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一、“红利”的新源泉

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在原有的“红利”消失以后，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涌现。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体制，涌现是不可能的。

“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这表明，必须有新的体制，才能产生新的机制，新红利才会出现。新体制、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催生新红利，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资本不足，再聪明的创业者都无能为力。而有些场合，不怕融不到资，只怕融到资以后也不知道如何用好这笔资金。有眼光、有作为的创业者同其他人的差别正在于会不会用好手中的资本。

“红利”的新源泉也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那么，“新红利”的获得者是些什么人？他们就是亿万群众，就是千百万家企业，包括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

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新红利”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盈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主要是结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结构调整好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补短板、降成本、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这些都是改革的内容。

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不会谈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我们的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的，这一点上区别很大。中国改革难，就在于在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下，怎么样把中国经济形成一个重效率、重质量的发展方式，这是一个关键。而这个要成功是很困难的，必须投入比较大的力量。

举一个例子，改革怎样补短板，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补短板是以产业作对象的，而不是以企业作对象的。假设一个行业有三个大企业，补短板就是通过产业政策帮助整个产业创新、升级，而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否则一个企业改好了，另两个企业的短板可能更严重了。改革应是全局的。

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金融需要有效发挥作用，促进整个行业的改造。如果只给一个企业贷款，而对另两个企业不管不问，那么这两个企业就只会更差。所以说，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全局性问题，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要图太快。否则只是把个别企业搞好了，另外的企业垮了，结果还是与不改一样。降成本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企业的成本降下来了，这个企业可能就好了，但另外的企业怎么办？

产业升级与补短板，应该着重于产业，当前主要是制造业。服务业也需要改革，但制造业最重要。中国的问题，如果制造业没有全行业的产业升级，改革会始终是慢的。

三、中国正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

当前中国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这变化在什么地方？就是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

过去人家常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没了，廉价劳动力不够了，中国改革的红利也枯竭了，能够改的都改了，这些看法都不正确，中国正在涌现新的人口红利和新的改革红利。在人口红利方面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农村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城归”。海外留学几年回来以后报效祖国找工作的叫“海归”，现在出现了“城归”。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外出打工现在又回到家乡创业的，大概是500万人左右，但我们去调查了几个省，发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大概有上千万人，因为有些人回来不跟外面说，就没法统计到，自己开农家乐，办起了自己的果园。为什么会回来？有几个原因，比如考虑到夫妻长期分居会造成家庭的不和，小孩子长期没人照料没有父爱，家里的老人年纪大了，所以在外面工作了几年，而且交了一些朋友，积累了一些资本，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技术，就回来了。

我考察的几个落后地区都有“城归”回到家乡创业。在贵州的毕节地区，原来就单纯地向外输出劳动力，后来职业培训又输出劳动力，现在是出现了回乡的高潮。我们在毕节的七星观镇，发现了一些新建的面包房，做蛋糕、做面包，而且生意很好。贵州人本来没有这个习惯的，现在都学会了，小孩子过生日要吃蛋糕，老人生日了要送蛋糕，这样一个新的行业起来了。我们还看到农业方面，现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农民学技术热，进学习班，学农业技术。因为土地确权以后，农民有信心了，所以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家庭农场。过去没有家庭农场，美国、加拿大、荷兰、丹麦等很多国家有，中国没有，但是现在有了。老的在学，年轻的更要学。按照这样的观念，有些地方还感到土地不够。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本在变化，很多人把职业技术教育推到农民当中去了。这个巨大变化，大家想想，四千万外出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也就是一千万左右回来在家乡创业了。

我在陕西考察时发现，为了保证北京、天津用水的安全，汉江边上新建了丹江口水库，汉江水流进了丹江口水库。为了保证这股水是清的，汉江两岸不准用化肥、不准撒农药。最好不要种稻子，要种稻子的话，可以用有机肥料，不能用化肥，不能打农药。

汉江岸边好多县，其中一个县叫西乡县，它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它把岸边所有的土地开发出来种茶树，因为它是全国富硒茶的生产地。一听说家家不种粮食、不用化肥，改种茶树了，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因为种茶树需要劳动力。农民工回来以后种茶树，茶树不施化肥、不施农药，精心照料，种茶、收茶、摘茶、加工一条龙，劳动力需求量很大，这些劳动力都成了优秀的茶叶工人，就业问题解决了。

四、要对当前的创意、创新、创业有新认识

第二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创意、创新和创业。而且这个变化跟我们以前书本上学到的是不一样的。西方经济学里讲“创新”这个词是一百年前缘起奧地利，后来移居美国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的概念。但是一百年前是工业化刚开始，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他的观点能够说明问题吗？举几个例子。比如他说现在的创新还是跟过去一样。什么叫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叫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对我们来说，那是过去几十年工业化刚开始时制造业需要重组。但是今天这样行吗？远远不够，今天是信息重组，信息重组才有创新，不是单纯生产要素的创新。过去，把两个企业一合并就创新了。现在，信息不足不行。再比如说，过去的观点是如果你要创新，要看准发明家的发明，然后想办法买它过来，用到经济生活中，就成了创新。比如电灯，买到专利，我来办电力公司。今天不是这样，今天重在创意，无数青年人现在忙于创意，有创意是最要紧的，有了创意以后，资金自然就到了，因为很多资金找不到出路了，就在寻找谁能够提出新的创意。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这话有道理，但是远远不够。关键在思路的转变。思路不转变，失败永远是失败，会成功吗？不会成功。思路改变了，新的成功就来了，就会带动更大的成功。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现在成功是成功之母，这才是今天的创新。endprint

再过几十年以后，情况会是怎么样？很明显有一条，消费不是现在的消费模式，投资不是现在的投资模式，就业不是现在的就业模式，就业很可能是不要写字楼的就业，在自己家里只要有一个电脑，你的合同我承包完成。很多是会变的。还有企业家会有什么变化？今后的企业家主要是某一个新领域的引路人，不一定是现在这样的企业家。现在的企业家中有创新、有改变的地方，但同样有他不愿意改的。将来的企业家是引路人。这就是现在发展的新常态。认识中国的国情，你要对当前人力资本有新的认识，要对当前经济中出现的创意、创新、创业有新的认识。

五、宏观调控的方向

在新常态的过程中，不能没有宏观调控，但宏观调控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就是宏观调控是为了物价的稳定，这是最早的。因为货币流通量是重要的，要知道货币流通量多少，必须让它跟经济增长率相配合，所以宏观调控在控制货币流通量多少，如果货币流通量多了就会发生新的情况，新的情况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率的允许下发行多少。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这个观点把经济都捆死了，很多因素在变化，人们如果是死守着按经济增长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最后会发生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害处比通货膨胀还要大。

在结构性调整当中，一定不要再回到高速增长。高速增长在任何国家不能持久，中国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6.5%～7%就行了，说不定再过十年以后还在变呢。经济增长要去除路径依赖。“路径依赖”这四个字是发展经济学的名词，就是说走老路更保险。连猴子都知道路径依赖，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试验。一个笼子里关了几只猴子，挂几根香蕉在铁丝笼子外。猴子一看有香蕉就去抓，它一抓到香蕉，高压水泵就往下打，打得猴子痛极了退回来。试了几次再放，没一只猴子再去动香蕉。换一只猴子，其他猴子会告诉它你别去摸，它没有经历过，刚要去摸就被打了。以后猴子再放进来，就不会再去摸香蕉。这就是路径依赖。在今天的情况下，思想要解放、观念要转变，要打破路径依赖。

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在中国要谈宏观调控，主要是谈三个问题，第一，重在预调，发现苗头做在前面；第二，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第三，结构性调控，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一样大水漫灌。过去已经吃过亏的，大水漫灌的坏处是浪费了资金，精准扶贫就是滴灌的表现，一定要做到这样。

我们在贵州调研，发现毕节能够走到今天，跟宏观调控思想有密切关系。首先，重在规划，山上人要下来，不愿意下来，就盖几套房子在山下，让山上人下来住，试试看，是不是比山上好。这样慢慢推下去。房子要盖得符合要求，不然山上人以后又跑到山上住了。有下过山的人反映住那个楼一点都不舒服，不能养猪，也不能养鸡，小孩每天吃的鸡蛋都无法保证，所以一定要针对情况扶贫，即精准扶贫。

所以路子有很多，在中国的宏观调控的时候，一定要懂得精准。

六、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这个观点对吗？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别相信它。真正的陷阱是在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顶多2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多少国家，长期都在最贫穷国家之列。

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不可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界限，希腊当初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时，世界银行发电报祝贺，后来到了2万多美元时，希腊经济停滞、下降了，高收入一样也会有陷阱。再如日本，人均GDP到4万美元时就长期停滞不前。

世界银行提出的这几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存在着发展的制度陷阱。这些国家在前期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如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大地产制度，当初应该给解决而因害怕没有解决，越到后来越难动，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现在改就不行了。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别就难以解决。拉美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过办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大地主对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同意，结果社會处于绝望的状态，就出现了“极左”派，他们提出将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这样一来就受到政府的镇压，但是他们还是提这样的口号，结果社会就乱了，地下组织、“极左”派等等什么派都有，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社会危机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这些国家也知道技术不突破、不创新，没有办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国家派到美国学习的，后来自己考取美国、英国大学的专家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也不足，本来这些国家资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且老百姓的观念是旧的，仍然将房地产看作是第一财产，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里去了，技术创新谁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搞了，这样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要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包括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以避免。

《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长的通讯报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叫《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说，害怕的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认为中国GDP的增长不足担心。文章从中关村谈起，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个咖啡店在北京大学南面不远。这个咖啡店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每张桌子都有三五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这些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博士后、年轻教员，还有就是科研单位的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的是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这让记者想起30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国这些力量不可阻挡。文章登出不久，德国《镜报》记者也发来文章，说在中国有这种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关村，上海、西安都有，广东也有，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在加以突破，我们需要一个创新时代。创新的动力在广大年轻人中间。

因此，我们的改革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责任编辑 吴晓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