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虻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明清时期宗族人口迁徙补论
——基于现存徽州家谱所含资料的分析

祝 虻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就宗族人口情况研究而言，现存世系详明、结构严整的家谱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其鲜明的地域特征使基于家谱的人口研究成为地域社会史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徽州被视为宗族社会典型，通过现存家谱资料，可有效展开人口迁移研究。特别是对稳定社会环境下，即排除政治、军事因素影响的宗族人口迁徙研究有所裨益。通过统计分析家谱中迁移信息，从时空维度研究人口迁徙发现，明清时期徽州宗族迁徙是客观条件约束下主观选择的结果，具有很强主动性。

徽州；家谱；人口迁徙

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曾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1]将家谱付诸梁氏之言涉及的相关研究，自潘光旦与罗香林等人著作已见肇始[2-3]。上世纪80年代后，立足家谱的专门宗族人口研究取得进展，台湾地区学者位居前列，研究主要运用历史人口学方法，结合家谱文献与统计方法，探索宗族人口社会属性及其变迁[4-8]。大陆地区以彭希哲、侯杨方、余新忠、洪璞等人研究更为突出，以同样方法详细探讨不同时空范围内人口及社会变迁[9-13]。因家谱地域性特征使研究具有地域史研究属性，徽学中即出现类似研究[14-15]。此类研究基本出发点多侧重人口结构，对人口迁移情况研究略显不足，特别在较为稳定社会环境下，以宗族为核心单位的迁徙情况研究不足，仅曹树基有过相关论述[16]。本文以明清徽州地区宗族为代表，量化家谱中的迁徙资料，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讨论宗族迁徙问题。

一、徽州家谱中明清迁徙资料与研究方法

中国历史范围内遗留的人口资料数据，首推族谱最为翔实。将其与载于官府文献、地方志中人口数据比较，谱的记载更为清晰、动态。历明至清数百年间，官府编制人口统计资料时，出发点在于征纳赋税，仅展现静态人丁资料，缺少相应时间与空间信息，无法准确反映人口流动状况。而家谱编制立足于敬宗收族，为明确纯正的血缘体系，家谱编修者特别重视宗支迁徙情况，此于徽州家谱中表现明显。徽州家谱多于世系图中标示男性族人的生卒年月与迁徙状况。有些家谱中出现迁徙信息的统计资料，主要记录族人姓名、世系排行和迁入地，少部分记录迁出地。本文所选家谱为清代及其后部分徽州家谱，因种类较多，特从源于不同姓氏地域的统宗谱、宗谱、支谱中各选两部，并佐以其他资料为补充。

因资料散见于各家谱中，可视为统计学中的随机统计范本[16]。就家谱中统计资料而言，真实性较为可靠，原因如下：首先，家谱令人诟病处常在其祖先真实性，“言王必曰琅琊，言李必曰陇西，言张必曰清河，言刘必曰彭城，言周必曰汝南，言顾必曰武陵，言朱必曰沛国。至于始祖何时，迁徙何时，则概置之不问，此习俗之至为可笑者也”[17]。徽州家族虽未能免俗，但学界公认徽州宗族迁入一般在元代之前，至明清宗族已发展为稳定时期，将资料选取时间段上限定为明代，可规避宗族渊源问题。其次，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修谱之风盛行，多数人认为：“三世不读书，三世不修谱，则流为小人”[18]，并形成一整套谱牒编纂规则，其中包含自身宗支的要求。表现在修谱期间，宗族往往要求宗支先行提供族人基本资料，缴纳旧谱，还会派专人考察[19]。一是沿袭来自于明清徽州的“会通”习俗[20]；二是向族内各宗支发布修谱启示，并以信件联系[21]。

宗族人口迁徙研究，首先需明确迁徙的时间节点，因家谱中缺少离开原居地和迁入新居地具体时间，故需估计。根据唐力行等学者估算，明清时期徽州男性平均寿命为35-55岁之间[14]，故以50年为区间将明清两朝分段，同时结合谱中个人生卒年月，以为个人迁徙时间的估计。其次为迁徙人数与迁入地问题，现资料较为翔实，修纂者记载此类内容包含世系、姓名、迁居地三方面，如“廿三世，文昭支元澄子，国祯、国祥迁余干县南门”[22]，从中可见迁居人数与迁居地。最后是迁居缘由，因家谱对族人记载有一定选择性，故探究缘由，不具备全面量化分析条件，故仅以个别家族为范本简略定性分析。

二、时间维度下明清徽州宗族迁徙

根据明清徽州姓氏人口比例与家谱遗存，选定统宗谱反映徽州汪氏与休宁金氏情况，宗谱为歙县徐氏和歙县叶氏，支谱则由婺源王氏和绩溪许氏两族中一支所修。首先从时间维度统计各族（支）迁徙人口数量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各族（支）迁徙人口数量情况

通过数据分析，可见各族（支）各时期迁徙人口在总迁徙人口中的比例变化，如下页图1。

由图1可见，明清时期徽州各宗族间迁徙趋势并不一致，就金、王二氏而言，整体趋势呈抛物线状态，在1500—1600年间达峰值，而叶氏迁移则为平稳上升趋势，最大值集中于1650—1700年间，徐氏迁移为稳定波动态势，迁移人口比例集中在10%-15%区间内，许氏迁徙趋势波动较大，峰值出现在1600—1650年间。由图1反映的迁徙态势可见，明清徽州宗族迁徙高峰多集中于1550—1700年间。此与徽商兴起有关，据学者考查，徽商兴起约在成化、弘治之际，约为1550—1600年间，宗族迁徙记载可为印证，典型如徽州汪氏族人大多此时因经商迁入苏州[24]，休宁金氏情况类似[25]，歙县叶氏亦如此[26]。歙县徐氏、婺源王氏和绩溪许氏情况则有所不同，或因此三族（支）中徽商人数较少之故。总体而言，在迁徙时间上，除从商原因表现的共性外，图1相关信息亦可见徽州各宗族原住地人口基数情况。

图1 各族（支）迁徙人口比例

分析迁徙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本文仅以叶氏与许氏为例。此处总人口并非宗族整体人口数量，而是出现迁居时间段内的人口总数，以资料最为精确的叶氏为例①原因在于叶氏男性总人口数为编谱时统计，见《新州叶氏家乘》卷2《世牒目次》，而其余为笔者统计，在时效性上有一定差距。，先计算每一世系人口迁出比例，如图2所示。

图2 歙县叶氏世系迁出比例

在叶氏迁出高峰的第10-11世，即明嘉靖至崇祯时期，迁出人口比例超出10%，最低时仅为0.7%，平均值只有3.14%。许氏迁出人口数虽超叶氏，但其人口总数却近叶氏两倍，平均值为2.29%[27]。需注意，此为支派分迁比例，代表宗族迁居情况。但从世系图信息分析，明清时期外出人口总体比重较高，如明代休宁范氏，其族外出人口比为39.31%[28]，明清歙县佘氏比例更高，达51.52%[29]。迁居比例远低于外出比例。出现如此差距，多因家谱在迁居确定上较严格，很多无法达到迁徙基本条件，即定居并最终设立祖墓、建立祠堂，从而完全脱离徽州地域社会圈。

从徽人迁徙数据而言，徽人流出量远超迁徙数，即从商并不意味着在经商地定居繁衍。就个体层面而言，异地定居繁衍意味着脱离原生活方式和社会圈，逐渐融入新居地，甚至新修宗祠、祖墓和家谱。虽为徽人，却已自成新族，前提是商人经商成功，拥有定居资本。在当时背景下，经商成功率并不高，汪道昆言：“吾乡（歙县）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30]失败者常居无定所，徽商程宰士兄弟，“挟重资商于辽阳。数年，所向失利，展转耗尽”。“程兄弟既皆落莫，羞惭惨沮，乡井无望。逐受佣他商为之掌计以糊口。二人联屋而居，抑郁愤懑，殆不聊生。”[14]此情况并非个例，徽州府志、县志中多有孝子因父音耗全无、苦寻无果之例。更有客死他乡者，家谱记载亦屡见不鲜，如周云駤将客死福建的兄长尸体运回家乡，“兄贸闽客死，侄他鬻，措资往负兄骸，并赎侄归，抚养成立”[31]。叶绶章妻将其尸体运回归葬，“公暮年游遂昌，陡患中风卒于官舍，宜人往抚灵榇，归葬”[32]。范添丁将其父遗骨运回归葬，“以父役王事没金陵，跣往负骨归葬”[33]。范婷将其兄遗骨归葬，“兄汝兼公客死于淮，公为之奔丧以归”[34]。前文提及明代休宁范氏就有客卒者21例，明清歙县佘氏更达到119例。失败者自然无法成为迁居者，而迁居成功亦非一蹴而就。以徽州吴氏后裔定居镇江为例，其先人在明末清初时由高邮迁镇江，当时“或居徽州，或居高邮，其神主皆进徽祠，是时仍歙籍也，而墓在镇江”，雍正二年（1724）时，“意镇江有祖墓，故迁籍丹徒”，最终到道光五年（1825）方由族人捐资建成宗祠“敦厚堂”[35]。从吴氏迁居过程而言，宗支需经艰难历程，方可成功迁居一地。

三、空间维度下徽州宗族迁徙

明清徽州宗族迁徙人次较多，范围亦广。从徽州地域内部迁徙而言，其中汪氏137次、金氏50次、徐氏30次、叶氏4次、王氏4次、许氏86次。以各族所在地域为圆点，按同心圆方式，以100华里、100-300华里、300华里以上三个区间区分宗族迁徙范围[36]。六族相关资料见表2-7。

表2 徽州汪氏的迁徙空间范围

表3 休宁金氏迁徙空间范围

表4 歙县徐氏迁徙空间范围

表5 歙县叶氏迁徙空间范围

表6 婺源王氏迁徙空间范围

表7 绩溪许氏迁徙空间范围

由表2-7可见，徽州宗族在迁移范围上呈现分散与集中并举态势，具体表现因宗族而异。在迁徙方向上，主要在徽州乡民生活空间和远离徽州的长三角地区，前者占比分别为61.52%、29.16%、63.16%、5.9%、93.65%、90.2%。就占比最高的王氏与许氏而言，处于婺源的王氏主要迁徙方向在与婺源相邻的德兴、浮梁、乐平等域外诸县，在区域内主要向邻县休宁迁居；而绩溪许氏情况则有明显不同，其族倾向于在县内，进而扩大至整个徽州范围内迁徙；汪、金、叶、徐四族则有明显超出活动范围的迁徙情形。结合文本考查发现，明清徽人向此方向迁徙多定居城镇内，如汪氏，“苏州府，城中，八十二世兆斌公由歙邑清流迁，扬州府，城中，八十二世积良公由歙邑清流迁”[37]。迁徙的地域差别直接受宗族参与商业活动程度影响，徽州汪氏、休宁金氏、歙县叶氏均较早从商，而歙县徐氏、婺源王氏和绩溪许氏并未出现大规模外出经商现象，因此其族迁徙往往不改变以往生活方式，故而迁居地点多在乡民活动范围之内。同时还发现迁入城镇者往往并非一人一代，而是呈现多人数代状况，并有明显集聚倾向，如汪氏多集中苏州、扬州、淮安等。迁徙聚集性在此六族之外，也有所体现，如歙县方氏集中于扬州、临清两地，散居于四川、贵州、湖广等地[38]，歙县新馆鲍氏情况亦类似，集中迁至杭州及其附近数县，零散迁至附近市县与成都等地[39]。

明清时期徽人参与商品交易，以此为职业成为常态，如徽谚“以贾为生”[40]。“徽州俗例，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41]，以至客居他乡，目的地即经济发达地区，万历《歙志·货殖》中有相关描述：“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故歙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40]。徽商于迁入地定居生活，渐成宗族中新支，“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42]。此情况于家谱中已得到印证，迁居地宗族研究亦可见此现象[43]，即多集中于大中城镇或较为发达地区。

明清徽人从商并非个人独立行为，更多带有宗族色彩，如吴氏要求“族中弟子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它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闲，致生祸患。”[44]除前述各族外，还有如休宁草市孙氏、黟县宏村汪氏等。正是族人纽带促进了徽人在移居地聚集，使明清徽人迁徙呈现出宗族意义上的“大分散与小聚集”。但受制于徽州内部各宗族间参与商业程度的不平衡[45]，同时迁居又需大量资源，迁往城镇定居在不同宗族间表现各有不同。还应注意，迁居者一旦在城镇内定居，其族发展扩张甚至有可能超过本土，除徽州汪氏外，休宁金氏、歙县叶氏、郑氏、吴氏、鲍氏等族莫不如此[35]。如迁居和州的鲍氏后裔鲍源深回乡扫墓时竟发现，“所谓二十九派者，仅得八、九，即东村本族亦不满百人……而寥落荒凉固已如此”[46]。此为外迁者数量超过徽州本地人口造成的宗族外迁比重下降，对比前述歙县徐氏和绩溪许氏支派两者迁徙比重和时间变化，更清晰可见此状。

四、余论：明清徽州宗族的迁徙性质

就明清时期中国人口迁徙性质而言，一般分两类，生存型和发展型，前者主要由迁出地推出，后者则由迁入地拉入[47]。从明清徽州宗族迁徙情况可见，其兼具两种性质。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明清时期徽州社会整体较为稳定，政治动荡并未造成较大冲击，但区域内人地矛盾突出，因而仅凭徽州本地资源无法保障居民生存。与此同时，明清两朝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临近徽州的江南成为中国经济中心，而徽州本地也出现以血缘为基本联系纽带的徽商商帮。多重原因作用下，徽人外迁既有客观压力，也不乏主观意愿驱动，如金声所言：“新安不幸土瘠地狭。所以生业著于土者，什不获一。其势必不能坐而家食。故其足迹常遍天下。”[48]从前述图表可见，明清时期徽州宗族迁徙在时空维度上也明确展现出生存与发展并存的特点。所选家谱显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向外均有迁徙，其趋势虽有不同，却无一族中断。同时宗族在徽州乡民活动范围内均有迁徙，是一种不完全脱离原有生产和生活圈的迁徙，属于生存压力下的直接迁徙反应。他们依照自宋以来徽州开发经验，开发新居地，影响仅限于徽州及其附近过渡区与边缘地带[49]。但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工商业移民，已脱离原有生产、生活空间，面临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境况。迁入城镇常具更多发展机会，徽州宗族人口不断向外流出，亦可见徽人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但发展型迁徙也意味着更大迁居经济成本，以及力求融入陌生环境的社会成本，故徽州宗族内部外迁定居的比例较低，各宗族力量不同，宗族之间迁徙地域不平衡。总体而言，明清徽州人地关系紧张和外部工商业兴盛的社会环境下，缺乏有效应对方式的宗族和个人，即使迁入城镇，能把握发展机会的仍为少数，若无外出渠道，徽州宗族只能在过渡区和边缘地带做有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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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7

A

1672-3805(2017)04-0019-07

2017-06-1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千年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11&ZD09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清以来徽州家谱所录文书整理与研究”（17BZS144）

祝虻（1989-），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宗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