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宽宏

应该说，“不争”是杨绛先生一辈子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但是，在敌人面前，杨绛是“争”的。她的“争”，是由家国恨民族仇所激发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骨气的表现。当然，她的“争”也是讲究策略的，有时机智，有时横眉。

先看她的机智——

1945年的一天上午，杨绛在家听见有人敲门，她开门一看，是两个日本人，只好把他们让进来，同时说给他们泡茶，就三脚两步上了半个楼梯处的亭子间，不一会倒了两杯茶下来。她以倒茶为名，实际是为了把钱钟书一包《谈艺录》的稿子给藏起来。

那两人问她：“这里姓什么？”“姓钱。”“姓钱？还有呢？”“没有了。”“这里住的只你们一家，没有别家？”“只我们一家。”那两人反复盘问了几遍后，说要打电话，杨绛告诉他们电话在半楼梯亭子间的门口，他们就去打电话了。这时钱钟书的叔父在三楼听见日本人正用日本话打电话，就下楼来悄悄对杨绛说：“我看见他们小本子上写的是杨绛。你还是躲一躲吧。”于是她由后门出去避到朋友家去了。过了好一会儿，钱钟书的堂弟跑来，说日本人不肯走，要是杨绛不回去，就把钱钟书的两个堂弟给带走。杨绛想，出门这半天了，回去怎么应对呢？这时她忽见一个篮子装着十几个鸡蛋，就向主人借来提着，绕到自己家大门口去敲门，说婆婆的胃口不好，去买了些鸡蛋回来。那两人大声喝问：“杨绛是谁？”杨绛说：“是我。”“那你为什么说姓钱？”“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说着还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你们是找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