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效应研究<br/>——基于直接和间接效应比较角度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效应研究
——基于直接和间接效应比较角度

2017-10-11丁述军曹玉环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4期

关键词：农民收入协整农村金融

丁述军曹玉环

（山东财经大学，山东济南 250014）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效应研究
——基于直接和间接效应比较角度

丁述军曹玉环

（山东财经大学，山东济南 250014）

基于我国1978—2014年统计数据，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及以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为载体的间接影响。利用因子分析法和协整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间接效应显著大于直接效应。因此，应加大农村金融对“四化”的支持，重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间接效应，同时完善现行农村金融发展方式，保证实现农村金融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战略目标。

农村金融发展；“四化同步”；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农民收入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农民收入水平逐步提升。但因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等问题，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为2.73：1，收入差距虽较2014年有所下降，但差距反映的社会矛盾不可忽视。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农业现代化”“扶贫开发”等规划显示出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高度重视。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和贫困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顺利转型的关键。提高农民收入相关建议和措施的落实均需大量资金投入，农村金融发展是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消除贫困的途径之一。

一、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途径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途径包括：直接效应以及基于“四化同步”发展背景的间接效应。

（一）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

农村金融是由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产品、制度等因素构成的体系结构。通过农村金融发展，金融机构、服务、产品能够贴近农民，并通过不同途径提高农民收入：一是提供储蓄服务。英国国际发展部指出，金融部门向贫困者提供储蓄服务，可帮助其积累资金，进而平滑消费，抵御收入不稳定带来的风险[1]。储蓄积累资金可投资新技术或新领域，提高收入。二是提供信贷服务。金融机构为农民生产、消费、创业，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资金周转、规模扩大提供贷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善农村环境，促进企业发展。三是推广金融理财产品，提高农民金融意识，提供符合农村发展的金融服务，增加农民理财机会，提高其参与金融活动积极性，提高相应利息、红利收入。四是加大农民抵御风险、保持收入稳定的保险普及力度，如农业保险为农业高风险、弱质性等提供保障，使农民放心投资和生产。基于以上作用，金融机构应完善农民和农村企业等相关征信体系，逐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大对农民或农村企业的金融支持。

学者从多角度分析农村金融与农民增收关系，余新平等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存款、农业保险赔付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向关系，农村贷款、农业保险收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向关系[2]；任碧云等提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结构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其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扩大能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结构和效率具有抑制作用[3]；朱德莉基于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阻碍农民收入增长[4]，贾力运用因子分析法总结影响农民收入公共因素，发现农村金融与资本面因素对农民收入具有负向效应[5]，祝仲坤等实证分析发现农业保险对农户收入有显著负效应，保费补贴对农户收入有显著正效应，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6]。

（二）农村金融发展基于“四化”对农民收入的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是指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实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从而对农民收入产生作用。丁志国提出农村金融对减少农村贫困的作用途径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农村金融对减少贫困的直接效应，即发展农村金融能够直接降低农村贫困数量；二是农村金融发展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改善农村贫困状态，即农村金融对改善贫困的间接效应[7]。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新思路，即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城镇化和工业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装备，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提供支撑，信息化与其他“三化”深度融合，从战略层面上将“四化同步”作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方式。鲍国良指出，“四化同步”是二元经济转换的战略性路径，在此过程中农村金融作为关联城乡金融资源的媒介，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以“四化”发展为背景，阐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间接作用，即“四化”在金融支持保障下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农村金融发展依托“四化”对农民收入产生间接作用。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农业装备和科技武装，金融支持是必要因素。朱兆文提出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各环节对金融的依赖性较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和质量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9]；雷德雨分析美国、日本农村金融支持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指出，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0]；城镇化进程所需资金与农村金融支持紧密相连，2013年《城市蓝皮书》指出，2030年前，我国还有3.9亿农民需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1万元，粗略计算，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约51万亿元；周景彤提出“新四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金融支持则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11]；丁汝俊指出，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能够有效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产业化、工业化发展，农村信息化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支持[12]；俞立平认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庞大资金，没有发达的金融体系，难以筹集必要资金，必然影响信息化进程[13]。综上，农村金融是“四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推动力。

农民是“四化”协调发展受益者。农业现代化利用科技手段、先进机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产生的大量就业岗位吸收；信息化发展使农民了解农产品最新市场信息、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就业环境，提高农民综合素养。姚寿福等研究发现城镇化对提高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但工业化影响不明显[14]；李子联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15]；黄祖梅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函数响应分析及方差分解技术实证分析得出：农业现代化是农民收入提高的格兰杰原因，是长期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16]；王怀明和孙楚等利用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信息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关系，结果显示信息化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7-18]。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有金融支持的“四化”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故农村金融以直接和间接途径对农民收入产生作用，如图1。通过梳理发现，很少有文献提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而直接、间接途径效果比较和相关实证分析更少。本研究在实证分析基础上，讨论农村金融发展和“四化”发展背景下农民收入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比较分析两种机制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果，以期发现相关原因和内在联系，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图1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二、研究假设

（一）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研究假设

基于经典理论模型，选取相关数据假设和实证分析。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初步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种类日渐丰富，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空白乡镇逐渐减少。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一：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产生正向直接效应。

（二）“四化”发展对农民收入间接效应的研究假设

我国城镇化成果显著，截至2016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7.35%，城镇化率不断增长；随着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农业信息平台和资源建设均取得长足进展，涉农数据库建设初具规模，互联网迅速普及。2016年《工业化蓝皮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指出，“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水平实质性提高，从工业化中期步入工业化后期，“四化”发展必须相互融合、互为支撑、缺一不可。但通过杨鹏[19]、冯献等[20]对“四化同步”的定性分析，以及李裕瑞[21]、周振[22]、董梅生[23]的定量研究，发现目前“四化”融合不够、协调不足、发展不同步：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信息化融合其他“三化”的程度及推动作用不显著，“四化”发展质量及同步水平有待提高。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间接效应为正向，但各“化”的效应存在差异。

三、研究方法、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因无官方指标，学者衡量“四化”发展程度时，既采用单指标，也采用综合指标。“四化”发展是多因素作用下的复杂过程，涉及各领域、行业等协调发展，应以不同方面发展成果的指标衡量发展情况，利用综合指标体现相应水平，避免单指标局限性。在评价指标选取过程中，存在信息重叠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因子分析可有效处理多变量信息重叠问题。通过降维作用从高度相关变量中筛选出少数重要因子，反映原资料大部分信息，用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获得综合评价指标。

2.协整分析。大部分经济变量时间序列非平稳，使用OLS分析有一定局限性，易判断错误。虽对单个变量而言不平稳，但如两个及以上不平稳变量通过差分可获得平稳性，且遵循同阶单整过程的变量间偏差亦平稳，则其存在某种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在检验不同经济变量间协整关系时，主要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适用于检验两个变量协整关系的EG两步法；另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适用于多变量间的Johansen协整检验，该检验是对无约束的VAR模型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协整检验模型，可精确协整向量数目。

信息化在农村发展相对较晚，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仅能获得年份跨度相对较短数据。农村信息化发展时间较短，但对农民收入影响不可小觑，因此采用EG两步法检验农村信息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对其他“三化”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

（二）指标选取

遵循全面性、科学性、可获得性等原则，参照学者研究选取适宜指标。

1.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NCJR）。以农村金融相关率为指标。戈德史密斯[24]提出目前学界广泛接受的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即金融相关率=金融资产总量/GDP。理论上，金融资产包括存款、股票、债券、保险等，但鉴于农村金融市场不发达，选取农村存款余额加农村贷款余额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指标，农村GDP为第一产业增加值。

2.农业现代化指标（NYXDH）。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和手段，运用现代化机器设备、技术以及科学管理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从产出、劳动效率、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利用角度，选用第一产业增加值指数、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耕地面积农机动力、有效灌溉率、每公顷用电量、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额综合评价。

3.工业化指标（GYH）。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或第二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从产出、劳动效率等角度，筛选出工业化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工业增加值指数、人均GDP、工业劳动生产率综合评价。

4.城镇化指标（CZH）。城镇化指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过程。从人口结构、城镇建设、产出和就业角度，采用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第二三产业就业率、城乡可支配收入比重、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化面积综合评价。

5.农村信息化指标（NCXXH）。农村信息化是信息科学技术在农村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中实现普遍应用和推广的过程。电话、互联网是农村获取有效信息的主要途径，学校是农民文化素质提高和学习先进技术的平台。采用电话普及率、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农村网民规模、农村小学及以上学历人口数量和毕业人数占农村人口比例综合评价。

6.农民收入指标（NMSR）。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农民收入指标，准确反映农民一年内实际收入水平和扩大再生产、改善生活条件的能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综合体现和最终结果。为减少数据波动和异方差，对此指标作对数处理。

（三）数据来源与缺失值处理方法

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评价指标数据跨度为1978—2014年，农村信息化为2005—2015年。各指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如表1。鉴于农村电话普及率数据缺失，利用全国电话普及率代替，随着电话、手机市场快速发展，农村电话普及率与全国电话普及率发展形势基本相同。农村网民规模、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2015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对于缺失数据，处理方法是求出缺失值数据年平均值，而缺失值由前一年数据乘以年平均增长率推算。

四、实证分析和结论

因涉及指标较多，且各指标单位不同，在实证分析前，将所有指标无量纲化处理，使选取数据客观描述变量发展情况。

（一）因子分析过程

首先，检验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若通过检验，则建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按照一定准则，根据矩阵特征值和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公共因子个数。其次，建立初始因子载荷矩阵。最后，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方差最大化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以提取农业现代化公因子过程为例，首先检验因子分析评价指标，如图2。

KMO统计量取值在0和1之间，KMO值越接近于1，说明变量间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越适合因子分析；根据KMO度量标准：大于0.9非常适合，0.8～0.9很适合，0.7～0.8适合，0.6以下不适合。农业现代化测量结果为0.734，所选指标适合因子分析。

执行因子分析处理初始和旋转命令后得到公因子，其方差贡献为0.8110且特殊值大于1，说明主成分因子能够反映指标体系中所有指标的主要信息，可作为公因子，如表2。

表1 指标选取

对工业化、城镇化、农村信息化同样操作，得到表3结果。

表4显示“四化”在因子分析操作后，历年因子得分。根据颜双波研究，因子得分用于反映变量发展变化情况，从统计意义而言，因子得分是通过降维手段得到的无量纲化评价值，其值可正可负，正值一般表示高于研究范围内平均水平，负值一般表示低于平均水平，应用因子分析方法评价综合得分也是如此。综合得分用于评价对象的综合发展情况，其值用于比较不同研究样本间发展情况或发展趋势[25]。以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得到发展综合得分，如工业化：

GYH=（0.6097×Factor1+0.3790×Factor2）/0.9887

（二）平稳性检验

因时间序列数据大多非平稳，直接回归可能造成“伪回归”，在分析之前需ADF单位根检验。

由表5可知，“四化”各综合指标和农村金融发展、农民收入均不平稳，应对变量一阶差分。差分后，所有变量均平稳且为一阶单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三）协整检验和分析

图2 农业现代化因子分析检验结果

1.格兰杰因果检验。影响农民收入的模型为:

ln NMSRt=f（NCJRt，NYXDHt，GYHt，CZHt）+εt

对上述4个解释变量和农民收入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说明除农村金融发展，其他解释变量均为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如表6。

2.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通过相关准则显示最优滞后阶数为4，如表7。

其次确定该模型是否有协整关系，通过检验发现rank（轶）为1，说明模型存在协整关系，如表8。

表2 农业现代化公共因子结果

表3 “四化”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

表4 1978—2015年“四化”各因子得分

续表

表5 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6 变量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表7 判定最优滞后阶数结果

表8 判定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根据表9结果，得出相应长期关系等式：

ln NMSR=-0.82×NCJR+0.55×NYXDH-0.65×

GYH+1.78×CZH-0.89

结果显示各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1%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等式系数表明城镇化增长1%，农民收入随之增长1.78个百分点，农业现代化每增长1%，农民收入增长0.55个百分点，而工业化对农民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农村金融发展抑制农民收入增长，因此假设一不成立。

3.EG两步法协整分析。检验发现农民收入和农村信息化是同阶单整，故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对农民收入和农村信息化OLS回归，如表10。

表9 模型长期均衡关系

表10 农村信息化和农民收入EG两步法的第一步

回归后，对得到的残差单位根检验，即EG两步法的第二步，如表11。

由表11可知，回归残差在5%内显著，故残差平稳。农村信息化与农民收入具有长期稳定关系。农村信息化每增长1%，农民收入将提高近1%。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四化”综合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影响，且各自影响程度不同，假设二成立。

（四）结论

实证研究发现，虽工业化为负相关，但从综合角度分析，“四化”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农村金融发展是负面影响，结论：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间接效应显著大于直接效应。

进一步分析相应系数发现，在“三化”与农民收入的长期关系中，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最大，农业现代化次之，工业化影响为负，与现实情况相符。据相关统计，201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4 025元，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的3 793元。

表11 对OLS回归后的残差单位根检验

由图3可见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高于经营性收入。城镇化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创造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工资性收入提高；农业现代化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但现阶段农业现代化发展较滞后，对农民收入影响有待提高；我国工业化迅速发展得益于农业和农村支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强制低价收购农业产品等价格控制手段促进工业发展，受户籍制度限制，我国工业化发展并未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一致，故工业化对农民收入影响为负；伴随全球信息化浪潮，农村信息化进展迅速，“信息下乡”“宽带下乡”等政策实施，有助于农民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促进生产，显著影响农民收入。

图3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化情况

农民财产性收入在十年内增幅较小，侧面说明农村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未发挥应有作用，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落后。农村金融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多年来“以农补工”发展战略造成农村投资环境恶劣，正规金融偏离农村现象严重。政策性金融机构未发挥实际功能，仅在粮、棉、油收购方面发挥作用，并未直接惠及农户；商业银行逐利性使其脱农化严重，大量减少农村地区业务，撤并县及县以下网点，农业银行虽保留营业网点，但大多仅从事吸收存款业务，不发放贷款；农村信用社因其在农村地区的垄断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积极性不高，因产权关系不明晰等因素，金融服务供给能力受到限制；邮政储蓄每年从农村吸收大量资金，发放贷款有限；对农村具有重要作用的民间金融遭到政府和监管部门排斥；保险、证券等在农村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

五、建议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间接效应显著高于直接效应。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转变现有农村金融支农、扶贫观念，重视农村金融的间接效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重视农村金融与“四化”的良性互动，加大金融对“四化”的支持力度和带动作用，提升农业现代化、农村信息化建设水平，实现“工业反哺农业”，推进和促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发挥农村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负效应，但不能因此否定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实证分析仅揭示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在促进农民收入效应上的不协调事实，应完善现行农村金融发展方式，防止农村金融资源流失。在政策上明确农村金融资金必须“取之于农，用之于农”，农村金融机构不再是“吸储机”；鼓励发展多样化、内生于农村经济、真正为农村服务的金融机构；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条件，建立完善监管体系，提升其促农增收的作用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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