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萍，夏秀云，黄紫薇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引入情境调节的企业社会资本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

曾 萍，夏秀云，黄紫薇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基于文献与理论分析构建了企业社会资本与双元创新关系的情境调节模型，以广东省和上海市的384家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制度社会资本和技术社会资本对双元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但业务社会资本只能促进利用式创新而对探索式创新作用不显著；②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社会资本对于利用式创新的积极影响，但抑制了社会资本对于探索式创新的积极作用；③同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弱化了社会资本对于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④高新技术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利用式创新。

双元创新；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社会资本；制度环境

Abstract：Based on the academia,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ffecting enterprise’s ambidextrous innovation,under the adjustment of context.We chose 384 companies in Guangdong and Shanghai as samples to conduct empirical test.The results shows that institu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social capital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but the business social capital can only promote the exploitative innovation,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does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The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but weakens the positiv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Compared with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on the exploitative innovation,but weak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High-tech enterprises can make more efficient use of social capital to exploitative innovation.The findings mentioned above reveal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ffecting enterprise’s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Keywords:Ambidextrous innovation；Exploitative innovation；Exploratory innovation；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技术创新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构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面对错综复杂与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不断探索新的知识以适应新环境，另一方面又需要充分利用已有知识维持竞争优势与赢利水平，也就是说企业需要同步进行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1]，有效开展双元创新成为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然而，单个企业本身资源与能力有限，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本身所需要的资源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企业需要通过发展社会资本来获得或动用各种稀缺的创新资源[2]。然而，实践中企业对于如何构建社会资本促进双元创新还充满了迷茫，一些企业在社会资本构建方面投入甚多但双元创新或效果不佳或表现不同步，结果是竞争优势难以建立，更谈不上竞争优势的长期保持了。

在理论方面，学者们对于企业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手段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尤其是对新创企业的创新成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3]。然而，鲜有学者深入探索企业社会资本影响双元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随着国内创新领域研究新概念的层出不穷和研究热点的快速转移，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双元创新问题更是被认为已经讨论太多、不够新颖或无须深入讨论，因而难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是，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一直都存在。事实上，由于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活动的开展所需要的资源不同，而企业不同维度社会资本所获得的创新资源存在差异，因此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于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可能也不一样。不仅如此，情境的不同也可能造成社会资本在获取或动用稀缺创新资源上的差异，从而对社会资本与双元创新的关系产生异质影响。那么，企业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究竟是如何影响双元创新的呢？制度环境、企业性质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等重要情境因素在社会资本作用于双元创新的过程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实践中企业究竟需要发展怎样的社会资本才能快速推进双元创新活动？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政府需要塑造怎样的制度环境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利用社会资本来推动双元创新？不管研究热点如何变化，这些都是企业创新管理理论与实践，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综述

(1)双元创新的相关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区分为两类重要的双元：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其中，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是针对企业或组织层面来说的，而渐进式和突破式技术创新则是针对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产业层面而言的[4]。以往研究发现，从更微观的组织层面来研究技术创新，更能够体现出企业间的异质性[1]。并且，与渐进式和突破式创新的双元分类方式相比，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的双元分类方式更能体现组织内部事前的学习行为倾向[4]，且更加关注创新目的。基于此，本文研究中双元创新特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

自March[5]首次提出组织中存在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两种不同的学习行为开始，双元学习就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之后，一些学者将双元学习引入到创新领域的研究之中，进而提出了包含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双元创新概念。其中，探索式创新是一种大幅度的、激进的创新行为。其力求突破现有知识体系，获取或创造新的知识，旨在寻求新的可能性。实践中企业可以通过探索式创新开发新产品、拓展新的细分市场[6-8]。利用式创新则是一种小幅度的、渐进的创新行为[6]。其力求在现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知识进行整合、提炼和改进，实现对组织现有技能的提升。企业通过利用式创新能够改进产品设计、提高分销渠道的效率等[7-9]。新近的一些文献开始研究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平衡问题。尽管March[5]认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两种不同的创新活动需要竞争组织内部有限的资源，从而构成了一种张力或矛盾[12-13]。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种观点产生质疑，他们认为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之间也存在着互补和协同效应[9]。

整体而言，学术界当前对双元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双元创新的前因变量，包括内部来源，如组织结构、领导特征等，以及外部来源，如企业网络关系和组织外部环境等[10]。多数学者认为，为了解决探索和利用双元之间的矛盾关系，组织需要获取外部资源，而组织之间的网络联盟关系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1]。第二，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大量早期研究已经证明了双元创新对绩效有直接正向影响[12-13]。近年来，更多的研究开始引入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深入探索双元创新对绩效的影响过程与影响机制。例如，李忆等[14]指出，环境竞争性有利于探索式创新产生绩效，不利于利用式创新产生绩效。第三，将双元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前因变量-双元创新-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吴俊杰等[15]研究发现，双元创新在企业家社会网络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效应。

(2)企业社会资本与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本文研究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Tsai等人[16]、边燕杰等人[17]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建立在信任和规范基础上的，企业外部社会网络关系的总和以及通过这种关系汲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对于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一致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扩大并强化了企业与拥有独特资源的外部组织之间的联系，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6-18]。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吸收能力[19]、动态能力[20]等中介变量对企业创新产生相应的影响。另外一些学者则区分企业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研究了它们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结构维、关系维和认知维[16]都会促进组织学习和增强整合机制，加快企业知识的更新以及信息的交换，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21]。陈劲等[22]、边燕杰等[17]等的研究则表明，企业的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可以为企业创新获得信息、知识和资金等创新资源，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3)简要述评。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在双元创新的前因后果、社会资本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与机制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还存在如下局限：①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并没有深入到更具体的双元创新层面。事实上，构成技术创新的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所需要的资源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深入细致地探索企业社会资本对于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的差异影响。②现有文献甚少注意到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于双元创新影响的异质性。既然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所需资源存在差异，而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带来的资源不同，它们对双元创新的作用理应不同。③企业所处情境的不同也可能造成社会资本在获取稀缺创新资源上的差异，从而带来不同的双元创新结果。然而，已有文献对于情境因素在社会资本与双元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也缺乏足够的考察。

2.2 研究假设与模型

(1)企业社会资本对于双元创新的影响。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组织占有的网络结构中，并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按照在关系网络中的整体嵌入程度，学者们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16]。其中，结构维度关注组织在关系网络中联系数量的多少，关系维度则需要考察这些联系在质量上是否值得信任，而认知维度强调构成组织网络联系的双方是否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和相互理解。一些国内学者则关注到关系网络中不同参与主体的异质性，组织与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能够带来异质稀缺资源，而实践调研中又发现组织与关系网络特定主体之间联系表现出结构、关系和认知的高度一致性，因此他们将社会资本分为制度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和业务社会资本三个维度[17-18]，分别指的是企业与政府、企业与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与上下游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

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作为市场的宏观调控主体，掌握着比较全面的信息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企业拥有制度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获取利用式创新所需的信息资源，尤其是技术政策、金融政策、生态环境政策等信息资源[22-25[26]。企业可以从科研机构获得市场开发知识、技术研发知识以及技术发展的趋势信息。技术社会资本保证了企业有效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推动企业开展利用式创新活动[27]。此外，企业也可通过业务社会资本加强与上下游供应商、顾客就现有产品改进设计与质量进行交流，强化对之前积累知识的理解与运用，推进利用式创新活动。

企业实现探索式创新的最重要前提就是获取非冗余性知识资源，这恰恰是社会资本最为重要的功效。因此，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28]。具体来说，企业的经营活动往往受到地方政府政策、法规以及发展战略意图的制约。通过建立与当地政府的密切互动，企业不仅可以先知先觉政府战略意图，而且能够获得政策资源、行业准入等稀缺的战略性资源，以及人力、资金、信息等异质性资源，而这些资源都是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所必需的[19]。例如，维杰·萨思[29]通过调研认为，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探索式创新活动与加工产品事业部总经理乔·赫尔利的政治联系有关。从技术社会资本来看，由于科研机构拥有丰富的创新知识，掌握大量的最新科技研究成果，因此，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密切互动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新知识，同时利用研究机构分析知识的能力进一步创造新的知识，最终帮助企业开发出全新产品，促进探索式创新活动进行[30]。另外，业务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从产业链上下游获取更多的异质性信息与知识，及早了解和把握行业的可能变化以及变化的方向，从而有助于探索式创新[25]。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利用式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

H1a：制度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利用式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H1b：技术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利用式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H1c：业务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利用式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

H2：企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

H2a：制度社会资本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H2b：技术社会资本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H2c：业务社会资本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

(2)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从企业内外两种层面来考察情境因素的作用。其中，企业外部主要考察制度环境的影响，而企业内部则重点探讨企业性质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作用。

①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期，制度呈现出二元结构特征，即传统计划制度结构与市场化制度结构在同一政治体系中共生[31]。就这两种制度结构的发展程度而言，中国存在着显著的地域差异，表现出制度环境的不同。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社会资本对于双元创新的作用也会存在差异。

良好的制度环境意味着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且通常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少的政府干预、较小的政治关联作用空间、健全的市场制度、较高的法制水平、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与较充分的信息联系在一起[32]。在制度环境良好的情况下，政府等非市场化因素对企业的干预较小，企业通过社会资本获取资源更加容易，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双元创新所必需的创新资金和战略性资源。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中介市场较为完备，有助于稀缺资源的合理化配置，促使企业可以用更少的成本来发展社会资本，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此外，较高的法制水平和较完善的规章制度降低了企业间合作的风险，减少了企业行为的不确定性，企业社会资本进一步被优化，其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也将得到加强。综上所述，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企业充分利用企业社会资本的优势进行双元创新。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双元创新的积极影响。

H3a：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利用式创新的积极影响；H3b：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社会资本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积极影响。

②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Peng等学者通过对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研究后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会导致不同的管理行为，进而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33]。实践中，企业性质的差异可能导致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双元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因此，本研究区分了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以分析企业性质在企业社会资本和双元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

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常常面临着研发资金不足、科研人员匮乏等问题，而且在投融资、税收等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34]。为了弥补自身的资源劣势，非国有企业充分发展和利用外部社会资本来获取创新资源的动力更为充足[35]。孙永正[36]对不同性质企业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比较，证明了不同性质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不同，非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具体来说，非国有企业有明晰的产权结构，有明确的承担责任的企业监管人，权利与责任相对应，监督和激励机制比较有效，因而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双元创新的效率较高。而国有企业的“国有”身份决定了其拥有资源和政策支持的先天优势[37]，对发展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动力不足，利用社会资本的效率较低。综上所述，非国有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双元创新的积极影响。于是，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双元创新的积极影响。

H4a：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利用式创新的积极影响；H4b：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探索式创新的积极影响。

③高新技术企业的调节作用。相较于传统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是知识和智力密集，需要高额投资，且伴随高风险和高收益，其生存和发展更加依赖于技术创新。科技的迅速变化和日益复杂，使得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大大增加，企业单独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风险扩大[38]，因此高新企业利用社会资本来获取创新资源的迫切性更强。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高新技术企业能够更有效地通过资源配置来强化技术创新活动，因此能够更好地利用企业社会资本进行双元创新。与一般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多受国家政策法规的特殊保护，给予技术、资金、赋税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时，高新企业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在制度、管理、知识、技术、文化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创新活力，具有本行业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优势。因而，高新技术企业利用企业社会资本的效率较高，将社会资本充分整合为企业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所必需的资源的能力更强。基于此，我们认为高新技术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双元创新的积极影响，并提出以下假设：

H5：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双元创新的积极影响。

H5a：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利用式创新的积极影响；H5b：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积极影响。

(3)理论模型。本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对于双元创新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而企业性质、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制度环境在企业社会资本影响双元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据此，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来源

本文以广东省和上海市两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的企业为主要样本，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通过广东和上海高校EMBA和MBA校友会发出问卷628份，收回有效问卷384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61.1%。受访者都来自企业的中高层，对企业的情况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问卷的质量。样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3.2 变量的测量

本文采用了里克特五点量表来测量变量，要求问卷填写者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对题项的吻合度做出1～5分的评价。

表1 样本企业成立时间、员工人数与经营收入情况

注：由于存在缺失值，样本合计值与前面各项加总值不相等。

被解释变量。双元创新(AI)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其测量主要参考了王凤彬等[1]、李忆等[14]、He[4]等的研究，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两个子变量，修订后共7个题项。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企业社会资本(SC)，对其测量参考了边燕杰等[17]、陈劲等[23]、曾萍等[21]的研究，分为制度社会资本(ISC)、业务社会资本(BSC)以及技术社会资本(TSC)三个子变量，修订后共9个题项。

调节变量。本文在参考樊纲等[40]文献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以更为细致地刻画样本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INST)。题项为：本地企业内部经营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小，市场在当地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地司法系统能够有效地保证商业合同履行。如果问卷填写者同意这个判断，则INST=1；如果问卷填写者不同意这个判断，则INST=0。企业性质参考了温军等[40]、曾萍等[41]的研究，采用虚拟变量SOE来表示。SOE=1，表示样本企业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SOE=0，表示样本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与此类似，高新技术企业同样采用虚拟变量HICH表示。HICH=1，表示样本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HICH=0，表示样本企业为非高新技术企业。

控制变量。本文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考虑到企业年龄和规模都可能会对其双元创新活动的开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企业年龄大小分级排序的方式控制了企业年龄(AGE)，同时采用营业收入排序的方式对企业规模(SALE)进行控制。

3.3 信度与效度

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各研究变量及其维度的信度，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制度社会资本、业务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探索式创新以及利用式创新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8、0.69、0.82、0.80和0.90。系数值均大于或接近0.7，且不存在删除某一题项后，Cronbach’s α值大幅增大的情况，表明量表的信度较好，数据分析稳定性能够得到保证。

表2 研究变量EFA分析与Cronbach’s α系数

本文主要依据领域内相关研究成果的成熟问卷设计，并结合实地调研和相关领域专家讨论加以修订，确保了量表内容效度符合要求。其次，采用EFA分析法对量表结构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全部题项的因子负荷都在0.6以上，绝大部分题项的因子负荷还超过了0.7，且提取因子累计变异量均超过了70%，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4 实证结果

4.1 相关分析

如表3相关系数矩阵所示，各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各子变量与双元创新的子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而说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

4.2 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

(1)企业社会资本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本文的假设H1和H2提出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表4通过回归分析对上述假设进行了检验。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企业成立时间和规模两个变量后，结果显示企业制度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以及业务资本与企业的利用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50**、0.214***和0.219***。假设H1a、H1b和H1c均获得支持，假设H1整体上也获得支持。

表3 相关系数矩阵

注：**表示p<0.01，*表示p<0.05。

表4 企业社会资本与双元创新的回归分析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如模型4所示，企业制度社会资本与技术社会资本对于探索式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61***和0.177**。假设H2a和H2b获得支持。而业务社会资本对于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2c未获得支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企业与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所拥有的信息和资源的同质性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业务社会资本并不能给企业带来探索式创新所必需的全新的信息和知识。因此，业务社会资本对于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可能表现为不显著。

(2)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检验。为了检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本文按照市场化程度的高低(INST=1，市场化程度高；INST=0，市场化程度低)将全体样本分为两组，然后进行分组回归，同时针对组间回归系数差异进行suest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检验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从模型5-8中可以看出，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社会资本各个维度对于利用式创新的积极影响，相关回归系数由不显著变得显著，假设H3a获得支持。但良好的制度环境却弱化了制度社会资本与技术社会资本对于探索式创新的积极影响，相关回归系数由0.381*和0.353*下降到0.237***和0.196**，假设H3b获得反向支持。原因可能是，良好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度较小，政治关联作用空间较小，企业利用制度社会资本进行探索式创新的可能性降低[31]。另一方面，良好的制度环境意味着企业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企业对于通过高校和研究机构获得探索式创新所需的信息和资源的依赖程度下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协调和利用现有的技术社会资本来进行利用式创新而减少风险较高的探索式创新。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社会资本各个维度对于利用式创新的积极影响，但弱化了制度社会资本与技术社会资本对于探索式创新的积极影响。

(3)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检验。为了检验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本文按照企业性质(SOE=1，国有企业；SOE=0，非国有企业)将全体样本分为两组，然后进行分组回归，同时针对组间回归系数差异进行suest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国有企业的调节作用检验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从模型9中可以看出，非国有企业的制度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和业务社会资本对利用式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72**、0.190***和0.222***。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如模型10所示，虽然技术社会资本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程度有所提高，但制度社会资本和业务社会资本对于利用式创新的影响程度降低非常多且不再显著。综合模型9～10以及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可知，非国有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利用式创新的积极影响，假设H4a获得支持。

综合模型11～12以及相应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可以看出，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强化了制度社会资本对探索式创新的积极影响，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0.195上升到0.272***。但非国有企业弱化了技术社会资本和业务社会资本对探索式创新的积极影响，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有所下降或变得不显著。总体上假设H4b获得部分反向支持。这可能是因为探索式创新更多地表现为创新的突破性和标志性，需要大量异质性资源。技术社会资本和业务社会资本弥补了国有企业信息和资源获取渠道单一的不足，有利于新知识的发现，推动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实现。因而，国有企业可以更好地依靠技术社会资本和业务社会资本开展探索式创新活动。

(4)高新技术企业的调节作用检验。为了检验高新技术企业的调节作用，本文按照是否高新技术企业(HICH=1，高新技术企业；HICH=0，非高新技术企业)将全体样本分为两组，然后进行分组回归，同时针对组间回归系数差异进行suest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高新技术企业的调节作用检验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综合表7中模型13、模型14以及相应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企业强化了社会资本各维度对利用式创新的积极影响，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39**、0.302***和0.224**，假设H5a获得支持。而从模型15、模型16以及相应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则可以看出，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强化了技术社会资本对探索式创新的积极影响，但弱化了制度社会资本对探索式创新的积极影响，假设H5b未获得支持。原因可能是，日益提高的高新技术的复杂性使得高新企业在产品工艺设计和创新方面面临重重困难。同时，由于高新技术创新不断涌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在客观上要求高新企业创新的速度要不断提高。通过制度社会资本获取的资源，并不能够为已经处在技术发展前沿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探索式创新的足够支持。只有通过技术社会资本，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良好的互动联系，才能成为加速探索式创新的不竭动力。

5 结论与讨论

围绕“企业社会资本影响双元创新作用机制”这一问题，本文基于384家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获得如下结论：①企业社会资本各维度(制度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与业务社会资本)对于利用式创新均具有积极的影响；制度社会资本和技术社会资本对于探索式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但业务社会资本对于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②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利用式创新的积极影响，但弱化了社会资本对探索式创新的积极影响；③同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弱化了社会资本对于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④同非高新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强化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首先，已往的文献多为研究企业社会资本和技术创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手段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14]。很少研究关注到不同企业维度社会资本对双元创新影响的差异。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企业不同社会资本与双元创新之间作用机制的黑箱，促进了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同时，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企业性质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调节变量，明确了企业社会资本对双元创新影响的重要边界条件，揭示了情境因素在企业社会资本影响双元创新中的作用，增强了研究结论在不同情境下的解释力，从而为双元创新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此外，本文研究变量之间科学关系的选择是针对目前关于组织双元创新的前置因素研究显得比较薄弱的环节来展开的，此举有助于在不同情境要素中组织双元创新研究的深入开展。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政府与企业创新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对于企业来说，要明确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资本所带来的知识、技能等资源是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来源。企业要加快推进双元创新，就必须要以适当的方式建立和发展自身的社会资本，正确处理与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以及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其次，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借助企业社会资本推动双元创新。国有企业应该积极发挥其在政府资金支持以及优惠政策等方面的优势，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积极创造新知识、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促进探索式创新；而非国有企业则具有产权清晰、权责统一的优势，应充分利用企业社会资本来使其在现有技术领域深度挖掘，积极推动利用式创新。最后，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自身高水平、高智力、高附加值、高生产率、高发展速度的优势，不断开发和整合现有知识体系和技术，促进利用式创新的实现。对于政府来说，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创新尤其是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市场化程度，创造开放、自由的商业环境，依法维护市场秩序，为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42]，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本促进双元创新。同时，政府机构应该根据企业性质、是否为高新企业等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创新支持政策，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例如，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资源的支持力度。

[1]王凤彬,陈建勋,杨阳.探索式与利用式技术创新及其平衡的效应分析[J].管理世界,2012(3)：96-112.

[2]曾萍,刘洋,应瑛.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创新追赶路径研究综述——技术创新抑或商业模式创新[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5,27(3)：1-7.

[3]BATJARGA B.Comparative social capital：networks of entrepreneurs and venture capitalists in China and Russia[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7,3(3)：397-419.

[4]HE Z L,WONG P K.Exploration vs.exploitation：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4,15：481-494.

[5]MARCH J G.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learning[J].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71-87.

[6]DANNEELS E.The dynamics of product innovation and firm competen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3)：1095-1121.

[7]JANSEN J J P,FAJVD B,VOLBERDA H W.Exploratory innovation,exploitative innovation,and performance：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J].Management science,2006,52(11)：1661-1674.

[8]BENNER M J,TUSHMAN M L.Exploitation,exploration,and process management：the productivity dilemma revisited[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3,(28)：238-256.

[9]GUPTA A,SMITH K G,Shalley C E.The interplay betwee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49(4)：693-706.

[10]AUH S,MENGUC B.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mpetitive intensit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5,58(12)：1652-1661.

[11]HOLMQVIST M.Experiential learning processes of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within and between organizations：an empirical study of product development[J].Organization science,2004,15(1)：70-81.

[12]TUSHMAN M L,O’REILLY C A.The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managing evolu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6,38(4)：1-23.

[13]马蓝,安立仁,张宸璐.合作经验、双元学习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J].中国科技论坛,2016(3)：42-48.

[14]李忆,司有和.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与绩效：战略和环境的影响[J].南开管理评论,2008,11(5)：4-12.

[15]吴俊杰,盛亚,姜文杰.企业家社会网络、双元性创新与技术创新绩效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2)：11-43.

[16]TSAI W,GHOSHAL S.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41(4)：464-476.

[17]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2)：87-100.

[18]张方华.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概念模型与实证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18(3)：47-53.

[19]王国顺,杨昆.社会资本、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11,24(5)：23-36.

[20]曾萍,邓腾智,宋铁波.社会资本、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13,34(4)：50-59.

[21]韦影.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基于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9)：119-127.

[22]陈劲,李飞宇.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学诠释[J].科学学研究,2001,19(3)：103-107.

[23]曾萍,刘洋,吴小节.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资源基础管与制度基础管的整合视角[J].经济管理,2016,38(2)：14-25.

[24]曾萍,邬绮虹,蓝海林.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有效吗？基于珠三角企业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35(4)：10-20.

[25]曾萍,邬绮虹.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4,26(2)：98-109.

[26]王鹏,张淑贤.产学研创新合作网络的社会资本结构维度研究——基于2006—2014年广东省产学研合作专利申请数据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6(7)：16-22.

[27]耿新,张体勤.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以组织宽裕为调节变量[J].管理世界,2010(6)：121-142.

[28]查成伟,陈万明,彭灿.外部社会资本、失败学习与突破性创新[J].中国科技论坛,2015(2)：109-113,136.

[29]维杰·萨思.公司的企业家精神：高层管理者和业务创新[M].邢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0]KNACK S,KEEFER P.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4)：1251-1288.

[31]邹国庆,倪昌红.经济转型中的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J].中国工业经济,2010,272(11)：120-129.

[32]马富萍,茶娜.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2,24(1)：60-66,77.

[33]PENG M W,TAN J,TONG T W.Ownership types and strategic groups in an emerging economy[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4,41(7)：1105-1129.

[34]贺京同,高林.企业所有权、创新激励政策及其效果研究[J].财经研究,2012,38(3)：15-25.

[35]李婧.政府R&D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一个基于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比较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3,25(3)：18-24.

[36]孙永正.不同性质工业企业三维绩效比较研究——基于 2005—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J].经济学家,2010(1)：103-104.

[37]李维安,邱艾超，阎大颖.企业政治关系研究脉络梳理与未来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32(5)：48-55.

[38]游达明,李志鹏,杨晓辉.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网络能力对创新网络绩效的影响路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2)：70-82.

[39]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9)：4-16.

[40]温军,冯根福.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J].经济研究,2012(3)：53-64.

[41]曾萍,蓝海林.企业成长战略的政府导向抑或市场导向：珠三角173个样本[J].改革,2013(10)：115-124.

[42]曾萍,吕迪伟,刘洋.技术创新、政治关联与政府创新支持：机制与路径[J].科研管理,2016,37(7)：17-26.

(责任编辑 刘传忠)

ImpactsofCorporateSocialCapitalonEnterprise’sAmbidextrousInnovationinContextFactors

Zeng Ping，Xia Xiuyun，Huang Ziwe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0,China)

F273.1,F224

A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方市场分割制度环境、核心能力与民营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71272133)，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研究”(15JZD020)，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政府支持、企业吸收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2015XMS25)。

2016-12-30

曾萍(1972-)，男，湖南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