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磊 王西 张宝文+

摘要：基于中国1997—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笔者采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检验了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驱动效应。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有正向效应，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亦然；分项指标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企业家创新精神有负向效应，对企业家创业精神有正向效应，金融、法律、税外负担及政府干预等四大制度环境提升了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效应；而地区腐败则逆转了该正向效应，具体体现在其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该交互作用对创新精神的正向效应整体而言未受影响。

关键词：制度环境；市场化进程；企业家精神

中图分类号：F123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810608

一、引言

企业家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熊彼特[1]对“创造性破坏”的论述，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后续的诸多主流学者基本对这一论断达成一致，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也实践了该论断。然而，企业家精神终究是一把“双刃剑”，其既蕴含着生产性的“正能量”又孕育着破坏性的“负能量”。那么，如何才能因势利导调动企业家精神的生产性行为呢？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性学者诺思[2]认为，制度环境左右着企业家精神，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使企业家的境况得到改善。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活动表明，制度环境较差则不利于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可见，如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激活并释放企业家精神的“正能量”且抑制其“负能量”的发挥是摆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研究命题。当前，在中国处于经济新常态的格局下，一系列文件、意见及战略的提出映射了政府已经意识到如何从制度框架的设计入手改善企业家面临的制度环境并引导其“常驻”生产性领域的重要性。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出：要打破制度的束缚、挖掘创新动力。国发〔2015〕3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也提出：设计有助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制度环境进而促进创新创业的发展，“十三五”发展规划建议也认为要通过完善制度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甚至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都需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来推动。来自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3]的实践调查进一步印证了完善的制度环境对释放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的热忱具有重要意义。回顾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其给予了我们重要的实践经验，正如鲍莫尔[4]所言，市场经济能够消除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可见，市场化进程无疑将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给，这对引导企业家精神的“正能量”朝着生产性领域释放至关重要。

目前，学术界基于市场化的视角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理论研究的代表性学者鲍莫尔[1]认为，市场机制的逐利性驱使企业创新过程常规化，市场的激励机制重点仍放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上以消除不利的激励机制。来自胡永刚和石崇[2]的近期理论模型论证了解除管制能够增加企业家的数量，同时他们进一步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市场化，市场经济的核心则是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上述论点从理论上表明了市场化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理论的提出无疑揭示了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续的学者纷纷从迥异的实证层面角度论证市场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实证研究的主流脉络集中在跨国层面、经济组织、地缘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典型发达国家以及转型经济体。跨国层面的实证研究而言，Andreas等[3]认为，经济自由能够正向显著地促进企业家创业精神或创新精神的发展。经济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OECD国家、地缘经济体涉及美洲内部相对贫穷的国家和非洲大陆，新兴市场国家涵盖了除中国之外的大部分国家，针对上述局部地区和国家层面的研究而言，Herrera-Echeverria等[4]认为，经济自由化为企业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对一国或地区的企业形成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转型经济体的研究聚焦于中国，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5]对中国的研究表明，市场化为企业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解维敏[6]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市场化进程能够推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并对企业家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国内外学术界在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方面可谓成果斐然，分别从差异化的视角剖析了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有学者基于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对其进行了研究，另有学者从政府的视角讨论了政府的规模、腐败与自由市场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然而，上述研究仅仅把市场化作为整体制度因素或者政府行为的一个代表性测度，研究仅笼统地讨论市场化对于企业家创业精神或创新精神的影响，并未综合且深入剖析市场化进程整体上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事实上，企业家如何活动取决于当时的经济激励机制，而制度就是激励，正如鲍莫尔[7]所认为的那样，自由市场制度能够自动为企业的发展扫除障碍，从而制造大规模创新和经济增长，这无疑激发了企业家精神的正向效应。可见，市场化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一环，对其研究的缺失无疑是理论上的一个瑕疵。后续学者尽管弥补了市场化研究的缺失，集中研究了企业家精神的活动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但是研究的角度仅限于跨国层面，且样本并未涉及到中国，对中国问题的单独研究更较少触及。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其市场化进程较为复杂，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程度如何？影响结果是否异化于发达国家的实践历程？现有国内外研究多从侧面探究到企业家的创业或者创新，鲜有学者上升到企业家精神的层面，市场化进程对转型经济体的作用机理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还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有學者研究表明，自由市场经济是创新的机器，但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需要具备一些外部制度环境，比如鲍莫尔[7]认为其与法治有关，法治的程度关乎市场化的作用。总之，在一国强有力的制度驱动情况下，经济自由才能够促进创业活动和创新的发展。那么，外部制度环境是否对中国的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产生影响？影响程度和方向几何？这些问题的思考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在中国处于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于践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贯彻政府对制度创新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要求、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宏伟目标、反思如何从良好的制度环境设计入手并确保市场化的活水滋润久违的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可能性贡献在于：第一，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从市场化进程的视角研究了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大都从侧面揭示市场制度环境对企业家创业或者创新的影响，对企业家创业创新的行为分析甚至未上升到企业家精神的层面，这使得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影响机理悬而未决，本文对此进行了弥补。第二，把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根植于微观经济学原理，设计了简单的博弈论模型阐述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往的研究集中于文字层面的描述或纯粹的实证层面检验，缺乏合理的微观机制作为支撑，这使研究的支撑力度欠佳，本文提供了初步的分析。第三，采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检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且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以往的学者研究集中于单一的静态方法，不仅未控制个体和时间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也未考虑内生性问题，显然结论难以服众且在稳健性方面表现欠佳，本文另辟蹊跷，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多个测度变量，并考虑逆向因果关系的影响，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第四，本文检验了市场化进程与外部制度环境的交互效应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前期的学者研究并未结合市场化讨论外部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这既偏离了理论又有违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活动，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尝试。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博弈模型设计

笔者参考韩磊等[7]设计的静态博弈论模型论述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微观机制。文中企业家精神仅限生产性领域，企业家精神的正向发挥、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革（单一或协调搭配式变革，下同）行为具有不确定性，企业家具备“理性人”属性，采用企业家努力生产与否来替代企业家精神。为简化计算和便于解释现实，笔者做如下说明：

首先，政府变革制度的概率为p，维持现状的概率为（1-p），政府税率恒定为α，政府收入为企业税收和其他固定收入（αX表示制度变革下恒定的政府其他收入，αY代表维持现状下恒定的政府其他收入），q代表企业家努力生产的概率，（1-q）表示企业家不努力生产的概率。

其次，若政府不变革制度，企业家努力生产，其面临的净收益为π1i；企业家不努力生产，其面临的净收益为（-π1i）。相对应的政府收入分别为（απ1i+αY）和（-απ1i+αY）。

再次，若政府改革现有制度，企业家努力生产，其面临净收益为π2i；企业家不努力生产，其面临的净收益为（-π2i）。相对应的政府收入分别为（απ2i+αX）和（-απ2i+αX）。

最后，企业家面临正净收益时会保持一种惯性，用κ（κ>0）来表示，惯性因子固定不变。上述π1i和π2i的数值在重复博弈过程中均恒定（即π1i=π1j；π2i=π2j；（i≠j，i，j=1，2，…，n）。

（二）制度变革的博弈条件分析

1报酬矩阵

（1）政府维持制度现状时，企业家努力生产，则企业家和政府的报酬矩阵分别为：

PMe1=∑ni=1（1-p）qπ1i（1+κ）i（i=1，2，…，n，下同）。 （1e）

PMg1=∑ni=1[α（1-p）qπ1i（1+κ）i+αY]（1g）

（2）政府维持制度现状时，企业家不努力生产，则企业家和政府的报酬矩阵分别为：

PMe2=∑ni=1（1-p）（1-q）（-π1i） （2e）

PMg2=∑ni=1[α（1-p）（1-q）（-π1i）+αY] （2g）

（3）政府实施制度变革，企业家努力生产，则企业家和政府的报酬矩阵分别为：

PMe3=∑ni=1pqπ2i（1+κ）i （3e）

PMg3=∑ni=1[αpqπ2i（1+κ）i+αX] （3g）

（4）政府实施制度变革，企业家不努力生产，则企业家和政府的报酬矩阵分别为：

PMe4=∑ni=1p（1-q）（-π2i） （4e）

PMg4=∑ni=1[αp（1-q）（-π2i）+αX] （4g）

2报酬函數

（1）企业家的报酬函数。企业家是否努力生产取决于不同制度环境下衍生的期望报酬，即依据于ΔPMe的大小。

ΔPMe=∑4λ=1Gλe（p=1）-∑4λ=1Gλe（p=0） （5）

经整理化简可得：

ΔPMe=∑ni=1（1+κ）i+（q-1）[（1+κ）i+1]π2i-π1i（6）

（2）政府的报酬函数。政府是否进行制度改革取决于不同制度环境下政府的期望收入，即取决于ΔPMg的大小。

ΔPMg=∑4λ=1PMλg（p=1）-∑4λ=1PMλg（p=0） （7）

经整理化简可得：

ΔPMg=α∑ni=1（1+k）i+（q-1）[（1+k）i+1]π2i-π1i（8）

（三）研究假设

对式（6）与式（8）分别求努力程度q的导数可得式（9e）与式（9g）：

ΔPMeq=∑ni=1[（1+k）i+1][π2i-π1i] （9e）

ΔPMgq=α∑ni=1[（1+k）i+1][π2i-π1i]（9g）

上述理论模型的结论可归结为：（1）若式（9e）>0，必有π2i>π1i，则式（6）和式（8）的经济学含义分别在于：与先前的制度相比，若政府未来的制度变革为企业家提供丰厚的净收益，企业家“理性人”的属性将会在利润的驱动下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企业家努力生产时（即q=1），其获得了政府制度变革溢出的好处。此时政府期望收入得到增加，其同样获得制度变革所溢出的好处。（2）若式（9e）<0，则π2i<π1i，则式（6）和式（8）的经济学含义分别在于：与先前的制度相比，若政府未来的制度变革效率更低了，囿于低效率的制度改革可能会带来“掠夺之手”效应，则企业家的净收益必然会减少。不合理的制度变革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减少了业家的期望净收益，引致了政府期望收入的缩水。（3）若式（9e）=0，存在π2i=π1i，则式（6）和式（8）的经济学含义分别在于：若政府制度变革前后的边际效率趋同，表现为企业家的期望净收益无差异，则企业家努力程度的边际变动不会引致任何净收益的增加。政府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进行制度变革却未给予企业家努力程度的任何实质性改善，进而自身的期望收入情况亦然。

上述理论模型的第一种制度变革的路径是任何政府都期望的完美图景，此时企业家精神的“正能量”才能得到激活并释放。显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趋于这种路径。事实上，中国近四十年的市场化进程为企业家创业提供了公平的制度环境并最终助推了企业的发展。如毛其淋和许家云[8]所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有助于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9]的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践调查也表明，政府唯有不断推进市场化等方面的系列改革，才能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事实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出才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蓝图。依据上述理论模型和经济逻辑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市场化进程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由上述理论模型可知，唯有良性的协调搭配式制度变革才能发挥企业家精神的正向效应，反之则引致企业家精神的破坏性，深层次的理论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上述模型的经济学内涵。新制度经济学开创者诺思[10]认为，制度是个混合物，既能改善效率也能抑制效率，制度的变革同时包含了这两种效果，制度的合力要么激励了企业的生产性活动，或者诱使了其非生产性活动。可见，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尽管自由市场经济是创新的机器，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需外部制度环境的有效配合，如鲍莫尔[11]提出的法律制度环境等。Batjargal等[12]认为，若制度环境低效率且不完善，企业家就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较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其将会被迫转入非生产性领域从事有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动，如腐败就可能抑制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迫使企业从事无关的非生产活动。若制度环境能降低企业家面临的交易成本、减轻制度的不确定性，则会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领域的驻存。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国内金融市场的渐进开放，资本市场正逐步发展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挥企业家精神的正向效应创造了良好环境。此外，法律与市场化进程并驾齐驱，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其能够确保企业知识产权的稳定、严格执行契约，营造有利于生产性活动的市场环境。再则，企业税费负担的问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13]认为其减轻也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毋庸置疑，上述理论及实证均表明了中国处于经济新常态和市场化转轨的复杂背景下，市场化与其他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于企业家精神起到一定的作用。依据上述理论模型和经济逻辑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包括金融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税外负担环境及政府干预环境在内的外部制度环境与市场化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正向影响，而地区腐败则对企业家精神产生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笔者构建计量模型（10）检验假设1，构建计量模型（11）检验假设2，模型设计如下：

Entreit=A1+A2Entreit-1+A3Marit+∑jj=1Aj×Xit+μi+ηt+εit （10）

Entreit=A1+A2Entreit-1+A3Marit+A4Wit+∑kk=1AkWit×Marit+∑jj=1Aj×Xit+μi+ηt+εit （11）

（二）变量定义

1企业家精神

Entreit为因变量，表示企业家精神，参考Audretsch和Fritsch [14]以及Beugelsdijk和Noorderhaven [15]等的前期研究，笔者从两个维度测度企业家精神：一是企业家创新精神（Entre1），采用专利授权数量的对数值测度。二是企业家创业精神（Entre2），等于私营个体企业的就业比重。

2核心解释变量与交互项

Mar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市场化进程，借鉴樊纲等 [16]的设计，采用其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对中国的市场化进行测度。该市场化指数包含了市场化总指数、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中介发育程度、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等五个维度。Wit代表金融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税外负担环境、政府干预环境及地区腐败等五个其他制度环境变量，Wit×Marit表示其他制度环境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项。

3控制变量

由于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众多，为确保控制变量的选取科学性和尽可能地减少遗漏偏误，笔者借鉴既往的研究，对相关因素进行了控制。具体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Invit）、外商直接投资（Fdiit）、基础设施环境（Iroadit）、国有经济占比（Soeit）、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Pfeit）及平均教育年限（Eduit）等6个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Xit表示。

4研究方法

笔者利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实证检验。为避免个体效应和时间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最小二乘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均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间趋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时，对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采用Drisc/Kraay进行标准误调整。采用 Arelleno-Bond AR（2）进行干扰项序列相关检验。由于Sargan-Test时有不一致性，理论上较好地过度识别检验一般基于Hansen检验进行。因此，笔者采用Hansen检验进行过度识别检验。上述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具体说明如表1所示。

（三）數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未涵盖西藏地区。此外，核心解释变量地区市场化进程、金融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税外负担环境及政府干预环境等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樊纲等[16]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被解释变量、地区腐败以及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1基准回归

表2中用企业家创新精神（IE）衡量企业家精神，用市场化水平（Mar）衡量市场化进程，采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分别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初始的企业家精神系数均符合显著性要求，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显著。在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趋势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影响，且通过了AR（2）和Hansen检验。简言之，上述检验结果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

2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的稳健，笔者还采用迥异因变量和四个市场化进程分项指标进行检验。

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稳健性检验，其它分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总体上均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效应，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表3给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Mar4）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初始的企业家精神在1%水平上显著且对企业家精神有正向效应，核心解释变量对企业家创新精神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对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具有正向效应。上述正负结果产生的可能原因在于，目前由政府和市场组合形成的资源配置结果不利于企业家的创新。诚然，如陈雨露[17]所言，在经济生活中资源配置的次优结果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协作。然而中国还未达到这种次优的组合，亦即现今的资源配置效率太低。可见，如洪银兴[18]研究的那样，只有确保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才能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此方能扭转目前政府市场关系的低效率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采用要素市场发育（Mar1）、中介发育程度（Mar2）及非国有经济发展（Mar3）三个分项指标测度市场化进程时，整体上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然而其影响系数相对较小，这表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空间无论要素市场、中介发育程度还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都需要深入地推进。总之，本文的假设1较为稳健。

3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采用不同变量的内生性检验结果整体依旧稳健。

市场化进程在影响企业家精神之余，企业家精神也会逆向对市场化进程做出反应，现实的表现就是非国有经济的逐步壮大，政策层面的表现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提出。这种逆向因果关系可能会对计量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为解决此类内生性问题，笔者进行了面板联立方程组的回归，尽管不能完全解决内生性问题，然而比单方程估计更能较为准确刻画两者真实关系。表4中模型（1）和模型（3）关键系数均满足显著性水平，且系统广义矩估计通过了识别问题和弱工具变量問题的检验，这表明即便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也存在显著影响，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假设1的结论。

（二）交互效应及稳健性检验

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市场化与税外负担环境、政府干预环境及地区腐败之间的交互效应；其他交互效应整体上均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效应，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假设2的检验列于表5—表7中。在表5和表6中，Mar_Td和Mar_Gi分别测度税外负担环境和政府干预环境与市场化的交互项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结果表明，除动态面板检验结果外，税外负担环境和政府干预环境均有助于市场化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发挥。动态面板不显著且符号相反的可能原因或可从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交互项系数窥见一斑。其系数都相对较小，说明税外负担和政府干预的改善程度并不是很大，这可能导致了动态面板检验的不稳定。表7中Mar_Lcor代表地区腐败与市场化的交互项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交互项对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具有负向效应，尽管动态面板不显著，但符号与其他结果一致。而交互项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影响复杂，且迥异的方法引致差异化的结果。可能的原因在于，腐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存在两者迥异的效应。此外，Meon和Weill[19]的研究表明，腐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依赖于制度环境。市场化作为经济活动中重要的制度变量之一，其必然和腐败相互交织，然而仅考虑单一的制度环境和腐败的影响并不能合理解释腐败和市场化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家精神产生何种影响，这可能也是导致腐败与市场化的交互影响对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作用方向悬而未决的原因。整体上，结果表明假设2基本上是成立的。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笔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总体上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即便采用迥异的市场化衡量指标，实证结果亦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市场化进程与外部制度环境的交互效应对企业家精神也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论整体上支持了笔者的研究假设。这意味着中国近四十年的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较为明显。然而上述影响系数相对较小，仍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这恰恰表明中国在推进市场化进程中涉及外部制度环境，比如法律制度环境、金融制度环境、税收制度环境、财政制度环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定等都需要协调推进，最终使企业家精神“正能量”地释放所需要的外部制度环境的边界达到最优化。

（二）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路径

本文的局限性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笔者仅采用专利来衡量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采用相关就业比重来测度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显然，上述指标并未完全覆盖企业家精神的全部内涵，未来的研究中，企业家精神的衡量精度和广度有待完善。其二，笔者仅考虑到了正式规则的影响，未触及制度环境中的非正式约束及其与正式规则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遗憾的是，如诺思[10]所言，非正式约束很难准确刻画，深层次的检验亦是困难重重。未来的研究将尽可能地寻求合理的方法定量测度非正式约束，同时探索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其三，本文的企业家精神鲜有触及到非生产性领域，而目前中国制造业领域的困境鲜明地揭示了在非生产性领域企业家精神异常活跃，自然而然的问题是：营商环境出现了什么问题？引导企业家精神涉足非生产性领域的制度交互机理怎么形成的？显然，对此问题的研究不足无疑是企业家精神领域的一大缺失，亦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经验研究的匮乏，未来透过良好的制度创新激发并引导企业家精神“永驻”生产性领域适逢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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