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坤

——兼论“庚寅本《石头记》”真伪之争

陈传坤

1927年胡适重金购得孤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1948年周汝昌昆仲录成一部副本，至今秘不示人。2012年天津新见一种“庚寅本《石头记》”残抄本，其中一条二十八字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初查不见于现存甲戌本，却雷同于录副本“附条”批语，“附条”问题由此引发红学界激烈争论。近日，甲戌本缩微胶卷“附条”照片公之于众，有关甲戌本“附条”存废之争、“庚寅本”真伪之争便有必要重新谛视与修正。本文据最新缩微胶卷核查结果，推考甲戌本原本“附条”文字应作于1930年至1949年期间，意在向胡适“表忠心”；1950年摄制甲戌本缩微胶卷时，胶卷保留了第一回“附条”贴纸形态、第四回末叶残缺状态，甚至胡适批注、周汝昌题识均一一摄入，但书后刘铨福题跋和俞平伯后记并无拍摄；1961年台湾出版影印本时，胡适撕毁一纸“附条”，现藏甲戌本原件仅残留“予艹”字样，模糊了甲戌本入手时的原貌。同时，本文证否了甲戌本“附条”制作者刘铨福说；但究竟何氏所为暂难遽判，仍待更多资料浮出水面方可定谳。

石头记 甲戌本 录副本 缩微本 附条 辨伪

1927年8月，胡适在上海从胡星垣手中重金购得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简称甲戌本《石头记》），并在次年作《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称“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故此1948年12月胡适飞赴台湾亦携此本而去，之后，甲戌本原件寄存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图书馆；2005年初，上海博物馆以80万美金从胡适后人胡祖望手中购回（一说从台湾方面购回），藏于该馆善本库房。

2013年12月，陶喻之查验上博现藏甲戌本《石头记》原件，发现第一回第十五叶背面上部果然有“粘贴纸条痕迹”，且残存“予艹（若）”一个半字，证实胡适原藏甲戌本曾被粘贴一纸“附条”批语，但余下文字显已失落。

2015年12月，项旋调阅美国甲戌本缩微胶卷本（简称缩微本），发现该缩微本第一回确有上述纸条失传前的完整形态，以及文字完整的“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的二十八字批语，佐证周氏录副本“附条”并非“齐东野语”。

本文所谈，即关于甲戌本“锁麟囊”中一纸“附条”引发的学术公案。可以说，缩微本“附条”完整存在，说明迟至1950年4月12日（承制方国会图书馆正式接收时间）“附条”纸条尚未脱落，而其上限时间则有待探讨。况且，项旋仅比对几个字就推测“附条”制作者乃清末藏家刘铨福，仍有商榷之必要。

职是之故，甲戌本“附条”究系何人、何时所作，胡适为何毁弃，其间究竟发生什么变故，诸如此类的问题尚未论定，亟待深入研究。鉴于笔者曾在“庚寅本”现身之初即参与交流，认为此本“实乃当代赝品”，后因不愿变相炒热赝品而不作争论。但俗言，“愚者百愚必有一得”，近日随着甲戌本缩微本等新证据的浮现，笔者略陈一己之见，恳请海内外方家指教。

一 新出“庚寅本”引发真伪之争

2012年5月，天津藏家王超在坊间购得一种残存十三余回之“庚寅本《石头记》”抄本，嗣后在孔夫子旧书网注册名“锦辉hj”，将该本复印件以每部680元的价格拍卖。此本一出，立即引来红学家刘世德等出手，围观者甚多。

不过，个别网友注意到，王超自称2012年5月购得，但其展示的几帧原本照片，显示拍照时间在2010年1月1日。网友表示，过了2月4日（立春日）正是2010年的“庚寅年”，那么“庚寅本”所标“庚寅”是否暗示2010年2月后抄成？对此，王超解释称，“2010字样是相机设置问题”。另有拍得复印件者还发现，“（庚寅本）这个‘抄本’一直在不断修改完善中”，存在拍卖几次后再加贴条的“穿越”问题，尤其是第三回目录“（荣国）府收养林黛玉”之“荣国”二字，拍卖前后几次照片显示都不一致。

对此，赵建忠2016年6月4日转王超意见予以回应，称：“主要是回目贴条开始有，后来不慎丢了。（王超有丢前照片）影印时责编根据照片补上了字，且涂成统一颜色。……造成丢前原件与影印时不一致（的）情况。”那么贴条是何时丢失的呢？网友发现，“荣国”二字，在2012年5月12日到6月15日的四次拍卖的照片中均显示是空缺；可是在6月15日至18日的第五次拍卖上，照片显示二字已被贴上了，“庚寅本”影印本亦如此。网友因此质疑，难道5月丢失的贴条6月又失而复得了？如果是这样，失而复得的东西应该倍加注意，怎么后来又再次丢失，以致2014年影印时不得不做技术处理呢？迄今王超不予回应。

这是后话，暂不去理。反正“庚寅本”甫一出现，即引来个别红学家重视。几个月后，梁归智在上海《文汇报》上撰文介绍，认定“这是一个清代抄本，其祖本为乾隆庚寅年（1770年）抄本”。从此，沈治钧、乔福锦、周文业等学者及广大“红迷”卷入争论。

图1 网上流传之“庚寅本《石头记》”拍卖图，装订孔边有“乾隆庚寅秋日”字样

2012年10月，梁归智在新浪博客上发文称，该本第一回一条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也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在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简称俞氏《辑评》）上查不到，在甲戌本影印本上亦无着落，却雷同于周氏录副本“附条”批语。

拔出萝卜带出泥，“庚寅本”这一特殊眉批的发现，让甲戌本“附条”问题浮出水面。2013年12月，陶喻之入库初步验证甲戌本原件，称“甲戌本上并没有这条批”。消息一出，一片哗然。但是五天后，陶喻之再次复检，“在甲戌本第一回第十五页另一面上部发现有粘贴纸条痕迹，残留‘予若’两字”。此证“附条”确曾在甲戌本原件上存在过，而“附条”具体文字则失落了。

图2 “庚寅本”影印本第一回“予若……”眉批，第23页

关于甲戌本“附条”问题，争论双方一时陷入胶着状态。但最早争论的“庚寅本”真伪问题，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沈治钧近作《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辨伪》一文认为“‘乾隆庚寅’字样乃现代人氏蓄意造假的作案标签”，并从版本校雠上举证24例，论述王藏“庚寅本”必定抄成于1956年之后，“有意篡改脂批”，“种种迹象显示，该本伪造于2010年前后”。

而目前，梁归智、周文业虽然承认此本根据俞平伯《辑评》初版整理而成，抄成于1954年之后，但是又称“不排除抄写者手中真有一部‘古本’，甚至就是‘庚寅本’或其录副本的可能性”，即不承认“庚寅本”是当代赝品。

二 “附条”存废之争升级

追溯起来，甲戌本“附条”问题的最早论述者当为梅节。在《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一文中，梅节率先提出周氏为交换庚辰本把甲戌本原件借给陶洙抄录的疑问，证据是陶洙涉嫌在甲戌本原件上留下“雪鸿之迹”：

胡适的甲戌本曾落入陶洙的手中，有几个方面的证据。第一，陶洙自己的记载。……第三，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下“雪鸿之迹”。……己卯本第一回甄士隐欲为雨村写荐书，上竟有陶洙校改的蓝笔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这使人怀疑现存己、庚本脂批，是否有陶某借汁下面的私货。……按：这条“予若……”眉批，虽为陶洙用蓝笔抄在己卯本上，但除此以外，不但在甲戌本各种影印本上找不到，而且在现存各种《红楼梦》抄本上均不经见，故让人怀疑陶洙涉嫌伪造脂批，并呼吁周氏录副本（指周祜昌、周汝昌昆仲1948年夏抄写之甲戌本副本）早日公布，以便查清问题。但周家人一再谢绝公布有关录副本此处的照片。

问题转机在一年后的夏季。2012年5月，网上开始流传天津王超新发现一种“乾隆庚寅《石头记》”十三回半抄本上，竟然亦见此条“予若……”二十八字眉批，但与陶洙补抄在己卯本上之眉批相比，仅存一字之差，即己卯本蓝笔抄作“也不至于”，而“庚寅本”朱笔抄作“亦不至于”。后来又发现，此批存在于1954年版俞氏《辑评》第51页之“［甲戌眉批］”条下，但1963年修订版《辑评》已删去了。由此，梁归智认为，这自然可以视作“庚寅本”从1954年版《辑评》中采择批语的一个“铁证”。

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周文业认为，《辑评》对于甲戌本批语的前后改订，除依据陶洙补抄之己卯本，还参考了俞平伯1931年“节抄脂砚斋评”之自藏戚序本。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譬如，周文业举证称，1954年版《辑评》出现了陶洙己卯本未曾抄录的一条甲戌眉批：

在1954年俞平伯整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庚寅本”中出现了陶洙己卯本没有的批语，即第3回中一条批语：

【正文】极恶读书。

【甲戌眉】这是一段反衬章法。黛玉猜度蠢物等句对着去，方不失作者本旨。

当时俞平伯手中没有甲戌本，为何俞平伯1954年整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时，会出现了陶洙己卯本没有的甲戌本批语？这只可能是由于俞平伯手中有自己过录的甲戌本前3回的批语……

但经笔者复核，发现其举证有误。其实，《辑评》1954年版和1957版均同于己卯本，并没有此条眉批。只是在1963年修订版时，《辑评》才于“黛玉亦常听见母亲说过”条目下加上此批（第54页）。根据俞氏在《辑评》“引言”文末声明，应是俞氏据甲戌影印本添补。

此外，周文业从1954年版《辑评》前两回遗漏三条陶洙所抄甲戌批语而推理“肯定是很仔细地参考了1931年他自己的抄本”云云，亦难成立。未知其逻辑何在。

图3 《辑评》：左图为1963年版，有此眉批；右图为1954年版，并无此批

对于周文业所谓俞平伯《辑录》曾参考其1931年“脂批节抄本”一说，笔者又找到其他三方面反驳证据：

其一，《辑评》“引言”自称所据“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本”，就是“我现在有的是近人（指陶洙）将那本脂评过录在己卯本上的”，并没一字提及依据其二十年前曾“节抄脂砚斋评”之戚序本。

其二，胡适确曾在1931年春夏将甲戌本原本借给俞平伯看阅，且俞平伯遵命做了一篇三百字跋语，但对于甲戌本评价甚低。所以他只是“节抄”，而非全抄，而且抄就抄在戚序本上，并未“宝之”。

当然，俞氏《辑评》也有自校，如甲戌本、己卯本“笔伏”，《辑评》改作“笔仗”；甲戌本、己卯本“词幻见山”，《辑评》改作“开门见山”等。此外，初版《辑评》也有自录讹误，如1954年版“三个假”，1963年修订版改作“三千假”；1954年版“其中因有”，1963年修订版回改作“其中自有”等，均依甲戌影印本回改。

要之，俞氏整理《辑评》甲戌本批语时，基本源于陶洙之补抄，并无参考自藏“节抄脂砚斋评”戚序本之迹象。明乎此，则俞平伯《辑评》误收又误删此批，并不能证明其在1931年是否见过此批。那么此批到底源于何处？是否可能存在陶洙补抄时“借汁下面”？因为陶洙补抄所据本子来自周汝昌之手，所以周氏录副本是否有此批，逻辑上就变得关键起来。

2013年1月31日，梁归智转发周伦玲的意见称“，周祜昌、周汝昌兄弟当年从胡适的甲戌本录副时，是抄写了这条批语的”，此批上行是“（附条）”，下行是“此后人批不必存玉言”，显为周汝昌所注。近日，梁归智又修正说，据周伦玲所传录副本此批照片，其在录副本上“真实存在形态”为（无标点，繁体字从右往左竖写）：

（附条）

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

此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

可以说，甲戌本“附条”问题浮出水面，为陶洙补抄来源澄清了是非；但是，上博现藏甲戌本原件，是否有此“附条”？又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2013年12月17日，陶喻之在上博藏甲戌本原件第一回第十五页背面，发现一纸粘贴痕迹并残留“予艹（若）”字样，但是脱落或撕下的纸条却渺不可寻。至此，甲戌本“附条”问题变得愈加扑朔迷离，有关“附条”存废之争逐步升级。

2015年12月，赴美访学的项旋调阅哥大图书馆藏甲戌本缩微本，惊喜地发现“附条”赫然在望，并且完好无损。对此，项旋撰文公布照片并重点介绍，推测“附条”很可能是刘铨福所写，推论“庚寅本”乃赝品等，不赘。

三 甲戌本“附条”实乃后人制造

项旋撰文业已指出，甲戌本“附条”最早提及者正是周汝昌本人。在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第七章“新索隐”之“贾雨村”条下云：

图4 美国国会图书馆1950年摄制缩微胶卷之“附条”

第九，婢为满洲某大家者；书中甄即贾，曹固满洲大家，颇疑即书中之雨村、娇杏也。雪芹极恶雨村，脂批屡言其为“操、莽”，为“奸雄”，又借平儿口骂为“饿不死的野杂种”。盖雨村由贾府而跻身显贵，人品既本不端，故后来定是“负义”（甲戌脂本附条墨笔评语）。谅后来贾家败事，雨村不但不救，反投井而下石焉。……

括号里的案语中，周氏明确提到甲戌本脂批有“附条”，而且是“墨笔批语”，这与录副本“附条”现存状态一致；且括弧号前所加引号之“负义”一词，确见于此条批语之中，当属可信。此外，从初版《新证》对此煞有介事的“本事索隐”，可见周氏当时应认为就是“甲戌脂批”，并过录在录副本上。

但是，正因此需要注意，1976年人民文学增订版和1998年华艺修订版《新证》，均删去全部第七章“新索隐”内容；而2012年中华书局增订版《新证》，据说因尊重周氏意见而恢复初版中“新索隐”内容，推后为全书第十章，但并没删去“附条”批语。可见周氏并没像俞平伯那样，一看到甲戌本影印本无此“附条”便直接删去。此情况或说明周氏对甲戌本“附条”记忆深刻，不再相信影印本保留的是原貌而删去此批。

但是，再看周氏在录副本“附条”之后的加注，却又与上述做法自相矛盾。据周伦玲证实，周氏录副本在“（附条）”二字及批语二十八字之后，还有周汝昌手笔“此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十字批注。而据考订，周氏录副本上所加括弧之处，应为周汝昌于壬辰秋（1952）任教成都时所作。录副本此处“（附条）”字样，当可循此例。因此周氏十字批注时间应在1952年秋季——但这已是录副完工之后的第四个秋天了。

那么记忆力和眼力都在衰退的周汝昌，凭何判定“此后人笔墨”且“不必存”呢？要知道，几年前撰写《新证》，周氏定性为“脂本附条评语”并因此生发一段本事索隐的，态度为何如此遽然转变？不免令人猜想，也许因为其知情。正如沈治钧持论的：“我们很难设想，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的红学新秀（1948年还是个燕京大学外语系本科生）周汝昌能够看出来‘此后人批（笔墨）不必存’，而资深红学家俞平伯（1931年是已出版过《红楼梦辨》的清华大学国文系讲师）竟看不出来。”因此，周氏批曰“此后人笔墨”，必有所依据或知根知底。

更为吊诡的是，周氏录副本上此处“（附条）”二字样和批语“予若……”二十八字皆系周祜昌抄写的，可是陶洙蓝笔补抄之己卯本上，却不见“（附条）”二字。由此可证，陶洙所见甲戌本，仅有批语二十八字而无“（附条）”二字，即应为胡适原藏甲戌本原件。故此，陶洙所借甲戌本恐非周氏录副本，而是胡适藏甲戌本原本。

或问，既然陶洙补抄甲戌本眉批来自甲戌本原本，而原本“附条”迟至1950年拍摄缩微胶卷时尚存，那么陶洙为何不加“附条”之类贴条？要之，陶洙从董康手接收己卯本之后，重新进行了装裱，也曾以双色笔补抄脂批并写了题记，明确指出是在无处可抄时才加以另纸。而不论是甲戌本还是己卯本，此处天头尚空，足以抄下“予若……”二十八字眉批，无需另加一纸补抄。

退一步说，如“附条”二十八字果真为晚清藏家所为，何须另加一纸抄写？试看刘铨福在甲戌本上四则题跋，均在原本上直书，并不用另纸附益。所以，项旋认为甲戌本附条“为刘铨福所书的可能性较大”，恐非事实。仅从项文所举五例字来看，唯有“能”、“翁”两字类似，其余“此”、“也”、“不”三字迥然有别，尤其是从运笔、笔锋和末笔笔势来看，不啻于南辕北辙。

不过，鉴定笔迹或印章问题确是很专业的学问，一般学者较难掌握，也易致误。项旋曾认为台湾东海大学所藏乾隆五十七年凝晖阁藏板《易研》卷三“上经”二十七叶天头有“万茂魁记”圆形印记及“本厂扇料”朱印，同于中国书店藏程甲本《红楼梦》第九十九回五叶天头之“万茂魁记”、“本厂扇料”印记，由此认定两者刷印用纸来源一致，即程甲本刷印用纸亦如《易研》一样，“（产地）极有可能在江西、安徽一带”。其实，该本《易研》印文作“芳茂魁记”，而非“万茂魁记”。一字相差，谬之远矣。

其实，与其说甲戌本原件“附条”笔迹与刘铨福的“非常相近”，倒不如说更类于俞平伯手迹。仅以甲戌本书后俞氏1931年6月19日“阅后记”题跋手稿来看，“若”、“辶”、“的”、“又（友）”、“亦”、“于”、“此”、“矣”、“至”、“似（以）”、“之”、“也”等十余字，两者在运笔笔势和字形结构上较近似，特别是“若”、“于”、“亦”、“矣”等字较像。即便如此，笔者亦不认为原本“附条”即俞平伯手书，盖因俞氏不可能先在1931年制作贴条，然后在《辑评》1954版收录而1963年版又删去也。职是之故，推论“附条”制作者或刻意模仿俞氏手笔。而与周祜昌手抄字迹相比，“附条”上的字体如“予（预）”、“若”、“至（到）”、“遇（过）”、“又（友）”、“矣”、“如”、“之”、“也”等，亦尤其类似，特别是“予（预）”、“若”、“也”字，几乎同一手笔。

图5 左图：中国书店藏程甲本第九十九回钤印“万”茂魁记；右图：《易研》卷三“上经”钤印“芳”茂魁记

图6 左图：俞平伯手稿与附条字迹比对；右图：周氏手稿与附条字迹比对（中间为“附条”）

此外，甲戌本书后刘铨福题跋均用语古雅，而“附条”二十八字措辞半白半文，亦可见“附条”文字非出于刘铨福手笔，也不可能是更早藏家所为。正如梁归智早期的判断：“‘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之表述，更像清代通俗小说中人物的话语，有清末民初的白话风格。”况且，“附条”既有大白话“这样的朋友”，便令人遐想鲁迅1933年对于“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调侃，“附条”用语大有刻意迎合胡适白话文主张，意在向胡适“表忠心”。因此，甲戌本“附条”文字不经意间流露出白话文运动的流风余韵，必然是俗语“我的朋友”流行之际，即1933年左右篡作的。而胡适1927年购藏甲戌本之后，先后有俞平伯、浦江清、罗尔纲、周氏昆仲、王际真等过手，且暂时仍不能排除陶洙（心如）、陈梦家也可能借阅，似乎每一人都有嫌疑。

在此不妨进一步推测一二。还在1948年7月22日，周汝昌写下《跋胡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于三日后寄送胡适，“请求指正，并设法介绍他报刊登”。对此，胡适并未应承，还浇了一盆冷水。他在周氏来信手稿中关于“白话文”主张的一整页“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并在次月7日的回信中批道：“你的古文工夫太浅，切不可写文言文。你应当努力写白话文，力求净洁……”

查周氏手稿，在胡适打叉一页上，原来有“雪芹作书于乾隆初年，只是自抒怀抱，应无预计务入后世《白话文学史》之心，其行文本多文白相杂……”等语，对胡适大著《白话文学史》极尽讽刺之能事。师徒交谊从此不谐，遂成为一段红学史上的学术公案。又，1948年9月19日周氏回函，称“我的文章写不到好处，是实在的，但自幼写文言确比白话来得习惯些”云云。亦可见，周氏自幼擅长的是文言，后来偏爱的是“行文多文白相杂”。此与“附条”措辞文白相间，既有文言“予若”又有白话“这样的朋友”等表述，可谓暗通款曲。

职是之故，“附条”制作者似乎已呼之欲出，但现有资料仍不足以遽断，亟待周家公布录副本此处照片，以资证伪或证实。

四 胡适因故撕掉甲戌本“附条”

迟至1950年3月，甲戌本原件上还存在“附条”，那么“附条”又因何而不复存在呢？对此问题，正反双方各执一端。沈治钧认为，录副本“附条”文字应为当代人伪造。他分析，俞平伯终其一生也没有亲眼看到过甲戌本附条，所以1954版《辑评》误录了陶洙补抄的这条批语，而在1963年修订时，又依据甲戌影印本删去，“这证明该附条产生于1931年6月之后，即1948年夏季及此后的秋冬之际”。细思起来，这或许暗指“附条”为周氏昆仲伪造。

而梁归智、周文业等认为，“附条”很早就出现在甲戌本上，可能是较早藏书者粘贴。近日，周文业又发网文论述，“甲戌本上贴附条者就是撕去一角上盖图章者”——即认为“附条”是甲戌本最早的藏家贴上去的，就是凡例首叶首行被撕掉的印章所有者云云。

其实，欲追究甲戌本“附条”因何不复存在，还与“附条”制作者何许人密不可分，这可从胡适的态度上看出来。既然周氏可以在录副本工作几年之后批注“此后人笔墨不必存”，那么胡适想必也能看出“附条”问题而有所反应。

实际上，胡适在推出台湾影印本的时候，已出于某种顾虑而对影印本做了一定限度的芟荑、修补工作。将台湾影印本与美国缩微本相互对比，似乎可大致推知胡适在处理“附骥现象”时的纠结心理。因笔者暂未核验甲戌本缩微胶卷的全部细节，暂以已核实的几个关键问题举例分析。

首先，台湾影印本已据他本对大幅残缺叶予以增补，而美国缩微本一如原样残缺。据胡适介绍，甲戌本到手时仅存十六回，每四回装订一册。因此，第四回末叶就是第一本的封底，胡适入藏时就已磨损半叶，第四回正文末缺损一面。查美国缩微本，此叶却依然保留残缺状，可证至少在1950年拍摄缩微本时，胡适未作补阙工作。但在1961年台湾影印本上，此处已有九十五字补抄：“事，自有他掌管……因此遂将移居之念渐渐打消了。”补抄之后低两格，有三行墨笔文字说明：

此叶下半叶“事”字起原残缺，胡适依庚辰本脂砚斋重评本补钞九十四字，又依通行校本补一“闹”字。

查己卯本，此处并不残缺，但是胡适一直没机会亲眼见到；而己卯本首次出版影印本，也是在胡适1962年2月去世以后。而庚辰影印本首次出版的时间是1955年，正是胡适在世之时，不过直到1957年胡适才得以见到，1959年才获赠一部。因此，台湾于1961年影印甲戌本时，胡适据以补抄，无甚不合历史之处。但诡异的是，此处明确说“胡适”补抄云云，但落款却无胡适之印章。这与胡适在甲戌本上补添文字必加印章的一贯风格大为迥异。

经查，原来台湾影印本此处补抄，确非胡适亲为，应为某人代笔。胡适档案馆藏周叔厚致函胡适云：“……又第六十二页背面，补抄九十五字，惜非先生亲笔，殊觉减色不少，亦未注明何人奉命代抄。他年考据家或将为此九十五字墨迹，大费考察了。”对此，目前尚不知出自谁人手笔，亦不知胡适如何作答。

可以说，在处理甲戌影印本补抄文字之时，胡适让人代笔而不做说明，似有鱼目混珠之嫌疑；而这种以假乱真的行为方式，亦与处理“附条”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此或佐证，甲戌影印本未尽依原貌，虽有“胡适”白纸黑字为证，也未可轻信。

图7 周叔厚致函胡适，论及代笔补抄问题

其次，美国缩微本与台湾影印本上呈现出来的题跋差异很大。比如，刘铨福、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都在甲戌本原件上写下长短不一的题跋或批注，在摄制缩微胶卷和制作影印本时，诸人题跋的去留问题似乎曾困扰着胡适。

众所周知，1948年夏，周汝昌在“先斩后奏”过录副本之时，曾在甲戌本上述残缺叶之后题写两行三十余字“谨识”，并钤“顨父”阳文方章，云：“卅七年六月，自适之先生借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周汝昌谨识（顨父），卅七、十、廿四。”

周氏在原本上写下这条“谨识”，无疑是想为自己的录副本留下一个“户籍证明”。回想当初师徒交往亲密之时，周汝昌曾将偷录甲戌本之事向胡适坦白，胡适并无不悦表示，爽口答应给录副本写一个题记。但世事难料，战乱之际，周氏录完副本后将甲戌本原本“完璧归赵”之时，却未得见胡适一面。尔后，胡适携带甲戌本和父亲遗稿飞赴海外，给周氏录副本写题跋之承诺就此落空。

1961年制作台湾影印本时，胡适将第一册末周氏“谨识”一页、全书后俞平伯“阅后记”一页、书末另纸三条胡适题跋等一起删去；但是，保留了全书后刘铨福跋语四则及胡适题记一条。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并无不当。因为胡适要把孤本甲戌本“真面目”揭开给世人看，要把他入藏以后的题跋等一概删去，正如他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中所称：“……我才决定影印五百部，使世间爱好《红楼梦》与研究《红楼梦》的人都可以欣赏这个最古写本的真面目。”其未刊稿《附：校勘小记》一文亦曰：“此本是一个很工整的钞本……我的意思是要保存这个甲戌本的原样子。”

可是很难想象，在1950年缩微本上，不但存有胡适之题跋，而且存有周汝昌“谨识”一叶，可是刘铨福四则跋语和俞平伯“阅后记”却无踪影了。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现象：如果周氏和俞氏题跋一起删去，可以说明是胡适为了保存甲戌本入藏之时的原貌而为；如果两者全部保留，也可说明胡适对两位经手人一视同仁；甚至说，仅仅保留俞氏跋语，也符合情理，因为俞氏题跋毕竟还是“胡适先生命为跋语”，而周氏跋语却是“先斩后奏”。但胡适却反其道而行之，保留了不该保留的，而删去了应该保留的。

那么，胡适如此做法，究竟是何微妙心理？其实不难推求。俞氏虽然是“命题作文”，但在行文中对甲戌本评价甚低，竟然称“然此书价值亦有可商榷者”，并举证三端论述之，甚至以怀疑的口吻反问道：“岂亦脂斋手笔乎？”俞氏这一答卷，自然大出胡适意料，与胡适当初命其题跋的初衷可谓背道而驰。故此，在拍摄胶卷时，胡适特意删去不存。

而反观周氏“谨识”，客观叙述，并无甚褒贬色彩，留下来传扬四海则可以赢得“提携后生”、“未尝自秘”之类美誉。总而言之，此亦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这一点也许是那些推重胡适人品、学品之“胡迷”所不愿看到的。

总之，以上有悖事理人情之做法，如果联系上述甲戌本“附条”问题，似乎也可以解释了。胡适在看出“附条”贴条之后，应该明白制作者的身份和意图。制作者并没有在甲戌本原本上涂鸦，而是用一纸随时可去可留而又不毁坏原本之贴条——如此示好之“附骥”，博君一粲，“我的朋友胡适之”谅必不会太计较罢？果然，胡适悄无声息地从甲戌本上撕去。此微妙心理正如请人代笔补抄半叶而借用胡适之名一样，大概出于某种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这正如沈治钧的推论，“胡适把它给撕扯掉了，理固宜然”。

（陈传坤，阜阳日报社编辑）

Discussion on Hu Shi’s Collec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n Jiaxu Version

Chen Chuankun

In 1927,Hu Shi bought The Story of The Stone Reevaluated By Zhiyanzhai at much higher price.In 1948,Zhou Ruchang brothers made a copy and kept it in secret.In 2012,an incomplete cop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n Gengyin Version appeared in Tianjin with words of if I can meet a friend like Shiweng,which can’t be found in the existing Jiaxu version,but similar to the recorded copy.Therefore,the attached script has become heated topic in Redology.The photo of the attached script in Jiaxu version was made public not long ago and the dispute ove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ttached script arises again.This paper deduces from the microcopy that the attached script in Jiaxu version was written between 1930 to 1949,showing the author’s loyalty to Hu Shi.When the microcopy was made in 1950,all these were photographed,including Hu Shi's annotation and Zhou Ruchang’s comment.When the photocopy was published in Taiwan in 1960,Hu Shi tore off the attached script and parts of the words are remained in the collected Jiaxu version.The mystery of the attached script remains to be studied.

The Story of The Stone;Jiaxu Version;Recorded Copy;Microcopy;Attached Script;Identification