉我去拿了三万抚恤金,揣身上,左一半右一半,“像揣着女儿的命”。他把小芳葬在自己家地里,干活能一直看着她。最后他叹息说:“弟弟结婚是姐姐拿命换来的啊。”聊着聊着,天就黑了。我好像跟他一起经历了一次丧女之痛。

我突然就开窍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一下子找到自己和《冷暖人生》的魂儿了——我不喜欢也不擅长评述别人的命运,最后下个结论。跟他们聊天,我就把笔递到他手里,让他自己描画:那一天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三四个小时后,他进入回忆,往事会像拧水龙头一样,哗一下,就下来了。而我做的,就是坐在旁边听,陪他再走一遍,同时在心里惊叹命运的吊诡。

改变

有时候采访完一个人,我一两天都生活在他的情境里。

我们做过一组台湾特务的故事,四个人,一个人一个样。其中一个竟然是个爱情故事。

我们香港办公室收到一封信,来自上海一个特别偏远的郊区。也是个老头,说自己可能是大陆唯一公开身份的台湾间谍。

他住在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楼里,周围没一个朋友。他还保持着老特务的谨小慎微,我们搬摄影器材他都吓得够呛,“小点声,小点声。”他随身带个小本,记录楼上楼下的人每天干了点什么。每天的重要生活任务就是去社区图书馆,看两岸关系的书。

上世纪50年代,他二十出头,是军情局的顶尖人才。正要去执行任务,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他打算和恋人私奔到大陆,执行完任务回来戴罪立功。他跟我描述,他和恋人欢欢喜喜拉着手过了罗湖海关,“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十小时”。

啥也没干就被捕了,被送去上海提篮桥监狱,他被判22年,恋人判5年。他告诉我,分开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有次从窗户看到恋人在放风,“不敢叫,心都要跳出来了”。

40多歲出狱时,“连马路都不会过了”。听说恋人在农场改造,他走了几个农场去找她,他跟我描述:“几十里的路,鹅毛大雪,公交车也没了。站在冰天雪地里拦车,心里说不出是激动还是恐惧。”我想,那真是电影一样的画面啊。

恋人等了他17年,熬不住了,年近半百嫁去了上海。他现在蜗居在上海郊区,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住在上海吗?这儿这么贵——现在我人生剩下来的唯一任务就是等她的先生死。”

很难说和一个老人的一次聊天,给了我什么具体的改变——我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发型不变、热爱土豆花生、只会做看起来特乡土的菜,但不知不觉,我对周围人带上了最真诚的好奇:我和湘菜馆的大姐聊天,知道她有个留守在家的孩子;当快递小哥送来东西时,我就想,他跟妈妈打电话是什么样的。

看多了别人生命里的风浪,我对生活也有一种看开了的感觉:“这就是生活,生活即苦,生活即乐。”活着还是要任性一点。所以我会做出一些特别出乎自己意料的决定,比如,今年离开凤凰卫视的舒适区,去完全不熟悉的互联网领域。

共鸣

以前我老觉得关注互联网的只是一小撮年轻人,先不用理他们,他们还小。现在他们是“主流人群”,我需要了解他们在关心什么。我想,躺在原来的地方是不可以了,我要知道“人”变了吗?

这代人还需要《冷暖人生》吗?这是我刚来腾讯时,心里最大的疑问。公司的年轻人说现在不流行三十分钟的《冷暖人生》了。碎片化时代,人们都在上下班地铁上看个几分钟,得短,得抓人注意力。

《和陌生人说话》每期十五分钟,正谈在兴头上,就要朝陌生人甩出问卷,“你最恐惧的是什么?”“你在北京哭过吗?”我感觉自己多年的采访经验又被摧毁了。

第一个对谈的人是网红“大力哥”。他喝药抢劫未遂,被抓了,我看了他在狱中采访的视频,他就在那儿high,不知怎么就炒红了。大力哥出狱后被挖掘做了快手主播。

我想跟他聊又担心,我很怕自己变成娱乐群嘲时代追逐浪潮的人,大家都炒作他,我也跟着炒,我跟不上的,老了。我很怕他见面还跟嗑了药一样,要是他只有这一面,我该怎么跟他聊啊?endprint

大力哥进了演播室,一坐下,我就放心了。他很逗,跟正常人讲话不太一样,但我可以理解他。40岁,靠审丑出名,成了网络主播,“一个普通农村的百姓,莫名其妙进去了,莫名其妙出名了,太荒诞了。”他告诉我直播以后,第一次结结实实的变化是能赚钱了,女儿问他要5块,他给了50块,女儿说:“你是我亲爹。”

这句话特别触动我。你不会觉得他是个怪物,他也有人之常情。

最近我刚和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的选手毛不易聊。一开始我也是拒绝的,怯场,我想和二十岁的小孩怎么聊啊,有代沟,又是聊唱歌这些我不懂的事。采访前,导演还在给我写的方案底下注明:“很难打开,估計这不会是一个成功的采访。”

我挺忐忑的。一见面我就说开了:“我是个老阿姨,你千万不要让这次采访成为我事业的滑铁卢啊。”毛不易就乐了:“不会不会。”我发现他不是不善言谈,是没有主动倾诉内心的欲望,这不代表他是虚伪的,他是非常真实的人。

他告诉我自己写了203那首歌。出租屋到期了,东西都收拾好了,“环顾四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冬天也盖着夏天的被,因为厚被子“有点贵”。他那时候正在医院实习,当男护士,“小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不同的孩子,长大后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同,那种泯然众人的感觉,有点不甘心”。

我发现这代年轻人,“有趣”、“不一样”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虽然看上去很懒很丧,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同的,在用自己的方式小小抗争平庸的生活。聊完我挺高兴的,觉得自己跟年轻人代沟其实没那么大,能产生共鸣。

我一直在好奇,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的内心结构是否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有次看到马东说:“技术变化特别快,但人的生理结构可能是永恒的。”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就算是互联网时代,穿过猎奇外象,人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变化。微信发出去没人回的寂寞和收不到信的寂寞是一样 的。

所以,我们撕标签的愿望越来越强,我想寻找一个人在被贴上各种标签以外,能让多数人产生共鸣的地方。就像很多时候,这些讲故事的人在我内心里,嗒,打开了一下,放进了一个表情、一个瞬间,甚至只是一段沉默,而这些东西让我变成了今天的自己。

现在我觉得我的生活跟“和陌生人聊天”几乎合为一体了,后来甚至不觉得这是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而那些陌生人故事中的复杂,那种五味杂陈的滋味,那种说不清对错的滋味,我想,这大概就是人生。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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