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孙

（安徽财经大学创业与企业成长研究中心，安徽蚌埠，233030）

机会识别能力和新创企业雇员的创业倾向研究
——以风险容忍度为调节变量

金 孙

（安徽财经大学创业与企业成长研究中心，安徽蚌埠，233030）

创业机会的识别是制约个体走向创业的重要因素。以新创企业雇员为研究对象，从个人——机会视角，分析雇员机会识别能力、风险容忍度与创业倾向的作用机制，并对205个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雇员机会识别能力能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倾向，同时，风险容忍度也能显著正向调节机会识别能力与创业倾向的关系。

机会识别能力；创业倾向；风险容忍度；新创企业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个人、组织甚至国家在竞争潮流下处于不败之地的核心要求。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创业活动正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也是促进就业的重要措施。因此对能够预测创业行为的创业倾向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国外关于创业倾向的研究很丰富，以往对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第一是人口学特征，如Zhao和Seibert认为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创业倾向。[1]第二是人格特质，Hmieleski 和Corbett等学者认为“大五”人格、独立性等也是影响创业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2]第三是环境因素，关于环境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在创业研究早期，重点关注国家或者是地区环境对创业产生的影响。[3]最后一个是社会网络，如Van等学者研究发现周边成功的创业者能激发个体的创业动机。[4]国内学者研究创业倾向的对象大都集中于大学生、农民工甚至是所有个体，特别针对新创企业雇员的创业倾向的研究则稍显不足。事实上，许多在新创企业工作的雇员，在工作期间了解了新创企业运营的相关经验，见证了企业的初生、成长甚至是衰落，由于新创企业的晋升空间较小，更容易促使他们走向创业。[5]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店铺、小摊则成为新创企业雇员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在“互联网+”背景下，网店也备受众多创业者青睐。与此同时，人们的雇佣观念也正在由解决生存需要向实现自我价值转变。基于此，创业可能是雇员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选择。因此，研究新创企业雇员的创业倾向既是现实需求也是对我国创业研究的丰富。

全球创业观察（GEM）2016年的报告中指出，有三分之二的创业者创业基于机会。可见，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发现对于创业来说至关重要。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过程的第一步，也是整个过程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6]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发现优质商业机会能够积极促进新创企业的绩效，[7]有价值的商业机会能对创业活动产生不可估计的作用，甚至能够决定创业成败。刘万利等也指出创业研究应当着重考察个体因素和机会因素，而不是环境等因素。[8]83从个人与机会视角来看，个体的机会识别能力是指能够识别出具有潜在价值的商业机会的能力，[9]是创业者走向创业应当具备的重要能力。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选取成立时间在8年以内的新创企业的内部雇员为研究对象，在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以下问题：机会识别能力是否影响雇员的创业倾向，假如雇员的机会识别能力能显著影响创业倾向，那么雇员的风险容忍度在这两者之间发挥的作用等。

二、理论假设

（一）机会识别能力和创业倾向

创业倾向是指个体进行创业活动或者成为创业者的意愿。[10]范巍和王重鸣认为，创业倾向是指创业者对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一种态度。[11]虽然有创业信念的个体也许并不是都产生创业行为，但是创业倾向是了解创业活动的基础，对创业行为进行预测，在一定程度是对创业行为最直观的反映。

目前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创业机会是创业领域的重中之重。[6,12]其中，发现有潜在价值的机会是整个创业活动的源泉，只有发现了有价值的商业机会，个体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机会利用与开发，进而创办新企业。如果识别到的机会的潜在价值越大，那么个体继续开发机会的可能性也就会越大。也就是说，创业机会的识别会增强个体创业倾向。创业机会的发现和识别是创业活动的起点，也是激发个体创业倾向的重要因素，[8]84反之，如果没有发现有价值的创业机会，也就很难产生创业倾向。陈忠卫和史振兴从能力的角度将识别有价值的机会作为成功企业家的一种重要能力，[13]这无疑也是对机会识别的一种认可。在新创企业中，雇员晋升空间不大，然而其拥有新创企业成立初期的工作经验，对企业运营非常熟悉。当他们识别出创业机会的能力比较强，那么其选择创业的可能性会很大。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新创企业雇员的机会识别能力与其创业倾向显著正相关。

（二）风险容忍度的调节作用

风险容忍度又称为风险容忍，目前学术界对于风险容忍的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更多的学者则是将其看成是一种个人特质。方世建和朱猛以中国主板上市公司高管为研究对象，认为风险容忍度就是高管对待风险的态度。[14]作为个体的一种特质，风险容忍度是个体对外部存在风险的感知，既有客观环境，又有主观感知，不同的个体风险容忍度也就有所不同。国内关于风险容忍度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金融领域，在创业领域内的研究较少。Sitkin和Palo认为，在创业活动中，风险是无法避免的。[15]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不仅要识别有价值的商业机会，同时也要考虑所承担的创业风险。[16]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很多创业者都能够发现有价值的创业机会，但是真正走向创业或者创业成功的却不多。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创业所带来的风险与个体的风险容忍度的比较。当风险超过容忍度，个体走向创业的可能性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就是说，当新创企业雇员寻找到创业机会时，是否创业仍然还会受到风险的影响。如果雇员的风险容忍度较高，能够承担较高的风险，那么雇员选择创业的可能性就会较高；反之，如果雇员的风险容忍度较低，所能承受的风险较低，那么其选择这种具有风险的创业行为就会较低。因此，风险容忍度可能在雇员机会识别能力和其创业倾向之间存在调节效应。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风险容忍度正向调节新创企业雇员的机会识别能力和创业倾向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此处定性研究是指在国内外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访谈进行理论分析，进而提出理论假设；定量分析是指运用问卷调查获得的一手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其中对于机会识别能力、风险容忍度和创业倾向三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层次回归分析，主要采用spss20.0进行数据分析。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新创企业的雇员，选择问卷调查来搜集数据。关于新创企业判断标准，本研究采用Biggadike等学者的观点，即将成立时间在8年以内的企业界定为新创企业。[17]问卷的大规模发放时间为2016年6月初至2016年7月底。本次问卷调查主要有两个途径：第一，由研究团队成员亲自前往安徽蚌埠、合肥、杭州、上海等地实地发放，“一对一”现场填写问卷，保证问卷填写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第二，由亲友、同学帮忙进行问卷发放与回收，发放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重庆等地。总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274份问卷，整体回收率为91.333%，有效问卷205份，有效回收率为74.818%。具体样本描述见表1所示：

表1 样本描述统计

（二）变量测量

自变量：机会识别能力（X1）是指个体识别到有潜在价值的机会的一种能力。量表主要参考Chandler和Jansen、唐靖和姜彦福编制的量表，[9,18]共有4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

调节变量：风险容忍度（X2）是指雇员自身从事工作过程中所愿意接受的风险程度。量表主要参考Guillemette等编制的量表，[19]并在原有的量表上进行修改和转换。首先由研究团队进行英文到中文的转换，其次将财务风险转换为工作风险，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形成5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

因变量：创业倾向（Y1）主要是指雇员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主观程度以及开展创业活动的准备程度。关于创业倾向的量表在国内外已经比较成熟，本研究主要借鉴Francisco和Chen编制的量表，[20]结合本文研究目的，最终形成5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的研究，不仅选取了与新创企业雇员相关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X3）、年龄（X4）、教育背景（X5）、现职年限（X6）、婚姻状况（X7）；而且还将跳槽经历（X8）、同行业收入满意度（X9）和同地区收入满意度（X10）纳入考虑中。

具体测量题项如表2所示：

表2 控制变量测量设计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由于在问卷调研过程当中，所有题项均由同一个人填写，即使理论上某些变量不存在相关性可能会因为个体原因而产生相关现象。通过Harman单因子方法对全部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得出9个因子，共解释总变异量的69.201%。其中，第一个因子仅占载荷量的20.760%，并没有占到绝大多数。故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四、实证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在对数据进行具体实证检验之前，首先对量表进行KMO检验。通过SPSS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机会识别能力、风险容忍度和创业倾向的KMO值分别为0.92、0.726和0.855，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sig值均为0.000，可见3个变量均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在此基础上进行因子分析，具体因子分析见表3。可以看出，机会识别能力等3个变量均是单维结构，并且每个测量题项因子载荷都大于0.6，累积解释变异量分别为67.778%、61.504%和68.249%，符合效度检验的要求。最后，采用Cronbach'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通过表3可知，机会识别能力、风险容忍度和创业倾向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是0.791、0.763和0.883，说明3个变量都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3 各变量测量题项及其因子分析、信度检验

（二）相关分析

表4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结果显示，机会识别能力和风险容忍度与创业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β=0.519，p<0.01；β=0.535，p<0.01）；控制变量中，性别、婚姻状况和现职年限与创业倾向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β= -0.369，p<0.01；β= -0.184，p<0.01；β=-0.170，p<0.05）；跳槽经历则与创业倾向呈现显著的正相关（β=0.285，p<0.01）。这与预期的方向基本一致，也为后续的层级回归提供了基础。

表4 各变量相关性

（三）回归分析

本研究运用层级回归对机会识别能力、风险容忍度和创业倾向三者关系进行检验。模型1是控制变量与创业倾向的回归模型；模型2是继续加入机会识别能力、风险容忍度；模型3是加入交互项。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从模型2中可以发现新创企业雇员的机会识别能力对其创业倾向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226，p<0.01）。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

从模型3中可知，创业倾向的调整R2从0.399变化到0.427，增加了0.028，并且在0.05水平下显著，可以初步判定风险容忍度在新创企业雇员机会识别能力和其创业倾向之间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从交互项系数可以看出，风险容忍度对机会识别能力与创业倾向有正向调节作用，交互项系数为0.027，且在0.05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风险容忍度增强了机会识别能力对创业倾向的作用。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

表5 机会识别能力、风险容忍度对雇员创业倾向层级回归

为了使风险容忍度调节作用更加直观，将样本分为高低风险容忍度两组，绘制成相应的调节效应图（见图1）。高风险容忍曲线比低风险容忍陡峭，表示在机会识别能力到创业倾向的路径当中，随着机会识别能力的提高，高风险容忍比低风险容忍对于机会识别能力与创业倾向的影响更为明显。

图1 风险容忍度调节示意图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将风险容忍度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到机会识别能力与创业倾向的关系探讨中。由于新创企业雇员走向创业这种现象的增多，选择雇员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机会识别能力对自身创业倾向的影响，这是对以往以大学生和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研究结论的有效补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机会识别能力正向影响雇员的创业倾向。该结论与刘万利等人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增强创业者的创业意愿的产生。[8]86本研究则是从机会识别能力出发，探讨雇员的创业倾向，将创业机会和雇员自身的能力相结合，进一步支持了创业机会是创业活动的关键因素。在本研究的人口统计学控制变量中，年龄、婚姻状况与创业倾向的关系并不显著。一方面，关于年龄与创业倾向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本文研究对象集中于新创企业雇员，大多为80后、90后，年龄差距不大，导致彼此之间的创业倾向之间不存在因年龄产生的差异。另一方面，关于婚姻状况与创业倾向之间不显著。可能存在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双创”观念深入人心，婚姻与否不再是选择是否创业的障碍；第二是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冲击，已婚人士选择创业最大的困难就是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互联网+”背景下，更多的创业者更倾向于网上创业，可以更多时间兼顾家庭。

第二，风险容忍度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当新创企业雇员风险容忍度较高时，对机会识别能力与创业倾向的正向关系存在强化效果；反之，当新创企业雇员风险容忍度较低时，对机会识别能力与创业倾向的正向关系存在弱化效果。这说明我国创业者，无论是大学生、农民工，还是新创企业员工，在是否选择创业都会关注这其中存在的风险。因此，作为有创业想法的雇员要加强风险承受能力，提高风险容忍度。当新创企业雇员感知到创业过程带来的风险超过自身对风险的承受极限时，就会影响创业态度。雇员的风险容忍度不同，对创业的所能承受的风险也就不一样，进而影响他们的创业决策。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样本的局限性。未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拓展研究结论的实用性。同时，从样本描述中可知，其他年龄段雇员所占比例较低。未来可以扩大其他年龄段的样本，进一步完善研究结论。二是本文问卷均采用自我测量的方式，对机会识别能力和风险容忍度的测量主观性较强。未来可以考虑自评和他评的结合，使变量的测量更加客观，在此基础所得出的结论也会更有价值。三是雇员在组织内，必然时时刻刻受到组织的影响，本研究未涉及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等企业特征对雇员创业倾向的影响的探讨。四是在机会识别能力和创业倾向之间可能不止一个调节变量，探讨其他变量对机会识别能力和创业倾向的调节作用甚至是中介作用是未来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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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 珑）

Abstract:The recogni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the individual to entrepreneurship.It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employees'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bility,risk tolerance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opportunity.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205 sample survey data,the results show that:employees'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bility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 entrepreneurial tendencies.At the same time,risk tolerance can also significantly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of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Key words: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bility;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risk tolerance;new venture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bi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Employees in New Ventures:Moderating Effect of Risk Tolerance

JIN Sun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erprise Growth,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233030,China)

F273.1

A

2095-2082（2017）04-0047-09

2017-06-21

金 孙（1989—），男，安徽枞阳人，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